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控制思维
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必须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然而它面对的是没有疆界与范围的对象，只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更多的控制手段，意义都将令人存疑。
又有一个国家说要管制互联网，越南最近宣布从9月开始，限制博客和社交媒体提供或交流个人资料，并禁止分享新闻信息。在所谓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类似的行为与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
大数据概念过去一年被全世界越来越频密地讨论，去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首次发布报告，将“数据”视为新一类的经济资产，就像货币和黄金一样。
根据研究，去年全世界每天产生2.5艾字节（quintillion bytes）的数据资料，并且随着互联网与各种移动平台越来越广的拥有率和应用频率，这数据正不断叠加扩充。
以中文来说，上列数目只能以“恒河沙数”四个字来形容，1 quintillion相等于1的后面加18个零。因为移动平台技术的不断改进，公开数据也不断扩增，它一方面对人们了解世界提供更多的渠道与便利，另一方面对需要做决策或决定的人，也有了前所未有更多元也更直接的参照。这是“海量数据，弹指联通”的时代，而能进入这一切数据中间综合掌握并加以利用的“功夫”，其实就好比佛家的“顿悟”概念。
当然，统和运用数据的不是顿悟的禅师，而是日益提高、强化的网络运算技术。
大数据对企业的商业运转、市场策略、行销部署，以及客户服务等等，都有明显的重要性，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动力、产业转型、创意开发，乃至社会服务、官民互动，也都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教授布莱恩卓佛森（Erik Brynjolfsson）比喻，大数据的出现就像400年前的显微镜，可以细致地量度人的行为与情感，在商业、经济乃至其他领域都有助于企业主和政府做出更多基于数据与分析的科学决策，而不仅仅依靠经验和直觉。有报道指出，谷歌上查到的有关美国房屋销售的趋势，比房地产分析师还准确。
而这个趋势当然是中性的，它所带来的利弊，视乎受影响的对象。我们这几年也看到，不同对象的应对方式有天壤之别。美国选举千方百计要加以运用的是大数据，中国维稳千方百计要加以管制的也是大数据。而美国除了用于正面，也试图用在监控民众。
美国的顾问公司预测，美国今后还需要十多万个数据分析的专才，以及100多万名能够运用数据的经理人。早在2008年奥巴马首次竞选总统，就得力于大量运用社交媒体，对选民进行分析与接触。在选战中，针对选民的数据库越详尽，很可能就越占优势。
道理很古老，是最新的手段令人大开眼界。
稍早时，本地华侨银行运用大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一些有别一般的统计结果，例如某一生肖的人最会存钱等等，这类有别于传统的数据分析，对银行或其他企业在拓展客户的渠道与创意方面，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今年4月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四分之三的大中型企业表示，要在一年内启用大数据，这正是越来越多企业家意识到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证明。
从互联网、新媒体、企业、政府等多方面释放出来的数据，经过整合链接，成为所谓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能加以辨识、解读、串联运用者，就是一种创意，会发现其中蕴含无限商机与可能性。
今天，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到各国企业商会，都鼓励数据的开放与利用，因为这对于解决社会与人群的问题有莫大的帮助，例如在扶贫和医疗服务等工作中更有效调集资源。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对现状的冲击也日益显著和深刻。大数据的积累、开放和应用，会使很多行业与工作面临淘汰和压缩，如果互联网兴起是一场工业革命，大数据的开发就是进一步深化它的冲击效应。
其中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两个领域：媒体与政治。
社交媒体、小众“自媒体”等等类型的媒体在这个时代快速崛起，既改变了媒体受众的习惯，也让传统媒体生态出现巨大的变迁。
但更伤脑筋的应该是政治人物。
由数据整合成的资讯可以迅速获取，使得政治上的缺陷、疏漏或优点，在最短时间内被扩散传播与放大，进而被赋予政治评价和褒贬。
传统上依靠垄断数据优势得以成功、存活的政治和媒体生态，都受到空前难以回避的挑战。不习惯面对质疑的政治生态有倾向于寻找控制手段的趋势，理由或许是相信控制可以缓解局面的“恶化”。
然而大数据所带来的是资讯的海啸，控制数据的流动与交换，很可能也阻碍了社会与经济事务的有效开展与竞争力的发挥，例如限制对政府工作缺陷信息的传布，就可能影响了改进的时机或弊端的揭发，甚至是个中所隐藏的商业契机。
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必须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然而它面对的是没有疆界与范围的对象，即便倾举国之力进行围堵的中国，在这方面也日益捉襟见肘。只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更多的控制手段，意义都将令人存疑。
更重要的，对新媒体的限制实际意义也包括对思辨能力的制约，这很可能在网络时代新人类看来，是巨大的禁忌，最终将对政治人物造成反弹与杀伤（网络人类一向被视为缺乏深度思考能力，但真相如何，值得另外探究）。
就像任何一个巨变中的时代，受冲击者倾向于抗拒与回避，但即便斯诺登的爆料让我们一再看到大数据如何被政府滥权滥用，也没有美国民众会认为应该扭转或限制这个趋势，因为该限制的反而是政府权力，而不是一股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难以抗拒的浪潮。
（刊登于2013年8月4日联合早报）
又有一个国家说要管制互联网，越南最近宣布从9月开始，限制博客和社交媒体提供或交流个人资料，并禁止分享新闻信息。在所谓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类似的行为与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
大数据概念过去一年被全世界越来越频密地讨论，去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首次发布报告，将“数据”视为新一类的经济资产，就像货币和黄金一样。
根据研究，去年全世界每天产生2.5艾字节（quintillion bytes）的数据资料，并且随着互联网与各种移动平台越来越广的拥有率和应用频率，这数据正不断叠加扩充。
以中文来说，上列数目只能以“恒河沙数”四个字来形容，1 quintillion相等于1的后面加18个零。因为移动平台技术的不断改进，公开数据也不断扩增，它一方面对人们了解世界提供更多的渠道与便利，另一方面对需要做决策或决定的人，也有了前所未有更多元也更直接的参照。这是“海量数据，弹指联通”的时代，而能进入这一切数据中间综合掌握并加以利用的“功夫”，其实就好比佛家的“顿悟”概念。
当然，统和运用数据的不是顿悟的禅师，而是日益提高、强化的网络运算技术。
大数据对企业的商业运转、市场策略、行销部署，以及客户服务等等，都有明显的重要性，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动力、产业转型、创意开发，乃至社会服务、官民互动，也都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教授布莱恩卓佛森（Erik Brynjolfsson）比喻，大数据的出现就像400年前的显微镜，可以细致地量度人的行为与情感，在商业、经济乃至其他领域都有助于企业主和政府做出更多基于数据与分析的科学决策，而不仅仅依靠经验和直觉。有报道指出，谷歌上查到的有关美国房屋销售的趋势，比房地产分析师还准确。
而这个趋势当然是中性的，它所带来的利弊，视乎受影响的对象。我们这几年也看到，不同对象的应对方式有天壤之别。美国选举千方百计要加以运用的是大数据，中国维稳千方百计要加以管制的也是大数据。而美国除了用于正面，也试图用在监控民众。
美国的顾问公司预测，美国今后还需要十多万个数据分析的专才，以及100多万名能够运用数据的经理人。早在2008年奥巴马首次竞选总统，就得力于大量运用社交媒体，对选民进行分析与接触。在选战中，针对选民的数据库越详尽，很可能就越占优势。
道理很古老，是最新的手段令人大开眼界。
稍早时，本地华侨银行运用大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一些有别一般的统计结果，例如某一生肖的人最会存钱等等，这类有别于传统的数据分析，对银行或其他企业在拓展客户的渠道与创意方面，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今年4月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四分之三的大中型企业表示，要在一年内启用大数据，这正是越来越多企业家意识到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证明。
从互联网、新媒体、企业、政府等多方面释放出来的数据，经过整合链接，成为所谓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能加以辨识、解读、串联运用者，就是一种创意，会发现其中蕴含无限商机与可能性。
今天，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到各国企业商会，都鼓励数据的开放与利用，因为这对于解决社会与人群的问题有莫大的帮助，例如在扶贫和医疗服务等工作中更有效调集资源。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对现状的冲击也日益显著和深刻。大数据的积累、开放和应用，会使很多行业与工作面临淘汰和压缩，如果互联网兴起是一场工业革命，大数据的开发就是进一步深化它的冲击效应。
其中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两个领域：媒体与政治。
社交媒体、小众“自媒体”等等类型的媒体在这个时代快速崛起，既改变了媒体受众的习惯，也让传统媒体生态出现巨大的变迁。
但更伤脑筋的应该是政治人物。
由数据整合成的资讯可以迅速获取，使得政治上的缺陷、疏漏或优点，在最短时间内被扩散传播与放大，进而被赋予政治评价和褒贬。
传统上依靠垄断数据优势得以成功、存活的政治和媒体生态，都受到空前难以回避的挑战。不习惯面对质疑的政治生态有倾向于寻找控制手段的趋势，理由或许是相信控制可以缓解局面的“恶化”。
然而大数据所带来的是资讯的海啸，控制数据的流动与交换，很可能也阻碍了社会与经济事务的有效开展与竞争力的发挥，例如限制对政府工作缺陷信息的传布，就可能影响了改进的时机或弊端的揭发，甚至是个中所隐藏的商业契机。
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必须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然而它面对的是没有疆界与范围的对象，即便倾举国之力进行围堵的中国，在这方面也日益捉襟见肘。只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更多的控制手段，意义都将令人存疑。
更重要的，对新媒体的限制实际意义也包括对思辨能力的制约，这很可能在网络时代新人类看来，是巨大的禁忌，最终将对政治人物造成反弹与杀伤（网络人类一向被视为缺乏深度思考能力，但真相如何，值得另外探究）。
就像任何一个巨变中的时代，受冲击者倾向于抗拒与回避，但即便斯诺登的爆料让我们一再看到大数据如何被政府滥权滥用，也没有美国民众会认为应该扭转或限制这个趋势，因为该限制的反而是政府权力，而不是一股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难以抗拒的浪潮。
（刊登于2013年8月4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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