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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权力收缩，个人权利扩大，自由意志得到更多保障， 人民更直接参与国家大政方针，避免统治者随意发动战争这些方面来说， 这100年的路走来，人类历史还是进步不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迄今100周年，人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上了月球，漫天人造卫星，还看得见宇宙非常遥远的星体。如今在地球上，除了历史学家和教师，还有多少人记得1914那一年，那些欧洲人一起干了些什么事儿。 　　在19和20世纪交替的那个阶段，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旧秩序被打破，经济腾跃促使民族国家纷纷对外发展殖民地，在欧洲本土的割据与兼并活动和各种阴谋阳谋日益炽烈，合纵连横层出不穷。那是帝国走向黄昏的时代，议会制度逐步取代帝制。与此同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剥削与压榨导致社会两极化等现象，也催生出追求社会公义的众多新思潮。 　　新思潮传播到亚洲，颠覆了中国，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落幕，世界最古老的帝制寿终正寝。 　　回顾100年前的历史，发现那其实是个危险的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弥漫着不信任感。没有国际联盟，没有联合国，国际秩序的唯一依据是强权，于是帝国间根据各自利益结合成不同盟邦，也根据自己的实力寻找扩大地盘与吞并弱小的机会，像极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云随时笼罩，全面性的大战也就一触即发。 　　最近，台海两岸官方代表在65年之后首度举行会谈，一派春暖花开气息，引发本区域特别是全世界华人社群的关注。百年前仓促建立的民国，在不确定的年代里仓皇辞庙大陆，除了内外战争的原因，最大挫折在于人民对国家政权失去信赖感。 　　欧陆那时候呈现的丛林竞争现象，信任感不足、秩序缺位、权力失衡等情况，固然是战火易燃的要素，但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人权与个体自由的价值意识还没有充分确立，国家乃至帝王的利益所及，往往就是百姓的宿命，为了达致政权或政治领袖的目标，个人性命甚至整体社会都可以遭到理所当然的牺牲。 　　百年路蹒跚，民主自由体制在两次大战后，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茁壮扩张，益发稳固，个人权利的保障不断扩大，性别、肤色、种族的不平等，大规模消失于国家建制之中。 与此同时，个人权利意识的抬头与政治参与度的提升，也使得国家政权在对外课题上，必须更加顾及大众的普遍意志。国际大环境变得更有规范，也进一步限制战争的发生。 　　来到这个世纪之交，国与国之

一个有自信的大国，必然也是遇事从容的大国，诉诸历史情绪，无助于解决现实政治，高声拉拢邻居甚至威吓利诱，更不是睦邻之道，也有损软实力潜移默化的效果。 　　时值甲午年，从去年底开始，这一敏感词汇已在中国舆论陆续出现，原因是这个甲午年正好是1894年以来的120周年。 　　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之一，不仅因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清王朝海军被后起之秀日本在海战中一举击垮，更在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遭到无情摧毁。中国是重视历史的民族，读书人从不轻忽历史教训，也爱以史训诫子弟与国民，时值如此重大年份，又逢中日关系紧张，历史更发挥了借题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周前发表文章《东南亚，你为什么对安倍噤若寒蝉？》指责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占领时期的“如此深仇大恨”，“多国政府选择了集体失声”。文章认为东南亚国家为了日本在经济和贷款上提供的“蝇头小利”，没有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作为加以谴责，“在大是大非上犯了糊涂”。 　　去年以来，中日关系在钓鱼岛争端上逐步升温，随着安倍政府在军事上转向进取的主张接二连三，以及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和钓鱼岛的姿态强化，局势变得有些剑拔弩张，引起区域国家不安。安倍近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则进一步刺激中国外交底线，发起全方位的炮轰，被称为“舆论甲午战争”，除了把问题带入联合国，也发动驻外使节为文批判。质问东南亚国家的文章正是这系列动作的一环。 　　但此甲午非彼甲午，这120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和一次长达数十年的冷战。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世界更懂得外交与政治妥协的艺术，也更看重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对改善国与国关系的重要性。 　　国际关系合纵连横，论理更论势，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有诸多论述。应对今日区域和国际形势，必须施以今日的手段与方法，国际纠纷自有现代社会的文明解决之道，以骂街式语言诉诸历史悲情的手段，适不适合用来累积国际压力，不无疑问。 　　已有论者指出，东南亚国情与民情复杂，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就能涵括的。本地区对日本振兴武力、祭拜靖国神社等作为，没有中国显得那么激动，实际原因还包括几方面。 　　一、二战之后，日本与陆续独立建国的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早于中国甚多，除了工商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投资、建设，也包括流行文化、语言乃至品味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能都看成是日本的“阴谋”，而是双边交往中必然的互动结果。对东南亚许多民众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