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陈词

鄧小平在1984年說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現在已經見效了”，所以他相信一國兩制可以用來解決港台問題，“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有理由相信，老人家心裡或許想著加上50年的過渡期，大陸在各方面都會變得更開放、更趨近與港台的制度。 他太樂觀了。 香港百万人示威的画面再次引起世界关注，也再次引发人们反思“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22年后的种种问题。 各种评论可以综合为两大类观点：一、支持北京政府和特区政府，反对“反修例”示威，其理由大致认同特区政府的说辞，即引渡可停止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修补法律的漏洞；二、支持反修例示威，主要理由是中国大陆司法不独立、人权记录不佳，反中共人士很可能被设计罪名由港府移交内地， 面对不公平的审讯或判刑。 双方理由都有所依据，但特首林郑月娥始终以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一个案例为代表，终究薄弱；港府也没有回应反对者关于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被绑架等案例；在条例内容上，没有在必要时足以实质抗衡中央引渡要求的机制，因此令港人难以相信这不是政治操作。 作为解决台湾和港澳与大陆统一的试验性方案，“一国两制”在近代史上容或有新意，但在历史上，这并不是完全创新的机制。 “一国”之下在不同地域采用有别于中央政府（宗主国政府）的全部或部分体制，这在殖民主义历史上普遍存在。殖民宗主国在不同殖民地，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采用不同制度以便于统治，做得最成功当属英国。最显著例子是香港直到1971年新的婚姻条例颁布后，才终结男性按《大清律例》纳妾休妻的权利，从此华人男子只能一夫一妻，但此前男子的妾侍和子女仍依《大清律例》享有继承权。 对殖民主义者来说，只要不冲击统治权，并不要求殖民地跟宗主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上采用相同制度，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过去的殖民地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宗主国，宗主国在猎取资源、拓展商业版图之余，也输出本身的软硬实力到殖民地。这种透过潜移默化方式影响殖民地人民的统治文化，以英国的“特别统治主义”为代表，日本殖民台湾之初，一度仿效英国在印度施行的这种统治方式，尊重当地原有习惯风俗。相对于其他殖民主义者实施全面同化的“内地延长主义”，英国这一套具有更深远的特殊意义。 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期，并没有太细致的设计，在被蒋经国拒绝之后，两岸其实都没有深入探讨其可行性。它用在香港作为一种试验，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