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記得五四
社會的衝突往往是潛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公開公平的解決，而不是言論使然。中國近代史上的巨變，不肇因於知識份子的爭論，而是政治與社會的長期僵化使它走到必須發生變化的路口，反倒是後來，由於知識份子被脅迫禁錮不能發聲，而終於演變成更深沉哀絕的災難。 一场社会运动在九十年后犹自受到探讨、挖掘、纪念、反思乃至追溯，除了它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意义，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在记忆中发光发亮也发热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反衬出来的种种价值，使这场运动始终能够存续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在时代的巨轮下越发彰显它的辉煌，也随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投入梳理研究，让它多重和纠结的面孔越来越清晰剔透，在是非对错、价值、路线、手段、目的都越来越完整呈现之后，它也就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与民族记忆，从情感和理性上也越发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记。 五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标记。 五四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事件始，却前后勾连着新文化运动和国家体制走向等等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足以叫一个国家陷入不停的争辩，而事实上它也在随后的日子里，直接间接引起或伴随全中国走进喧腾不休征战不止的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之辩与体制之争，到今天都不能说有定论。 五四运动九十年来成就了无数研究篇章，至今余温不散，除了因为它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确实太过多元繁杂，也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之道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之路，其实至今仍在摸索中。 不过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意义，应该是读书人或知识阶层的投入。运动的发展虽然有强烈的反传统诉求，但在知识阶层参与这点上，它其实是格外彰显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怀和责任感。 这一层面也让我们看到知识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晚清到民初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文化与价值传统、个人与家庭关系乃至男女问题上，寻求各种解救、突破与变革之道，从西方和日本引入种种学说、观念和主张。虽然许多想法和做法在今天都已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是走了岔路歧路，但是诚如学者金观涛认为， 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足以作为否定运动的理由。 一个社会能容许自由表达、辩论甚至鼓吹某种观点，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当然社会的成熟度、政治的影响力、国民的认知和时代的局限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社会承受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