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陈词

        在人类历史上，开创者缔造的是关系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体系，而一般治理者建立的是日常运行的制度与规则。没有价值体系作底蕴的制度，往往沦为生产与消费的载体，所谓盛世容易流于物质成就，忽视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意义。而缺乏可靠制度支持的价值体系，则不免沦为空泛与虚伪，有赖执政者落实体制之中。         2013年年尾传来95岁的曼德拉逝世新闻，虽是意料中事，还是让全世界平添一抹阴郁。         曼德拉的去世引发全世界舆论排山倒海的关注与纪念，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时间默哀，数十个重要国家领袖出席追悼会。对于一个已经离开政坛十几年，在国际活动中消失许久的人物，世人的反应印证人心的公道。 　　人的伟大有很多种，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开创一个国家，为民族争取独立，为政党打造天下取得政权，建立一个有效运行一段时间的制度，以人格与道德的杰出感召国民，诸如此类，都在某种程度上会被一些人视为伟大，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都可能出现。 但超越一时一地与一两个族群的利益，能克制自身的欲望与权力，突破人性的局限，着眼于人类优良价值的高度，为人类示范一种看似难以企及的善，这样的伟大就更进一步超越凡俗，成为经典。         曼德拉正是这样的人。         南非在1948年大选之后，执政国民党将荷兰殖民者长期以来实施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手段明定为政策。但隔离统治手段从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乃至沙滩使用等全方位的区别待遇，一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反弹，于是一连串的反抗、压制、暴力冲突、逮捕拘禁、对抗，此起彼伏，终于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声援。         20世纪中叶是反抗殖民地统治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大时代，甘地在20世纪初从南非到印度发展出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后来包括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乃至翁山淑枝等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代历史上各种反抗压迫的故事中，当以黑人的奋起最悲壮。在长期隔离与分化下，白人统治者其实已经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两群人，相当大部分的黑人被驯服，认同自己低白人一等甚至好几等的命运。黑人文化批评家法农，甚至直指殖民地统治为黑人带来了特有的精神病。但 这样经由压迫导致屈服的精神状态，在美国黑奴时代乃至其他族群的王权社会同样可见。         因此，曼德拉等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对唤醒族群的自觉异常重要。然而

镜头外的文化焦虑 　　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民族，必然要做到对内部族群文化的尊重与利用。文化若因语言的衰败而持续低落不振，必然重挫一个族群的意志，进而伤及民族的凝聚力。如果靠威权维系，威权一旦崩塌或消失，民族与社会就很容易面对瓦解的命运。 　　本地电影《爸妈不在家》在斩获多个国际奖项后，在最近的台湾金马奖载誉而归，意外引发异族同胞在网络上表达异议。甚至有部分人担心华族文化的成就会造成少数种族更形边缘化。 　　这一茶杯里的风波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然而它所透露的其实是本地社会值得重视的课题，母语族裔对自身文化在本地发展前景的焦虑感。我们常在华文媒体看到的是对华族文化的关注，其实这一情绪应该同样出现在其他两大母语族裔当中。而随之衍生的课题，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到这个高度之余，如何看待个别种族文化与整体新加坡文化的未来。 　　看过影片的人，恐怕很难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部什么华人文化的电影，它其实非常好地呈现它的“新加坡性”（如果能这么表述）。不仅仅是混杂的语言，一个华族家庭的生活、习惯、应对问题的态度，都是本地人非常熟悉的方式。 　　 然而这样的情绪恐怕在少数种族当中不是孤立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里，我们有必要做出真诚而深入的反思，而不要继续假装大家都可以各安天命，满意自己的族群以及文化身份的既有状态。 　　当代儒学家杜维明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坦率地指出新加坡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注重以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而得出社会应该以英语为主的结论，导致华语华文遭到边缘化。而其实感受到边缘化的，还包括其他两大母语族裔。 　　曾经协助新加坡打造伦理教育课程，对新加坡文化与教育发展有长期观察的杜维明，对问题的把握准确而深入，令人难以回避。 　　我们的国家建设以经济和硬件发展为主，却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把容易看见成果的硬件工程做法，当做可以推而广之的有效手段，向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如法炮制。事实是很多经验显示，社会课题、文化与教育课题的处理，比规划一条高速公路，设计一个新镇，更加复杂而多变。 　　近些年来，我们常提起新加坡的软实力输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不久前写到，新加坡的软实力有七大支柱（Seven Pillars of Singapore’s Soft Power），其中之一是多元种族的和平群居，但

特首不能自己选，连一个期待中的电视台也要被刷掉，多年来许多的抗争、纷扰，毋宁都离不开捍卫曾经有过的自由意识。今天的港人更担忧的是中共无所不在的控制意识。 https://www.facebook.com/supporthktv 　　过去几天本地区最大最刺激的风暴莫过于香港真人版的电视风云。如果按照前几日当地舆情的沸腾与汹涌，今天下午中环的游行恐怕、也许、说不定会很壮观。 　　《电视风云》是亚洲电视在2000年制作的大型电视剧，讲述上世纪70年代香港几家电视台的明争暗斗。随着香港娱乐事业的没落，电视台也成为无线一台独大，风云消散数十年。没想到今天却以真人版本再掀风波。 　　这一次，梁振英政府真是始料未及，一个本来可以赢得人心的发牌措施竟成了点燃满城怒火的汽油桶，一个电视执照的分配问题，竟然酿成三天50万人在面簿冲击政府的后果。 　　本来这世界已经进入数码网络时代，电视这个百年历史的发明早已相对于新媒体，被叫做“传统媒体”。然而一夜之间，数十万港人竟借着新媒体在力挺一个旧媒体的存在。借用不久前才诞生的“马英九语法”：如果这不是时代的讽刺，什么才是时代的讽刺。 　　这一切，不单让一个落选的媒体受到爆表式的关注，更使得它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王维基，从一介商人几乎摇身变成媒体英雄。出身电讯行业的王维基，声称三年前受到港府官员的鼓励，积极投入新电视台的经营，如今一切成了泡影，悲愤难免。从已经完成的一些作品来看，不少港人相信这位在行销上以破格创意著称的“魔童”，对电视业确实具有理想和更高的创意。 　　数十年来，香港电视业一直是无线电视称霸，亚洲电视陪衬，后者更被形容为已经近乎零收视，却仍占据几个频道，经营权几度易手。无线则早已失去昔日光辉，不说比不上日、韩节目，连大陆节目的素质都令它瞠乎其后。 　　当地民间团体对于一个报章、广播、电影等媒体都很活跃的社会，电视业却长期萎靡，早在90年代就要求开放更多免费电视频道，但官方直到今天才做出决定。 　　然而这一决定，在三家申请者当中，两家上榜者老板都具有显赫家世背景，唯独呼声最高、已投入营运并做出成果的香港电视网络落榜，民众的担忧变成事实，霎时引发网络上的怒吼。最大的质疑是政治介入，而且是北京的影响。因为王维基曾在五年前短短的亚洲电视总裁任内说出“不会做中央十台”的话，香港社会普遍解读这是他的港视

怀抱天下、关心社会民瘼是华人商业历史的精华，过去在中国海内外，包括新加坡的例子多不胜数：毁家兴学、实业救国、扶贫施药、赈济灾民。对大企业家来说，多赚少赚一些已经没有分别，而持续创富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成为企业家境界高下的依据。 　　一名企业家“戏说”要给洗碗工3000元月薪，在城中被炒了一轮，成为坊间笑谈，也让社会底层劳工的收入再次引起关注。 　　最近以来，各界不断听到为低薪工友及相对低收入的职工加薪的各种建议与动作，从（区区）50元到50％的幅度都有，印证林崇椰教授不久前提出给低薪工友大幅加薪的建议，其实符合社会的期待。 　　最近听到一个小餐厅老板在抱怨，说新加坡人被宠坏了，所以请不到工人。这段近期变得耳熟能详的话，来源似乎已不可考，但确实在不少老板和官员口中重复着。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声音指出，薪水太低造成工人无法接受工作。长期以来，坊间都有人在抱怨，甚至不时有人投书报端，表示向有关部门申请安排的工作，薪水低，地点远，难以兼顾家庭。 　　对接误差造成求职与职位空缺现象并存，不完全是执行上的漏洞，从基层的反映来看，这更可能是期望上的落差。这样的声音存在很久，基层劳动者的待遇多年来始终没有相对应于经济增长而提高，当“请不到工人”的声音成为大量引进外来劳力的支撑依据，而另一方渴求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待遇一再落空，社会矛盾因而积沙成塔，从潜在化为具体，从无形走向变形，终于冲破社会表面的和谐。 　　一个工会实力庞大的社会是如何导致基层心声的走调甚至陷于静默，社会整体劳工政策的取向依据为何，这都是值得社会学家探讨的课题。然而现实所呈现的是部分企业界无视经济成长与整体人均所得逐年提升，长期依赖低工资劳力供应来创造企业的业绩。 　　这一现状固然与低工资劳动力容易取得有关，更值得深思的是企业家如何看待自己赖以成长、发迹与扎根的乡土。 　　我们现在看到，低廉劳动力源源供应的副作用，一方面是在累积底层人民的悲哀与怨气，另一方面其实是把老板宠坏了。 　　长期以来，最低工资被打成洪水猛兽，但无底线的低薪其实是宠坏了老板的胃口。当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撑起尊严的时候，各种资产价值节节攀高其实是对越来越富裕社会的讽刺。 　　金融风暴让世人对当下的资本主义进行大量反思。 对信奉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它不仅是让经济运转最有效的机制，也具有内在的道德原理与秩序。 　　作为资本主义运作的

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必须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然而它面对的是没有疆界与范围的对象，只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更多的控制手段，意义都将令人存疑。 　　又有一个国家说要管制互联网，越南最近宣布从9月开始，限制博客和社交媒体提供或交流个人资料，并禁止分享新闻信息。在所谓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类似的行为与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 　　大数据概念过去一年被全世界越来越频密地讨论，去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首次发布报告，将“数据”视为新一类的经济资产，就像货币和黄金一样。 　　根据研究，去年全世界每天产生2.5艾字节（quintillion bytes）的数据资料，并且随着互联网与各种移动平台越来越广的拥有率和应用频率，这数据正不断叠加扩充。 　　以中文来说，上列数目只能以“恒河沙数”四个字来形容，1 quintillion相等于1的后面加18个零。因为移动平台技术的不断改进，公开数据也不断扩增，它一方面对人们了解世界提供更多的渠道与便利，另一方面对需要做决策或决定的人，也有了前所未有更多元也更直接的参照。这是“海量数据，弹指联通”的时代，而能进入这一切数据中间综合掌握并加以利用的“功夫”，其实就好比佛家的“顿悟”概念。 　　当然，统和运用数据的不是顿悟的禅师，而是日益提高、强化的网络运算技术。 　　大数据对企业的商业运转、市场策略、行销部署，以及客户服务等等，都有明显的重要性，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动力、产业转型、创意开发，乃至社会服务、官民互动，也都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教授布莱恩卓佛森（Erik Brynjolfsson）比喻，大数据的出现就像400年前的显微镜，可以细致地量度人的行为与情感，在商业、经济乃至其他领域都有助于企业主和政府做出更多基于数据与分析的科学决策，而不仅仅依靠经验和直觉。有报道指出，谷歌上查到的有关美国房屋销售的趋势，比房地产分析师还准确。 　　而这个趋势当然是中性的，它所带来的利弊，视乎受影响的对象。我们这几年也看到，不同对象的应对方式有天壤之别。美国选举千方百计要加以运用的是大数据，中国维稳千方百计要加以管制的也是大数据。而美国除了用于正面，也试图用在监控民众。 　　美国的顾问公司预测，美国今后还需要十多万个数据分析的专才，以及100多万名能够运用数据的经理人。早在

魅力领袖的特质有助于翁山淑枝团结在野势力，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特定作用。但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让理想与现实不完全脱钩，为新兴国家的民主政体提供一个受尊敬的新版本，也许她在漫长的软禁期间，曾经拟过草稿。 　　近年来，天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备受世界瞩目，投资者与战略家的脚步接踵而来，一个封闭多年的富饶之邦在世界经济元气还未复苏的时代，迅速成为人们定睛聚焦的垂涎目标。 翁山淑枝的新加坡之行再度让这种关注加温。 　　在二战之后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里，除了陷入共产烈焰者，一般总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民生与经济进展，但缅甸却在军阀的枪杆子暴力下，比一些国家走得更坎坷。原本堪称东南亚小康的国家，如今近乎一穷二白。 　　长期与军政府关系良好，曾与毒枭坤沙齐名的鸦片将军罗星汉，在缅甸建立了以多项基础设施为主的庞大事业王国，他一年前接受前中国时报东南亚特派员梁东屏专访时说，1960年代的缅甸是东南亚最富裕国家，闭关50年却沦为数一数二的穷国，这使得现任总统登盛等军方背景人士与民主派都很清楚，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避免再度走错路。他因此肯定地说，这次的改革是真的，2015年的大选也不会再像1990年那样，民主派的胜利果实遭到暴力吞噬。罗星汉本人相信翁山淑枝的全民盟将在下次大选中胜出，也将能顺利接掌政权，因为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他也相信翁山与登盛双方应该有了不会算旧账的共识。 　　令人好奇的是，在几十年的独裁之后，军政府近年来朝民主化、自由化的转向之大，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虽然罗星汉发出那么肯定的“觉悟说”，但缅甸内部也有存疑派，“全民盟”第二号人物、83岁却吃了20年政治牢饭的温丁就在专访中坦言，说不清楚军政府为什么会“突然转向民主”，全民盟秘书长丁吾则相信是军方了解翁山的偶像作用，只有让她出头，才能让缅甸重新进入国际社会，推动军方想要的议程。 　　无论如何，全民盟决定借力使力，顺势崛起，在抵制2010年大选后，毅然投入去年国会的补选，一举拿下44席（仅占下议院议席的一成），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却也让人更看清民意所向。 　　一年多来，随着国际社会的大量支持行动，翁山淑枝和全民盟似乎已经对形势的稳健发展更有信心。 　　翁山淑枝在新加坡说了很多话，都大有深意。例如她呼吁国民回国，因为全民盟面对严重的人才断层。没有人才，将难以在两年后——几乎可以假设将胜选——组成具有实力的政府，应对百

实际上，行动党把自身的思维碰撞、多元化历程公诸社会，将有助于全民看到它因应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积极性。但这一透明化过程，必将要伴随其党内的民主化，只有领导层的民主化才能让行动党真正走上党内核心多元化的道路。惟其如此，改革才可能真正来自于民间，立足于民间。 　　全国对话秘书处和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调查，根据取样标准和数量来看，应该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在主要数据方面，国人的诉求以就业、医药和房屋为主，确与一般认知接近。而调查对照政府近期所做的政策改变，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似乎更印证若干政策的转变是为了顺应民意。 　　2011年大选之后，总理和几位部长先后表示：确实听到了人民的声音，也知道民众的诉求是什么。于是两年来，从外劳缩减、移民限制、提高基层员工薪金、房地产调控、教育改革、医疗福利放宽到交通改善，许多政策与措施接二连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不但引起舆论的热议，也被视为选举带来的政治气候变化。 　　对照过去人民行动党政府强调了几十年“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这个“变化的年代”容易引发更多的关注。有些现象其实也值得进一步深思。 　　例如，过去说不受民意影响而不改变的政策，现在如果改变了，还是不是最好的政策？过去从财政、经济发展等等角度认为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了，会不会引起什么不好的后果？ 　　而紧接这些问题之后，人们会继续追问，如果改变不会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过去不行？如果改变可以变得更好，为什么现在才做？ 　　在很多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向多源于政治力量的消长，包括执政党的替换。然而在新加坡，半世纪以来的所有变化，都来自行动党自身。外人很难理解，行动党过去在面对民众诉求与不满的时候，在内部如何对政策与民间的反应进行分析与评价。 　　从过去的反应来看，民众会感觉许多事务与民意甚至专家的意见背道而驰，却迟迟不见改变，甚至必须年复一年听到官方为它辩护的论调。信手拈来的例子就是小学分流制，整整拖了25年才成功废除，2008年废除之后，民间反应一片叫好，更证明那是个迟来的正义。 　　对民间来说，套句台湾俗语，这种现象叫“歹戏拖棚”，然而更严重的是，这一政策对多少年轻人造成伤害，根本无从估计。而其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25年来是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又有哪个部门做过评估？ 　　由于长久以来都以“不向民意低头”为最高原则，行动党政府对

　　   这一命题之古老，就在于它涉及人类权力与国家机器的规范、制约问题；而其全新之处则是出现仅仅20年的互联网，已经到了一个分界点。看似自由的工具，却可能因操控者地位的不平等，出现反作用，造成另一种隐藏的恐惧感，让自由与控制的角力进入虚拟世界。 斯诺登流亡的悲剧延续五年前阿桑奇引发的效应。 　　斯诺登流亡的悲剧延续五年前他的前辈阿桑奇引发的效应，在互联网更深刻影响世界的今天，激发更深层的反思。这场反思不应该也不允许我们在一个引渡令发出后，简单把事件归类为背叛雇佣契约、窃取国家机密或者叛国，而冷眼旁观一名30岁青年的逃亡过程，就像观看一场制作精良的好莱坞大片。 　　这一事件不能看成仅仅关乎美国法律的司法案件。虽然在表面的层次，可以轻易列举他所触犯的条例，据报道至少包括两项间谍罪及一项窃盗罪，总共面对的刑 责可达30年监禁。 　　然而美国政府在事件中面对的是更大的理亏。借由网络秘密监控深入数百万民众（且不说外国）的隐私之中，无论理由是反恐或国家安全，都不够说服力。 　　如果试着回归到网络时代前的环境加以描述，警察部队为了逮捕潜在的私会党，在每个住家外派人24小时监视着，不许你关窗关门，因为要清楚看见你客厅、厨房、卧房甚至厕所的动静，不许你窃窃私语，因为要清楚听到你在说什么。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虽然全社区的安全很重要，但请你先用其他法律手段证明我干了坏事然后一举把我逮捕，否则就是无谓的骚扰，何况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起了坏心侵犯我家呢。我尊重你是警察，但我也知道你只是需要吃喝拉撒的人，不是道德无瑕的神。 　　反对大规模监控的理由说白了就这么简单。斯诺登在与英国《卫报》的访谈中清楚表示了对政府这一作为的不安。 　　这一不安引发的连串举动，其实开启了古老却又全新命题的最新争辩。 　　过去，国家、君主曾是民众难以违抗的效忠对象，但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发展，使得国家存在的意义、政府存在的目的被论述得越来越清晰，人民的权利、地位越来越受到尊重与肯定。这一方面是靠着人类思想精英建构的理论与论述架构，产生启蒙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少数行动精英以持续不懈的意志力，在不同的牺牲与抗争中，打破重重壁垒和障碍，所达致的成果。 　　这些成果的最具体表现就是个人肉体上免于轻易受到权力与暴力的侵犯与损害，精神上免于被侵犯与损害的恐惧，因而人人可以获得基本的

中国结 中国早点 黄浦新陈 今天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慨叹10年前的期待落空，甚至为若干倒退而大感失望。如果领袖人物不能具备足够的智谋与勇气突破体制缺陷，甚至打倒体制中的有害细胞，体制必将反螫个人。 　　最近，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肯尼迪学院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的一项研究报告受到中国媒体不少关注。 　　报告题目是《中国世纪？美国为什么仍然有优势？》（China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内容指出舆论普遍相信中国崛起并且很快会超越美国的想法，存在很大的误区，也解释为什么对“美国衰弱”的忧虑是错误的。其中着墨甚多的是经济领域。 　　贝克利指出，经济规模本身并不必然使中国成为超强，很多人把规模当作实力，而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19世纪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打击时，它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也是举足轻重，甚至超过对手很多。尽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8%，今后20年仍将保持平均7%的增幅。 　　在国家债务占GDP比重方面，中国公开数字仅为19%。但中国经济一个隐患正是实际的债务比重，研究认为，如果把发给地方政府关联企业的都考虑进去，中国债务占GDP比重可能高达75%至150%，超过美国甚至一倍。 　　深究中国经济内容的含金量，报告认为美国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中国虽然科技产品出口很大，但科技含量不高，绝大多数出口公司也是外资。 　　质疑者可以轻易从反华或唱衰中国的角度看待这样一份报告。但它指出的一些事实却是不得不承认的隐忧，正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现象表明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正逐步消失，其中包括廉价劳动力，充足的水源供应等等。 　　最大的隐忧则是人口老龄化。在国民平均所得尚未提高之际，中国已经开始面对人口老化的困难，这是很多中国本土专家长期以来都指出的。中国人口在1949年约5亿4000万，30年后，这个数字剧增到9亿多。换句话说，那30年间出生人口多达4亿，并且将在未来20年进入老年。根据联合国推算，中国在未来几十年，15至59岁的青壮年就业人口将逐步减少，逐渐与老年和幼小儿童的总人数接近。 　　贝克利的报告指出，未来20年，中国将有3亿申领养老金的人口，到2040年，工作与退休人口比例将达到2比1。这是惊人的比例，今天不少独

繁花 中国早点 黄浦新陈 全世界经济都在过冬，中国要思考的是政治体制如何找到下一个繁花盛开的春天。 春天 　　这是百花盛放的季节。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花儿在绿色背景里一日日地绽放，分辨得清楚与不清楚的色彩，为人间妆点视觉上的喜悦。 　　这是色彩的季节，没有花季的赤道国度，无从体会春来百花乍放的惊喜，以及苦寒渐去内心苏醒的欢愉。 　　三十几年前恶夜崩塌，大地回春，民族生机得以释放。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神州大地从一片蓝蚂蚁的世界蜕变成五光十色，流彩斑斓的花样人间。 　　相对于过去的全面禁锢，这三十几年被释放的不仅是生产力、创造力，思考力以及传统上的经营和商业精神也全面复活。 　　这一巨变相对于从清末转入民国，其实影响更加深远。历朝历代对人性与思想的钳制和扭曲，恐怕没有像这样全方位而深入，以至今时今日还有不少人表示怀念。 　　借助纪念辛亥百年，近两三年来，中国知识界掀起广泛而持续的民国热，热力所及，不但对蒋介石父子产生“拨乱反正”的评价，还延及民国其他人物；此外，今天台湾的种种，也常常经由媒介和越来越频密的交流，被正面扩大，很多人不吝于表达对台湾的好感甚至羡慕，以对照大陆当下的人与事。最新的例子，莫过于韩寒台湾行刮起的《太平洋的风》一文。 盛夏 　　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夏天以荷花为代表，百花都爱点缀人来人往的道路、公园，享受人们的赞美、玩赏。荷花钟情湖水，静寂孤独的湖面，有了荷花更显富饶大气。欧阳修就说：“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 　　思想牢笼的打破与创造力的解放对古老民族来说不是易事，但在全球化的广泛经验参照下，路也不是太难走，并且在短短一代人时间里走得越来越顺，乃至虎虎生风。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是国力展示的最高潮，不仅表现在规模，更在于全世界的参与其盛。 　　这个时代，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购买力、移民、奢侈品市场，还有人民币。 　　但与此同时，文化与民族的缺点、弊端也伴随市场和体制的力量迸发出来。炎热火红的太阳底下，人性丑恶面如潮水涌动。当然这也可能是媒介的多元化便捷化，使得相隔百里千里的人群“分享”了不同地域的恶，不过体制与传统结合所形成的官民对峙、贫富差距等现象，却是在新媒体时代前已经普遍存在的事实。于今尤烈。 　　这波汹涌的市场和商业大潮方兴未艾，来自海内外的弄潮儿前仆后继，成

经济建设止不住改变的风 这两年来吹遍全球的自由风，都是掌权者无视自己已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坏皇帝”的事实，在经济滑坡、分配失衡、失业率上升、权力节制不足、科技发明等因素结合下，一触而发。 　　走在上海街头或北京商场的外国旅人，一定感觉社会的繁荣与富裕。对比邻近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京沪两地的人均国民所得属于高端，市容更不用说了。 　　但中国领导人也说过的，这两个地方不代表中国。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商业大街、XX广场、XX天地，不代表中国。但那些欣欣向荣、高雅富贵的地方确实出现在中国城市里，而且越来越多。 　　它们代表中国的兴旺发达，还有对世界的吸引力。 　　市场规模形成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龙苏醒”的认知，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带动亚洲对世界的影响力；对外投资越来越多，也让世人听到仿如过去日本崛起的脚步声。 　　还有一种脚步声也让世人察觉到了。移民的步伐走向全球，并且没有随着国家的富裕而放缓，反倒越来越多。 　　很多富人走出去的理由是寻找安全感。一个上海律师告诉笔者，曾有全国知名的企业家来找他咨询。企业家已经收到入籍新加坡的批准信，但内心还在挣扎要不要接受。他最大考虑是作为中国公民，对庞大的资产和全家的人身安全，不知何时开始竟产生莫名的恐惧感。他问律师，拿外国护照在中国做生意，是不是比较安全？ 　　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官场生态及官商互动有深刻体会。长期以来不时传出企业家遭到地方政府甚至少数官员对付，企业或财产遭殃的事情，有些被报道出来，更多则石沉大海。 　　浙江某市一名入了新加坡籍的当地商人，就因为地方官员换了人，先前因“招商引资”而来的投资被认定违法，打了几年官司，被罚近千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事件多如牛毛，商人钱再多，还得怕地方小官员。 　　清末李鸿章说，中国面对西方的处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今日商人的处境来看，过去富可敌国的沈万三、胡雪岩因得罪官员而倒霉的情况，倒是“数千年未有变之局”了。 　　今日中国学者刘吉接受本报专访时就说，现行中央集权体制事实上与两千年来的郡县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能改变现状开创新制的，显然比创造经济奇迹更值得传颂千古。 　　官权太大、法治不彰、缺乏制衡的体制，甚至给官员本身也带来不安全感。年初发生的重庆变局，尤其给许多中下层官员带来冲击，高层官员和国企领导大量在海外安置家属和财产，也说明这班加速

选后一年谈检讨与准备 虽说上轨道的政治体制运作主要是靠文官系统，但政务官的整体水平、治国理念等等，仍将决定民主制度运行的结果。 　　从去年大选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国内外政治观察人士都能看到明显政治氛围的变化：政府人事变动、决策程序更透明、更多咨询和体察民情的动作。作为在国会依然具备强大优势的人民行动党，这样的变化几乎可以看成展示前所未有的检讨决心。 　　然而一年内三场选举成绩透露的信息，远超过对执政党的警讯，更包括对在野阵营以及全社会所应该关注和讨论的诸多重大课题。 　　这些课题的讨论在选后一年的今天益形迫切而必要，不仅因为新加坡社会过去极少着墨于这些方面，也因为最迟在四年后举行的下届大选，所可能带来的变化，以及对政治与社会生态可能引发的效应，益发难以预料。 　　深入和多方面的讨论甚至辩论，不仅可以让政党政治在新加坡更具透明度，政党与政治人物的想法、理念，可以在平时就受到民众的注意和检视，社会民众之间也可以对政治操作、政府行为与观念等等，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更充分的沟通交流。凡此种种，对建立全体社会在许多事务上的共识与凝聚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仅仅做个简单的考察，去年大选结果表明，行动党胜出的集选区中，有六个得票率低于60%。虽然在很多国家这可能是不错的得票率，但以新加坡幅员之小，低于六成的胜算，意味着成败只在数千票的流动。 　　根据有限资料所做的粗略估计，到下次大选2016年的合格新选民，也就是1991年至1995年生的新加坡“90后”，人数可能多达24万。1990年新加坡新生儿超过5万1000个，随后逐年递减至2000年约4万7000个。这一群网络世代的政治观念与行为，极少受到主流媒体系统性的关注，社会无从了解分析，政党本身有没有深入的分析与调查，外界不得而知，但最大的政党积极投入网络媒体接触选民，也不过是近期的事。 　　这群90后选民的人数可能占下届大选选民总数的一成左右，却很可能是关键的一成。 　　理性检讨上次大选结果，行动党六个集选区低于六成的胜出率，可称危险。但在野阵营要全数拿下也非易事，其中牵涉到人才、财力资源，以及其他种种因素。 　　然而民主选举的“意外结果”往往不全是意外，“无端端”变天的事也不罕见。正因如此，对全国民众来说，几个方面的重大政治课题都必须开始进入公开而持续的思考与讨论之中。 　　首先对行动党来说，有没

大桥可以沟通岛屿，但岛屿间的价值差异，只有宽容的体制才能融合。 　　十几年后重临厦门，早已不复当年记忆。就当没有来过，一切都那么新鲜。高楼堆砌的商业大道、华灯闪烁的繁荣景象，外加修复一新的老房子群，这是 中国大小城市证明彼此血缘关系的共同脸谱。刚获得国际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最近对央视说，他对中国城市现状已经“哀莫大于心死”。 　　但厦门毕竟有些不同，语言的亲切固然是个原因，人情味儿还是感觉较浓的，而最大的不同当然是一座鼓浪屿。记忆中的鼓浪屿荒凉破败，无甚人气，现在已是人潮如鲫，过去那些南洋老华侨本想享受清幽晚年的大别墅，现在都成了收取门票的金账房。 　　而荒凉去得不远，也就在半小时船程外的金门。午后春阳暖暖，老镇显露一派淡定。没有修葺的老房子多掩上门户，小巷子穿来绕去，人烟稀落。偶尔到来的大陆旅游团快速扫走老店名产，掀起一时热闹。穿过状元巷的两幢大洋楼残破失修，铁门紧闭，不纳游客，一副闭目养神、不知GDP为何物的模样。 　　老司机说，过去做了30年民防的补贴，加上老人年金之类的收入，在金门根本花不完，自己盖了个房子有六七个房间，方便孩子们和亲戚回来时住。镇上人大 多日子悠哉，只要天上没有炮弹下来，房子不会无故被毁、土地不会无端被占。很多老人家唯一感慨的是年轻人都不安于室，不是去了台湾就是去了厦门。 　　金门面积略大于厦门，都只有百多平方公里，最近距离才区区几公里，政权长期掌握在国民党手中。1992年解除戒严后，常有人呼吁金门该如何如何发展。政府不是不知道对岸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旗杆上头飘扬着的差异，或许正说明没有同步追赶的压力。也许对东面200多公里外的中央政府来说，大力发展这个岛屿是高风险投资，而旅游相关等等收益已经使得金门人家家有能力在厦门置业，这才是最成功的“脚踏两条船”之策。 　　因为历史错乱导致的悲剧古今中外说不完，两门两岛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岛上居民亦然。朋友公司在厦门市中心20几楼建筑内，落地窗外是一大片翠绿与碧波，丝毫不逊新加坡。璀璨的夜景、开阔的环岛大路，外人必然相信会勾起金门人的伤感。 　　从部分文献上来看，似乎困惑曾经多于伤感，金门的发展离不开厦门，但却取决于两岸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吊诡的也正是背靠台北不必遵循另一个中央制定的GDP指标，让金门更好地看清自己发展的方向，不追赶千城一面的高楼大厦，无需为

　以集体之名，可以毁人家园，夺民桑梓，在过去又比今天更容易。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钉子户，不全是心存侥幸贪得无厌的人。集体主义创造效率，同时留下创伤。一旦手段失当， 更将埋下怨愤的种子。翠绿的湖面看见的是平静，看不见的是离心。 　　浙江卫视一连几天与中央电视台、杭州电视台联合直播千岛湖水下千年古城探秘的节目。 　　整个水下探秘活动动用最先进的仪器、机器人和潜水的记者，除了让社会重新认识一个遗址和一段历史，最大的意义更在于让社会反思一种集体主义下规划发展的得与失。当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不可能触及后面这一层。 　　千岛湖湖区面积573平方公里，仅略小于新加坡本岛。它在国际上声名大噪，其实还要拜18年前一场灾难所赐。1994年，24名台湾观光客与8名大陆船员与导游在千岛湖游船上被歹徒抢劫并纵火烧死，在台湾与海外媒体大事报道之下，加上大陆处理不当，台湾强烈抗议，原本不在国际观光视野内的千岛湖一夕成名。 　　“千岛湖事件”影响非常深远，台湾民调显示，民众在事件后对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变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在事发后一个月骤然减半，赞成台独的民众大幅上升。这一变化自此难以挽回。 　　往事如烟，今天的千岛湖旅游条件改善许多，在中国国内游客心目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很多游客甚至千岛湖所属的杭州市民都不知道，平静的湖面下一直“藏着”这么一段移民历史。 　　千岛湖是座大水库，也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水利发电站新安江水电站，这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目标是供应长三角地区工业发展的电力需求。1959年9月21日开始截流蓄水，短短数月内，大片土地化为湖面，108米以下的地面从此不见天日。由于当地地势起伏较多，108米以上露出 水面的高地与峰峦也自此成了湖面上的岛屿，约共1078个，千岛湖之名由此而来。 　　然而峰峦变岛屿、良田入水底展现了大时代的气魄，却同时隐匿了百姓凄楚的情感。 　　这一块位于浙江与安徽两省交界的土地，包括被称为贺城的淳安县与被称为狮城的遂安县，两县城都有1800年以上的历史。此外还有三个古镇和1300多个村庄。现在千岛湖地区归属淳安市。 　　这是许多人世代繁衍的祖居地，因为土地肥沃，又处于安徽与杭州的水路要道上，狮城与贺城在此之前一直是富裕的县城，经济发达，文化鼎盛。明代清 官海瑞曾任淳安知县，李白、范仲淹、朱元璋都曾在此留下足

应对冲突、矛盾或暴力威吓，各种理论都强调个人的自信，自信低落者往往倾向于妥协或者“忍辱负重”，在挑战面前选择退缩，以为可以避免冲突的发生。但经验显示，冲突或者欺凌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消失，而是可能会变本加厉。 　 　　一名青年在工作场所惨遭老板掌掴的视频，引发举国哗然，舆论纷纷好奇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如此逆来顺受的“乖孩子”。媒体迅速找了社会工作者来评论，有经验的社工直指青年内心缺乏自信与社交能力。相信这是哑忍职场霸凌的主要原因。 　　几周前事件发生期间，正好在进修一个“冲突管理”的课程，这类在本地职场上相信属于罕见的拳脚暴力冲突，引发学员们不少联想。 　　职场非战场，一般的冲突或所谓暴力属于言语、态度或观念方面，其中态度属于肢体语言，而肢体语言是最容易导致冲突与矛盾的。面对冲突的人如何选择应对方式，甚至是否了解如何应对，往往决定冲突的结果或发展方向。 　　应对冲突、矛盾或暴力威吓，各种理论都强调个人的自信（assertiveness），自信低落者往往倾向于妥协或者“忍辱负重”，在挑战面前选择退缩，以为可以避免冲突的发生。但经验显示，冲突或者欺凌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消失，而是可能会变本加厉。 　　因此研究者强调自信的建立，以及掌握正确的应对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正视矛盾与冲突，以积极态度和同理心看待，清楚表达自身感受与想法，与对方寻求共同解决之道。 　　解决职场上的冲突与矛盾之道，是建基于雇佣、上下属或者同侪之间都有意达成双赢或至少接近双赢，合乎彼此的利益。理论不能告诉你的是如果其中一方无意于双赢的结果，或者基于偏见或其他意图，要让冲突局面持续，这时候该怎么办。一旦这一意图明朗化，唯一化解之道就是其中一方走人。 　　相关理论在职场上乃至人际间的应用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与实用性。然而理论归理论，冲突与矛盾的产生原因更多时候涉及社会习惯与文化特质，甚至解决之道也不能无视于此。 　　职场的冲突在规范与制度相对完备的企业，应该都有解决之道，或者离去之门。在文明与法制健全的社会框架下，其实对个人的冲击和破坏性不会太大。所谓“东家不打打西家”，企业与机构纵然在条例与管理上无法缓和冲突事件受害者的困境，但企业大门之外还有法律与社会架构的监督与制衡，让暴力或不合理的情况得到制约，个人受到保护。 　　但如果冲突或者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暴力来源是国家，对个人

活动转瞬即过，光辉终究有限，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制度创新，以及发扬正面人性与智慧的大法门。 　　一场耗费巨资，筹备经年的开幕式，宣告盛大的竞技活动拉开序幕。 　　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为运动迷带来振奋感，非运动迷则把精心编排的开幕式当作大型演出，期待它所提供的感官刺激。 　　由于传播方式日益先进，每一次的演出都引起世界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特别是影响力越大的国家，受关注程度也越高。而演出结束，免不了的各种批评、意见也就越来越多。 　　因此奥运开幕式演出已经变成一个国家创意与实力的展示。像书的封面、房子的门面、脸孔的颜面一样，决定全世界对这个国家最新印象的一个依据。 　　但奥运会的本质原不在这样一个夜晚。就像历史上许多事物一样，传统经过时间的洗礼，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涵和意义。而且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人类的需要，被增减、改造乃至扭曲。 　　奥运会不仅表现运动和竞技实力，也展示国家组织能力。开幕式内容则更加突出国家的软实力，既是本身文化与文明水平的呈现，也是创意和技艺的宣告。 　　而就像商务展览活动一样，奥运会的规模也成了国家试图促进商务交流、刺激经济效益的机会。 　　英国紧接在中国之后主办这一届奥运会，开幕式难免成了世界舆论的对比话题。各种评价见仁见智，人们不因为国家幅员的悬殊而不予比较，反倒基于一个失落在过去的帝国与崛起于眼前的强国而增添了对比的趣味性——更何况两个国家曾有过千丝万缕的恩怨情仇。 　　在世界经济陷入严重困境、末日与不安情绪纠结着越来越多人的时代，开幕的振奋感不免打上很大折扣。 　　资本主义加民主自由社会所面对的困惑已经不止两三年，解决问题的方案接二连三，仍未见实际效果。历史进程在这里产生大量的反思与检讨，虽然英女王依旧那么受人爱戴，然而至今似乎没有人主张大家别吵了，把治理国家的权力还给女王一家吧。 　　对比带动世界改革开放风潮的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相形见绌的西方社会，即便没有奥运，也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后发优势在先进国家的发展瓶颈外，表现得更加明显。而有老大哥前例在先，其他小国也纷纷跃跃欲试，现在看样子连朝鲜也准备走向经济改革。 　　这样的形势在资本主义困难时刻出现，仿佛告诉人们有一条新的道路等着开发探索。 　　然而那毕竟不是一场演完就算的舞台节目，随着技术的提升、道具和布景的精致化、演出方式的改进，就可以有

经济的不公并不全然取决于市场行为，更与政府决策有关。而相信不相信公平，则是一个社会以及主导社会的力量所做的文化价值取舍。 　　最近，新西兰政府罕见地承认国内贫富差距问题达到历来最严重的程度。在野党指出，富者愈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本钱雄厚的投资中赚取了可观的回报，但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所得则下降，日常开支不断上涨，削弱了实际的生活水平。 　　新西兰社会发展部的报告公开承认这一点，但这并不是新鲜话题。在媒体和旅游宣传中有如移民天堂的新西兰，近年来持续面对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指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底发布报告指出，新西兰的贫富差距20年来持续扩大，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严重。衡量贫富差距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26上升到去年的0.33。 　　在国界模糊的全球化时代，网络传播效应激发了许多新课题，但是旧课题也不断出现新的视角和讨论方向。其中近年来很夯很热门的正是“不公平现象”（Inequality）。“公平”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在许多领域都有相关课题，包括种族、性别、教育等等，而引起最多关注的莫过于经济领域的公平问题。其中民众关心更多的是收入差距的日益两极化。 　　许多研究指出，当代贫富差距的扩大源自70年代，西方自由经济体制为主的半个世界逐步将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加以转移、淘汰，例如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大量蓝领劳动力失去赖以维生的地盘，被迫在短时间内转移或提升技能，乃至消失在职场上。国家在改变的过程中，相信朝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扭转的经济转型，包括大幅度削减高收入者的税收，以刺激虚拟经济创造者的积极性，可以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以及生机。而这些产业所创造的财富与新职，据信足以吸纳和承担社会转型中所需付出的代价。 　　在经济泡沫一再出现，经济发展频频停滞的21世纪，事实说明这一愿景未必实现，这一方向更有着深层的缺陷有待克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兹（Joseph E. Stiglitz）前阵子在配合新书写的文章《不公平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指出美国在所得分配失衡方面的恶化情况，1%的高收入者掌握93%的收入增长，而最不公平的是，收入越高者未必是对社会有越大贡献的人，而是在不成比例的分红中暴富。 　　根据一个慈善组织的统计，赚取3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已经是国内1%最富有者，而且轻易

亚洲社会当前的问题是还没有彻底走出贫困，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不公恶化。在这一坐标条件下，政府行有余力必须兼顾民生的安顿，同时让经济成果尽可能广泛均匀地分配，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教条成为难以改变的社会梦魇。 　　缅甸国会人民院议长瑞曼近日访问新加坡，接受本地西报专访时，解释缅甸在过去一两年的短时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深沉原因是执政者看到民主的国家大多繁荣，而“缅甸也要繁荣”。曾经是军人专政骨干之一的瑞曼，在访谈中并不掩饰思想上的转变。他说：“我相信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是正常不过的。只有一种声音，可能导致威权统治。” 　　不久前才看了翁山淑枝被软禁20年的自传体影片，且不论拍摄手法，观看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在国际上被高调声援的民主斗士，还能住在父亲留下的大洋房里，期间还能与英国的丈夫孩子相聚，一定羡慕死其他国家的异议人士了。 　　笔者无意贬低翁山的形象，她的伟大与精神和勇气在缅甸无疑不言而喻，但仅就影片的观感而言，人们应该会更同情中国民主人士和朝鲜反抗分子严酷而惊恐十倍百倍的遭遇。 　　民主开放的政治权利从来都不易取得，但近20年来的世界趋势却迫使专制体制越来越难以为继。专制集权的核心技术就是信息控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把这一点演绎得成为经典：“简单的谎话一旦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天大的谎言不断重复，人们终究会相信，而要人们相信，国家以一切力量压制异议就极其重要，真理是国家最大的敌人”。 　　然而网络科技的发展给信息控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工作越来越复杂，这是近年来一些国家信息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长期的封闭在经济与民生方面无法持续，随时会激发民变。朝鲜金三世的举动就是明证。 　　按照美国学者福山的说法，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往自由民主汇集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越来越少，试图依赖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走出政治体制困境的少数国家，不得不面对政治上的窘迫。 　　然而依靠政治体制绑架全体民众的政权处于劣势，面对“自变”或“他变”的严峻时期，虽然能说明自由民主更受到广大人群接受，却不能完全引申为这是没有问题、已经完工可以交差的体制。 　　事实上，自由民主社会眼下还没有走出自己塑造出来的困境。 　　由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各种社会福利，曾经让西方世界成为世人称羡的天堂。然而随着经济增长难

30几年来，寻求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以强化执政合法性，是中国领导者的共识，但近年来在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出现乃至没有界限地谈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象，其实说明富裕后的社会更需要制度化、可预测性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给全体民众安全感。 　　仅仅相隔一天，当世界目光迅速从悬念不大的太平洋彼岸选举转回东方古国的时候，早已退出和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两位老人家，正端立在富丽宏伟的礼堂舞台正中，接受如雷的掌声，也宣示着两股势力的持续张扬。 　　世界高度关注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大量报道、评论、预测持续了一整年，终于来到这一天。舆论聚焦的男主角习近平被赋予山高海阔的期待，特别是越来越迫切的政改课题上。 　　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课题都不仅限于本次大会会场，而是必然要延续到未来十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民众和国际观察者来说，没有人会预期习近平在政治上是个守成者，因为现状并不允许守成。过去十年取得的多项成就延续上世纪90年代的低起点，轻易获得高增长，然而偏废的发展方针产生的副作用，也已经累积成汪洋般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多方撕裂的局面。 　　经济上不按市场机制形成的众多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彼此各拥山头，相互角力；聘雇大量员工的民间经济遭到严重压抑，挣扎求存；外资寻求低廉劳力引发的劳资关系持续紧张，以及因成本上涨而出现的其他转变；房地产、物价，以及贫富差距继续带来社会躁动。 　　政治上因为薄熙来事件而激化的派系矛盾不因其彻底出局而消沉，仍将以其他方式延续，甚至可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不同的派系山头形成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势必继续寻求扩大与巩固地盘。 　　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随着城市化和电子媒介迅速蔓延，官方腐化现象加剧权威的瓦解，不仅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痕，民众之间也因认知差异而分裂；户口制、城乡差异等政策导致的鸿沟，在可见的未来或许进一步引发社会对立。 　　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于分配，而分配机制则可以归根于政治体制。撕裂的局面既与权力垄断而致腐败及抗争的结果有关，也与威权瓦解后，透明而受到普遍接受的权力分配规则尚未建立，众多群体争夺自身权利有关。 　　政治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目的是建立有效而能受到社会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包括政治代表性、领导层产生机制、政治挑战机制、民意回馈机制等等。目前所依循的一套固然有其渊源，但显然与现代国家及公民

怀抱天下、关心社会民瘼是华人商业历史的精华，过去在中国海内外，包括新加坡的例子多不胜数：毁家兴学、实业救国、扶贫施药、赈济灾民。对大企业家来说，多赚少赚一些已经没有分别，而持续创富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成为企业家境界高下的依据。  陶朱公三致千金，当今企业家呢？  　　一名企业家“戏说”要给洗碗工3000元月薪，在城中被炒了一轮，成为坊间笑谈，也让社会底层劳工的收入再次引起关注。 　　最近以来，各界不断听到为低薪工友及相对低收入的职工加薪的各种建议与动作，从（区区）50元到50％的幅度都有，印证林崇椰教授不久前提出给低薪工友大幅加薪的建议，其实符合社会的期待。 　　最近听到一个小餐厅老板在抱怨，说新加坡人被宠坏了，所以请不到工人。这段近期变得耳熟能详的话，来源似乎已不可考，但确实在不少老板和官员口中重复着。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声音指出，薪水太低造成工人无法接受工作。长期以来，坊间都有人在抱怨，甚至不时有人投书报端，表示向有关部门申请安排的工作，薪水低，地点远，难以兼顾家庭。 　　对接误差造成求职与职位空缺现象并存，不完全是执行上的漏洞，从基层的反映来看，这更可能是期望上的落差。这样的声音存在很久，基层劳动者的待遇多年来始终没有相对应于经济增长而提高，当“请不到工人”的声音成为大量引进外来劳力的支撑依据，而另一方渴求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待遇一再落空，社会矛盾因而积沙成塔，从潜在化为具体，从无形走向变形，终于冲破社会表面的和谐。 　　一个工会实力庞大的社会是如何导致基层心声的走调甚至陷于静默，社会整体劳工政策的取向依据为何，这都是值得社会学家探讨的课题。然而现实所呈现的是部分企业界无视经济成长与整体人均所得逐年提升，长期依赖低工资劳力供应来创造企业的业绩。 　　这一现状固然与低工资劳动力容易取得有关，更值得深思的是企业家如何看待自己赖以成长、发迹与扎根的乡土。 　　我们现在看到，低廉劳动力源源供应的副作用，一方面是在累积底层人民的悲哀与怨气，另一方面其实是把老板宠坏了。 　　长期以来，最低工资被打成洪水猛兽，但无底线的低薪其实是宠坏了老板的胃口。当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撑起尊严的时候，各种资产价值节节攀高其实是对越来越富裕社会的讽刺。 　　金融风暴让世人对当下的资本主义进行大量反思。对信奉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它不仅是让经济运转最有效的机制，也具有内在的道德原

谈论国家治理，如果仅仅着眼于经济，认为发展效率是最主要的治理标准，显然是曲解了良治的诉求。良治如果不能深入公民参政、对人权的尊重、对司法独立的坚持、对透明开放与问责的讲究，最终必定无法符合社会的期待。 　　潮流兴什么？兴换政府。 　　这不是冷笑话，而是真实的世界。从两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以来，一度被视为稳如磐石的一些国家的政府相继垮台，无论真民选或假民选，过去表面上可以维持的局面，在怒潮的席卷下迅速分崩离析，连美国老大哥也背弃而去。 　　遭到唾弃的政府不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日子不好过，如果加上种族或者宗教间长期的紧张，政治上长期的压制，社会情绪无从疏导，郁闷就会不断寻求突破口，形势一旦成熟，改变就是必然结果。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直无法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或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政治人物把权力视为禁脔，掌权后建立政商利益小集团，独享资源，造成与民众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紧张。这些现象都是导致国家发展停滞或者颠簸不顺的关键。因而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公民团体和学者都归纳出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各种要件，其中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提出的八大原则最具代表性。 　　这八个标准涵括现代国家政府的三权（行政、立法与司法）、民间社会与个人关系。除了阐明其中的相互关联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指向的现代社会价值观与普世原则。 这八大标准是：一、民众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政治（Participation），但必须是全民的参与，参与者需要交流信息以及结合起来，这意味着社会必须有结社与表达的自由，同时要有公民团体；二、国家要依法治理（Rule of Law），强调对人权的全面保护，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而法治的公正实施有赖司法的独立及执法队伍的公正与清廉；三、透明（Transparent）：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除了必须依法而为，对受影响的人而言，相关的资讯也必须能自由而直接地获取；四、反应（Responsive）：官方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对民众做出回应，换言之不能长时间漠视民众的需要；五、共识取向（Consensus Oriented）：好的治理者必须能调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达致广泛的共识，做出对整体社会最有利的结果，治理社会者也必须经由广泛而长期的探讨，找出长治久安之道，这需要对相关社会历史、文化及发展

这样的时代是人类的第一遭，技术引领生活孕育思维塑造习惯改变行为模式， 不能回头也不可预知。一切都是爆炸式的，快、猛、突如其来，裂解成片， 或许从来都不曾完整出现，更没有标准可以依循。谁说不 是 ？ 　　哒哒的马蹄声穿过强化的保安警戒与肃穆的致敬人群，载走的是风云叱咤一个世代的铁娘子。且不理会怨怼者的怒吼在30年后再度响起，认同者缅怀的除了撒切尔夫人改革经济、开创政治新局的事迹，以及成为最古老民主国家第一任女首相的传奇，更多的是一种以铁腕改变现状的执行力，甚至铁面下的威权意识。 　　撒切尔夫人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却极端保守强硬，因而被苏联苛刻地称作“铁娘子”，她自己却乐得接受这一称呼。她的强硬与绝不转圜具体表现在处理国营企业改革、北爱尔兰和阿根廷等等内外事务上。 　　80年代，世界处在一个巨变的十字路口，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腾飞吸引了大量投资，迫使英美重新采纳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应对挑战。 　　然而经济的腾飞也带来意识形态的冲决，自由的能量累积成民主化的大潮，终于冲垮铁幕与柏林围墙，奥威尔小说《1 9 8 4》预言成真却在8 0年代宣告破灭。人类的历史改变，现代史上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大战跟着落下帷幕。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把这场意识形态对峙的歹戏拖入世纪末的舞台，然而邓小平的南巡让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其实宣告了走上不归路的不仅仅是经改，也包括了意识形态。 　　在那一整个时代的每一个角落，世人都看到强人的身影起落、出没，江山需要被指点，无论你喜不喜欢，少了权威的世界总有那么一点危险。 　　然而那时代的强人走到暮年或者弃世后，世界转身进入90年代的网络空间至今，世事早已大变，所谓的80后，所谓的90后，乃至所谓00后，从网络屏幕里蹦出来，萌芽长大茁壮，快速切换屏幕与页面的本能，也同时切割世界成老人家来不及完整理解的碎片。 　　网络时代让许多人无从掌握这个世界乃至仅仅一个社会，没有了主旋律，没有了主流，听起来全是杂音，刺耳、紊乱，直教人听得心律不整。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不再分为两半，过去赖以维系阵营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趋于没落。去中心、去权威的思潮结合网络的个人化倾向，成为当代最主要的现象。强人已死。犹如尼采在一个多世纪前宣告的“上帝已死”。对网络前的个人来说，世界就在我手中。 　　瓦解权威、反叛权威，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近代具有深远意义的当属1

　　30几年来，寻求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以强化执政合法性，是中国领导者的共识，但近年来在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出现乃至没有界限地谈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象，其实说明富裕后的社会更需要制度化、可预测性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给全体民众安全感。 　　仅仅相隔一天，当世界目光迅速从悬念不大的太平洋彼岸选举转回东方古国的时候，早已退出和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两位老人家，正端立在富丽宏伟的礼堂舞台正中，接受如雷的掌声，也宣示着两股势力的持续张扬。 　　世界高度关注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大量报道、评论、预测持续了一整年，终于来到这一天。舆论聚焦的男主角习近平被赋予山高海阔的期待，特别是越来越迫切的政改课题上。 　　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课题都不仅限于本次大会会场，而是必然要延续到未来十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民众和国际观察者来说，没有人会预期习近平在政治上是个守成者，因为现状并不允许守成。过去十年取得的多项成就延续上世纪90年代的低起点，轻易获得高增长，然而偏废的发展方针产生的副作用，也已经累积成汪洋般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多方撕裂的局面。 　　经济上不按市场机制形成的众多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彼此各拥山头，相互角力；聘雇大量员工的民间经济遭到严重压抑，挣扎求存；外资寻求低廉劳力引发的劳资关系持续紧张，以及因成本上涨而出现的其他转变；房地产、物价，以及贫富差距继续带来社会躁动。 　　政治上因为薄熙来事件而激化的派系矛盾不因其彻底出局而消沉，仍将以其他方式延续，甚至可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不同的派系山头形成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势必继续寻求扩大与巩固地盘。 　　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随着城市化和电子媒介迅速蔓延，官方腐化现象加剧权威的瓦解，不仅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痕，民众之间也因认知差异而分裂；户口制、城乡差异等政策导致的鸿沟，在可见的未来或许进一步引发社会对立。 　　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于分配，而分配机制则可以归根于政治体制。撕裂的局面既与权力垄断而致腐败及抗争的结果有关，也与威权瓦解后，透明而受到普遍接受的权力分配规则尚未建立，众多群体争夺自身权利有关。 　　政治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目的是建立有效而能受到社会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包括政治代表性、领导层产生机制、政治挑战机制、民意回馈机制等等。目前所依循的一套固然有其渊源，但显然与现代国家

SMRT一本正经认为没有必要兼用四语，这是错误的惯性思维所造成。实际上，民众因为看不懂标示所造成的混乱已经出现，如果因为信息传达不清楚而导致安全等其他损失，更不是单语舒适者能够轻描淡写一语带过的。 　　叮咚！“如果您发现任何可疑人士，或者可疑物品……”地铁上的华语广播还在播放，至少到此刻为止。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广播还会持续多久，因为短短几个字的华语站名广播刚刚被取消了。奇怪的是，反对华语站名广播的人，却没有提出上面这段防恐广播也应该取消，因为按照这一思路，国人和新移民都应该学会英语，达到融合的目的，不能指望公共场合的母语指示提供引导。但果真取消了华语广播，是否意味在防恐工作中，听不懂宣导的国人也不再“匹夫有责”了？这大概是本国“单语舒适者”也不敢肯定的吧。 　　SMRT测试在地铁列车增加华语站名广播和屏幕所显示的努力，未满三个月的预定测试期就戛然而止，匆匆结束，引发不少华语舆论的不满。 　　尽管公司否认是受到压力而撤回这项便民的措施，但有大量事实显示，反对这项从单语转向双语的力量其实巨大，而且占据社会的主流，这股力量在SMRT一开始测试便不停被炮轰，也让人更加相信，SMRT确实承受了压力。 　　要求地铁和其他公共服务提供多语文的说明，是社会长期的呼吁，原因非常直接，就是新加坡社会还有大量民众无法掌握或者不能自在地对英文英语做出本能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在地铁大瘫痪引起混乱的情况下，众多舆论指向语言问题的原因。 　　长期以来，虽然我们自诩是个双语社会，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是没有被认真对待的。一个是社会上实际能有效掌握英语英文的人口，可能不如想象的多；二是只能掌握英语英文的单语人口持续以强势的态度对待前者。 　　这两个事实如果随着政治权威的削弱而没有受到适当地重视和广泛的相互理解，必将冲击甚至威胁今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凝聚力。 　　多语文标示的要求在过往不绝如缕，而官方与半官方机构的拒绝也几乎令人习以为常，但这次SMRT取消华语播报的事件，看似一如往常，却有着更不寻常的表现。 　　首先是英语社群在对待这一事件的表达管道，已经从网络媒体更明显转向传统媒体。 　　本地两大英文报章，《今日报》和《海峡时报》，都刊登观点存在偏差的言论，要求取消华语广播，影响巨大的全国第一大报《星期天时报》，更在上星期天以《只要英语就好》（Just English will

吳仁寶冒著極大的風險，戰戰兢兢實踐了一己的夢、一家的夢、一村甚至一縣的夢，但這樣的農民代表，或者更普通的農民，能提出自己夢想裏的中國藍圖、爭取實踐嗎？ （華西村的成功故事長期被外界質疑，此文寫於開創者吳仁寶去世的2013年，但安排走訪時是2011年，當時經濟環境不錯，天下第一樓施工進入尾聲，一派富麗堂皇。後來的境況則不得而知了。吳仁寶的脫口秀堪稱一絕，其內容所透露的豐富意涵，值得一提。我根據錄音整理的文字檔躺在電腦裏多年，現附在文後） “天下第一村”创办人吴仁宝去世，引发数以万计当地民众的吊丧及中国媒体的大量关注，因为逝去的不是一个寻常的老村长，更是一个不寻常的梦想。 　　吴仁宝的一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中国当代史中，农村民众求生的艰苦与冒险历程。在政治风云变幻、个人命运朝不保夕的时代，要带领一群人走一条致富（甚至只想吃饱）之路，需要的勇气比运气多很多。生长在城市化的国家，甚至今日中国大城市里的人，很难体会吴仁宝所经历的风险，自然也不能从心底深处了解他的成就、局限和遗憾。 　　华西村每日接待大批外地来的游客，其中一个项目是把人群集中到大礼堂中看表演，而在表演之前，吴仁宝经常会来一段脱口秀，讲述华西村的历史。 　　这一段，如今都成了绝响。两年前（2011年3月），笔者得以在华西村见识过这一幕，留下很长时间都难以言喻的感受。 　　 中气十足的苏南乡音，舞台上还得安排一个年轻人逐句翻译，当时已高龄83岁的吴仁宝现身说法，轻松语调中透露豁达幽默的天性，言语背后诉说的却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小老百姓寻求发展的万般无奈与艰苦挣扎。 　　媒体报道和年表显示，吴仁宝在最艰难的岁月身为一个破落农村的领导者，并没有安于遵循政治指示，也不甘于凋敝落魄地过日子，更没有想到压榨村民养活自家。相反，他先设法改革耕作技术，改善粮食产量，随后又带领村民偷偷搞“地下”五金加工厂，那时他已经是过40岁的中年人。在1969那个年代，政治恶浪一重接一重，带着资本主义影子的“地下工厂”给村民创造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却也不可避免地给村领导笼罩在随时会遭殃的政治阴影中。 吳仁寶的脱口秀百煉成鋼，精彩絕倫。（陳迎竹攝影） 吴仁宝的脱口秀其实透露了不少趋吉避凶的智慧，让人看到他得以逢凶化吉的圆滑与无奈。 　　他感叹年轻时候被耽误了很多时光，因而肯定改革开放，强调要把被耽误的补回来。然而即使政

尽管菜市场干干净净，但民众如果对公共事务不能放心过问，像在菜市场里一样地“鸡婆”八卦，公民意识也就很难建立了。 台湾竹东菜市场 市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旅游者走一趟市集，往往更能感受一个城市与社会的脉息和气质。 　　台湾新竹县竹东镇中央市场据说是北台湾最大的市集。连同市场内外的摊贩，估计有五六百个摊位，是邻近八大乡镇民生用品的交易中心，也是汇集客家美食与生活文化的橱窗。 　　当地人平日喜欢逛市场，因为这里有现代化商场所没有的活力与人气。除了此起彼落的叫卖吆喝声，为了争相吸引客人的注意，摊贩还展现十足的亲和力和效率，手脚利落，妙语如珠，让你试吃试喝，一口接一口，只怕你不要，绝对没有白眼和冷语。 　　虽然是上午的市集，但售卖货品远不止生鲜肉食蔬果，生活用品等等也一应俱全。更有意思的是，摊贩不是简单固定不变的，一些摊位具有灵活性，由不同商家在不同日子摆摊，售卖不同商品。为了竞争，即便固定的商家也必须经常寻找新货源，才能留住人群的脚步。对很多客人来说，这个市场是个经常充满新鲜和新奇的热闹地方，不仅仅是为了做饭买食材才不得不去的地方。 　　这一规模庞大的市集分为两部分，包括在传统市场建筑内由镇公所管理的140多个摊位，属于“合法”的市场，其余则是在过去数十年间逐步发展聚集起来的街头摊贩。 　　对市场建筑里的百余摊贩来说，街上的数百摊贩，不但妨碍交通，而且潜藏火患与意外的隐忧。数年来，竹东地区一再有人向各个执法部门举报投诉，要求整治扫荡这些街上摊贩，但都不了了之。 　　从一方面看，这是执法部门不作为、踢皮球，但在另一方面，这数百摊贩其实有着自己的管理机制，他们也在争取继续存在下去的权益。 　　其中关键，正因为市场是长时间自然形成，而不是单纯规划出来的。 　　从台湾很多地方的市场可以看到，规划出来设备相当完好的市场建筑，往往也伴随自然而然聚集而成的另一些摊贩。像竹东中央市场那样的规模，更是经历数十年的淬炼，由人群与商货聚集而成。贩卖者因人群而集中，人群因货品齐全而聚拢。因为市场能量的丰沛，更吸引了少数外地摊贩每天开车两三小时来回，只为了到此营业半天。 　　这种因传统而形成的市集，既满足一个地方人群的消费需要，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也形成一种影响力，以致地方当局不愿断然终止它的存在。 　　对支持市集继续发展和反对市集影响安全的两方面人士来说，其实最大公约

历史上没有规律指出民主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会下台，但也没有规律显示什么情况下、做些什么改革就能延续执政。 　　2013年的社会氛围在年初的榜鹅东补选之后，持续高涨。国际社会都注意到，这股迥异于过去数十年的激情，是延续2011年的大选，也是互联网时代下，与全球同步的躁动潮流。 　　财政预算案被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是执政人民行动党试图回应社会舆论与不满的举动，弥补长期存在的分配不均、改变低下阶层人士处境的方案。 　　这股躁动的脉搏从两年前大选开始越来越清晰，而1月份的补选结果则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相信对推动执政党下重手做出改变起了一定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家庭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者占了就业人口的80%，与富裕国家的形象显然有很大出入。衡量贫富差距指标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也是许多民众心中的真实感觉。 　　过去数十年经济的长足发展没有让社会各领域成员雨露均沾，近十几年的发展，更进一步造成相当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感觉处境不易。多年来，一股要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与公平正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并且借助互联网的工具，迅速引起社会的共鸣。 　　 靠着中下阶级支持上台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及时察觉这股呼声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适时做出自我调整，终于导致今日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左右为难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右派政府在经济顺境时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不公现象，都被迫面对左派的诘难并且要由政府买单。困难是解决问题的药方在逆境中往往捉襟见肘。 　　 分配不均或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问题是一个社会可以容忍这种不均和不平等到什么地步，政党又以什么态度看待这一现象，以什么手段面对和处理它。 许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兼顾基尼系数等数据化指标呈现的分配问题，最终往往必须付出政治代价。 　　 行动党在一帆风顺的阶段至少有两大做法埋下今日与许多民众之间的嫌隙，其一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弭平社会鸿沟的重要工作；其二是没有促进与社会大众的平等沟通。 　　第一点基于相信执政的首要任务是创建经济增长，不相信社会福利等再分配的重要性，对于落后的社会人群收入的提升速度，不及社会预期；第二是不认为弯下身倾听民意比“下达指示”具有意义，造成与社会大众的隔阂日深。这两点不仅累积深受其害者的怨气，也激发社会道德力量的反击。 　　这一局面已经形成行动党始料不及的重大危机。近期

(2013.1.26 榜鹅东补选后记) 这不是普通的胜选，也不是一般的补选效应，它的指标意义是历史性的。但也正在这当下，我们看到充满吊诡而带有黑色幽默的民主政治局面。一边输得很不甘心，另一边胜得花容失色，两边的共同点都是胆战心惊。 工人党及其他反对党对自身的角色，已经到了必须从宏观上思考的时刻。 　　起初，餐厅里来了一个食客，要吃下午茶，一坐几小时，因为只有一人，老板不以为意；后来他又拉来其他朋友，把吃正餐的客人逼走了，占了好几个座位，每个人还是只点了下午茶，不吃正餐。老板看看窗外，好几十个人排着队，都在跟下午茶客打眼色，看来都不想吃正餐。餐厅里80几个座位，吃正餐的人少了，老板把正餐菜单端到下午茶客面前，对方回答：“我们还没饿呢！”听得老板大伤脑筋。 　　工人党在榜鹅东补选后，第一时间接连强调没有做好替代政府的准备，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补选效应固然是本次选举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过去的大选中，何尝没有出现过此效应，这正是当年詹时中的妙招之一，然而过去选举的结果却不曾这么戏剧化。 　　结合两年内的四场选举来看，必须承认， 近年来在全世界刮起的一股风潮，正在新加坡酝酿其效应。这股风潮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产生厌腻感觉，亟思背弃，广大民众在互联网所普及的资讯与观念互动下，对限制与挑战执政者的权力变得积极与向往，也更有办法。 执政党的秘密越多，越容易受到网络开放的社会攻击与批判。 　　本栏在半年前曾指出，从选举风气到选民结构的分析，今后的新加坡政治变化必将取决于执政党的检讨深度与广度，以及工人党为主的在野阵营的准备功夫。 　　工人党领袖在补选结果揭晓后一副不敢置信的神情，说明他们虽然勤走地方，却很可能没有掌握上面说的这股潮流。而再三表态没有做好准备，表面上看来是对全社会描述自己当前的状态，降低选民期望值的负责任行为，实际上却是无厘头的不负责任。 　　工人党和其他在野党一样，从一两个“明星”打拼开始，赶上政治意识高涨与互联网支持时代，获得民意的强力注射，得以在众多小党中迅速崛起，2011年一役奠定领袖群伦的基础。 　　然而 选票与议席的增加，也必然意味着背负越来越多的承诺。 工人党在2011年想出了个“第一世界国会”的口号，时隔近两年，口号不见实质内涵的填充。 　　民主政治的品质很难量化，政党的能量，更未必是人头达到多少才能体现。 工人党领袖一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