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陈词

        在人类历史上，开创者缔造的是关系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体系，而一般治理者建立的是日常运行的制度与规则。没有价值体系作底蕴的制度，往往沦为生产与消费的载体，所谓盛世容易流于物质成就，忽视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意义。而缺乏可靠制度支持的价值体系，则不免沦为空泛与虚伪，有赖执政者落实体制之中。         2013年年尾传来95岁的曼德拉逝世新闻，虽是意料中事，还是让全世界平添一抹阴郁。         曼德拉的去世引发全世界舆论排山倒海的关注与纪念，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时间默哀，数十个重要国家领袖出席追悼会。对于一个已经离开政坛十几年，在国际活动中消失许久的人物，世人的反应印证人心的公道。 　　人的伟大有很多种，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开创一个国家，为民族争取独立，为政党打造天下取得政权，建立一个有效运行一段时间的制度，以人格与道德的杰出感召国民，诸如此类，都在某种程度上会被一些人视为伟大，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都可能出现。 但超越一时一地与一两个族群的利益，能克制自身的欲望与权力，突破人性的局限，着眼于人类优良价值的高度，为人类示范一种看似难以企及的善，这样的伟大就更进一步超越凡俗，成为经典。         曼德拉正是这样的人。         南非在1948年大选之后，执政国民党将荷兰殖民者长期以来实施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手段明定为政策。但隔离统治手段从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乃至沙滩使用等全方位的区别待遇，一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反弹，于是一连串的反抗、压制、暴力冲突、逮捕拘禁、对抗，此起彼伏，终于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声援。         20世纪中叶是反抗殖民地统治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大时代，甘地在20世纪初从南非到印度发展出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后来包括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乃至翁山淑枝等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代历史上各种反抗压迫的故事中，当以黑人的奋起最悲壮。在长期隔离与分化下，白人统治者其实已经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两群人，相当大部分的黑人被驯服，认同自己低白人一等甚至好几等的命运。黑人文化批评家法农，甚至直指殖民地统治为黑人带来了特有的精神病。但 这样经由压迫导致屈服的精神状态，在美国黑奴时代乃至其他族群的王权社会同样可见。         因此，曼德拉等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对唤醒族群的自觉异常重要。然而

镜头外的文化焦虑 　　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民族，必然要做到对内部族群文化的尊重与利用。文化若因语言的衰败而持续低落不振，必然重挫一个族群的意志，进而伤及民族的凝聚力。如果靠威权维系，威权一旦崩塌或消失，民族与社会就很容易面对瓦解的命运。 　　本地电影《爸妈不在家》在斩获多个国际奖项后，在最近的台湾金马奖载誉而归，意外引发异族同胞在网络上表达异议。甚至有部分人担心华族文化的成就会造成少数种族更形边缘化。 　　这一茶杯里的风波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然而它所透露的其实是本地社会值得重视的课题，母语族裔对自身文化在本地发展前景的焦虑感。我们常在华文媒体看到的是对华族文化的关注，其实这一情绪应该同样出现在其他两大母语族裔当中。而随之衍生的课题，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到这个高度之余，如何看待个别种族文化与整体新加坡文化的未来。 　　看过影片的人，恐怕很难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部什么华人文化的电影，它其实非常好地呈现它的“新加坡性”（如果能这么表述）。不仅仅是混杂的语言，一个华族家庭的生活、习惯、应对问题的态度，都是本地人非常熟悉的方式。 　　 然而这样的情绪恐怕在少数种族当中不是孤立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里，我们有必要做出真诚而深入的反思，而不要继续假装大家都可以各安天命，满意自己的族群以及文化身份的既有状态。 　　当代儒学家杜维明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坦率地指出新加坡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注重以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而得出社会应该以英语为主的结论，导致华语华文遭到边缘化。而其实感受到边缘化的，还包括其他两大母语族裔。 　　曾经协助新加坡打造伦理教育课程，对新加坡文化与教育发展有长期观察的杜维明，对问题的把握准确而深入，令人难以回避。 　　我们的国家建设以经济和硬件发展为主，却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把容易看见成果的硬件工程做法，当做可以推而广之的有效手段，向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如法炮制。事实是很多经验显示，社会课题、文化与教育课题的处理，比规划一条高速公路，设计一个新镇，更加复杂而多变。 　　近些年来，我们常提起新加坡的软实力输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不久前写到，新加坡的软实力有七大支柱（Seven Pillars of Singapore’s Soft Power），其中之一是多元种族的和平群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