國家認同重點在價值觀
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必定不能拋棄個別族群文化的多樣性，而個別族群的文化，必定包含語文、歷史和宗教。一個多元社會，單靠語言文字其實不足以形成認同上重要的基礎。
总结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的2019年，所展现寻找国家认同感的意愿非常浓烈，把历史上推至700年前，除了是扩大和深化国族源起的元素，也有助于一个新兴国家的不同族群和世代，思考彼此的差异与共同点。
近代很多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由于组成结构复杂，无论族群、宗教、文化甚至领土，都难免出现安德森所指“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处境，那么在政治上要凝聚共识，达到共同承担国家发展责任的目的，就不免要透过政策工具，形塑共同的国家意识。
这种形塑是极其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工程。在历史上，满洲人要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从外观上强制同一化，服饰与外观的改变属于文化的改变，文化的改变是心理改变的重要步骤，终极目的便是认同。清末国势日衰，民间反过来兴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声音，知识分子相信“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中国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剪掉辫子，他们甚至相信中国比西洋国家积弱，跟方块字有关，因此有必要废除方块字改用拼音文字。以强权介入达到国家认同目的，当然是一种方式，不过对建立和认同多元与包容的民主社会不会有帮助。
历史悠久的国家往往透过漫长过程形成民族认同感，这其中有数不清的正面和负面历史事件、人物，甚至内部族群的斗争，经过时间淬炼与沉淀，这些元素都在建构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化为共同记忆与历史内涵的一部分。
因此，公民对国家或国族的认同，不会单纯只依靠光荣、伟大的事物，而是多面向、多层次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虽复杂，但它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意识却对公民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由于承载了共同的历史经历，国族身份才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因此所谓国族身份认同问题，自然形成是最好的途径，国族内部可能需要经由互相争执、否定、反省与和解等过程，达成许多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强权威慑形成的共同体，近代最大例子就是苏联，在威权松垮后立刻分崩离析。
形成国族身份认同既是漫长复杂的过程，就不可能只由单一或少数因素代表。
简单来说，国族身份认同的形成要素至少应有几方面：一、共同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复杂，制度、家庭、教育、宗教以及人性，都有影响，多元族群与文化的社会，要形成共同价值观，如何坦诚面对彼此差异？能不能放下歧见让出空间？都会影响价值观的坚韧程度，而要坦诚交流，社会开放程度就要大。美国人口的移民比例名列世界前茅，这跟它它的包容、开放不无关系，但很多移民及移民后代深刻融入美国社会，则是真诚认同其价值观。
二、共同历史记忆。一个人群共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会形成彼此话题、论述乃至立场，无论同意与否，但至少能互相理解，这也是共同体的基础。
三、语文、器物等文化。一个多元社会，语言文字其实不足以形成认同上重要的基础。当然社会有方便沟通的共同语文很重要，但共同语文不是认同的必然。中国历朝历代，南方官员不谙北方官话是很常见的，文字就是国家沟通的工具，历史则是彼此认同的依据。
退休学者陈美英《英语、母语和新加坡身份认同》一文，对越来越多新加坡家庭讲英语感到欣慰和自豪，认为这是“关于身份认同、价值观和文化”的新加坡特质属性的展现。可是文章结尾又认为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做一个通晓多语的民族，不要失去双语的竞争优势。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english-mother-tongue-and-the-spore-identity
或许一篇文章无法完整表达作者看法，但今天实情是新加坡人对双语的掌握越来越倾向“语强文弱”。如果“懂英文”果真成了国人身份认同标准之一，有多少基层民众是不具备这一属性的呢？文章引述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颖芸对436人的调查，采样是否充分？结论是否扎实？恐怕都成问题。
本文要指出的是，作为多语言社会，新加坡市井民众并没有如作者所说那样普遍掌握好英文，社会上很多人对英文的掌握是半桶水的，更危险的是我们的母语水平同时江河日下。
有一点作者是说对的：“我们的世界有多大、多丰富和饱满，完全由我们的词汇所决定。”
在很多场合你都可以深刻感受，新加坡人的问题正是词汇贫乏。无论英文还是母语，如果比较复杂的一般对话尚且不能流畅表达，如何深刻思考问题？而如果一个社会很多人都不能深刻思考，那是很大的危机。作者意思大概是新式英语可以代表新加坡，但果真以新式英语普及化视为身份认同的成就，是要走向“菲律宾化”吗？
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必定不能抛弃个别族群文化的多样性，而个别族群的文化，必定包含语文、历史和宗教，英语作为共同语或工作语言，跟母语的角色比例分配，在新加坡向来不是单纯的语文问题。但即便具有政治使命，如何做到避免两败俱伤，是很严肃的专业课题，今日双语教育的局面已经需要认真抢救，这不是单一语文背景人士可以体会的。
过去半世纪凝聚起来的一些事物，如作者所说军中形成的教育内涵，至少在半数人口的男性思维中留下印记，还有在各种公共领域、法律部门所形成的规则，都可以成为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也是认同标准，一些旧时的共同记忆和成长环境也都是认同的基础。
这些认同基础，都不会因为使用的语文不同而削弱。如果一定要拿语文作为认同标准之一，那我觉得尊重新加坡是个多语社会，给每一种语文自己提升的空间，那份尊重的态度，更值得我们一起认同。
（原刊于2020年1月5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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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街头。（作者摄） |
总结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的2019年，所展现寻找国家认同感的意愿非常浓烈，把历史上推至700年前，除了是扩大和深化国族源起的元素，也有助于一个新兴国家的不同族群和世代，思考彼此的差异与共同点。
近代很多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由于组成结构复杂，无论族群、宗教、文化甚至领土，都难免出现安德森所指“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处境，那么在政治上要凝聚共识，达到共同承担国家发展责任的目的，就不免要透过政策工具，形塑共同的国家意识。
这种形塑是极其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工程。在历史上，满洲人要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从外观上强制同一化，服饰与外观的改变属于文化的改变，文化的改变是心理改变的重要步骤，终极目的便是认同。清末国势日衰，民间反过来兴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声音，知识分子相信“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中国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剪掉辫子，他们甚至相信中国比西洋国家积弱，跟方块字有关，因此有必要废除方块字改用拼音文字。以强权介入达到国家认同目的，当然是一种方式，不过对建立和认同多元与包容的民主社会不会有帮助。
历史悠久的国家往往透过漫长过程形成民族认同感，这其中有数不清的正面和负面历史事件、人物，甚至内部族群的斗争，经过时间淬炼与沉淀，这些元素都在建构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化为共同记忆与历史内涵的一部分。
因此，公民对国家或国族的认同，不会单纯只依靠光荣、伟大的事物，而是多面向、多层次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虽复杂，但它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意识却对公民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由于承载了共同的历史经历，国族身份才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因此所谓国族身份认同问题，自然形成是最好的途径，国族内部可能需要经由互相争执、否定、反省与和解等过程，达成许多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强权威慑形成的共同体，近代最大例子就是苏联，在威权松垮后立刻分崩离析。
形成国族身份认同既是漫长复杂的过程，就不可能只由单一或少数因素代表。
简单来说，国族身份认同的形成要素至少应有几方面：一、共同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复杂，制度、家庭、教育、宗教以及人性，都有影响，多元族群与文化的社会，要形成共同价值观，如何坦诚面对彼此差异？能不能放下歧见让出空间？都会影响价值观的坚韧程度，而要坦诚交流，社会开放程度就要大。美国人口的移民比例名列世界前茅，这跟它它的包容、开放不无关系，但很多移民及移民后代深刻融入美国社会，则是真诚认同其价值观。
二、共同历史记忆。一个人群共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会形成彼此话题、论述乃至立场，无论同意与否，但至少能互相理解，这也是共同体的基础。
三、语文、器物等文化。一个多元社会，语言文字其实不足以形成认同上重要的基础。当然社会有方便沟通的共同语文很重要，但共同语文不是认同的必然。中国历朝历代，南方官员不谙北方官话是很常见的，文字就是国家沟通的工具，历史则是彼此认同的依据。
退休学者陈美英《英语、母语和新加坡身份认同》一文，对越来越多新加坡家庭讲英语感到欣慰和自豪，认为这是“关于身份认同、价值观和文化”的新加坡特质属性的展现。可是文章结尾又认为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做一个通晓多语的民族，不要失去双语的竞争优势。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english-mother-tongue-and-the-spore-identity
或许一篇文章无法完整表达作者看法，但今天实情是新加坡人对双语的掌握越来越倾向“语强文弱”。如果“懂英文”果真成了国人身份认同标准之一，有多少基层民众是不具备这一属性的呢？文章引述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颖芸对436人的调查，采样是否充分？结论是否扎实？恐怕都成问题。
本文要指出的是，作为多语言社会，新加坡市井民众并没有如作者所说那样普遍掌握好英文，社会上很多人对英文的掌握是半桶水的，更危险的是我们的母语水平同时江河日下。
有一点作者是说对的：“我们的世界有多大、多丰富和饱满，完全由我们的词汇所决定。”
在很多场合你都可以深刻感受，新加坡人的问题正是词汇贫乏。无论英文还是母语，如果比较复杂的一般对话尚且不能流畅表达，如何深刻思考问题？而如果一个社会很多人都不能深刻思考，那是很大的危机。作者意思大概是新式英语可以代表新加坡，但果真以新式英语普及化视为身份认同的成就，是要走向“菲律宾化”吗？
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必定不能抛弃个别族群文化的多样性，而个别族群的文化，必定包含语文、历史和宗教，英语作为共同语或工作语言，跟母语的角色比例分配，在新加坡向来不是单纯的语文问题。但即便具有政治使命，如何做到避免两败俱伤，是很严肃的专业课题，今日双语教育的局面已经需要认真抢救，这不是单一语文背景人士可以体会的。
过去半世纪凝聚起来的一些事物，如作者所说军中形成的教育内涵，至少在半数人口的男性思维中留下印记，还有在各种公共领域、法律部门所形成的规则，都可以成为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也是认同标准，一些旧时的共同记忆和成长环境也都是认同的基础。
这些认同基础，都不会因为使用的语文不同而削弱。如果一定要拿语文作为认同标准之一，那我觉得尊重新加坡是个多语社会，给每一种语文自己提升的空间，那份尊重的态度，更值得我们一起认同。
（原刊于2020年1月5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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