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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代是人类的第一遭，技术引领生活孕育思维塑造习惯改变行为模式， 不能回头也不可预知。一切都是爆炸式的，快、猛、突如其来，裂解成片， 或许从来都不曾完整出现，更没有标准可以依循。谁说不 是 ？ 　　哒哒的马蹄声穿过强化的保安警戒与肃穆的致敬人群，载走的是风云叱咤一个世代的铁娘子。且不理会怨怼者的怒吼在30年后再度响起，认同者缅怀的除了撒切尔夫人改革经济、开创政治新局的事迹，以及成为最古老民主国家第一任女首相的传奇，更多的是一种以铁腕改变现状的执行力，甚至铁面下的威权意识。 　　撒切尔夫人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却极端保守强硬，因而被苏联苛刻地称作“铁娘子”，她自己却乐得接受这一称呼。她的强硬与绝不转圜具体表现在处理国营企业改革、北爱尔兰和阿根廷等等内外事务上。 　　80年代，世界处在一个巨变的十字路口，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腾飞吸引了大量投资，迫使英美重新采纳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应对挑战。 　　然而经济的腾飞也带来意识形态的冲决，自由的能量累积成民主化的大潮，终于冲垮铁幕与柏林围墙，奥威尔小说《1 9 8 4》预言成真却在8 0年代宣告破灭。人类的历史改变，现代史上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大战跟着落下帷幕。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把这场意识形态对峙的歹戏拖入世纪末的舞台，然而邓小平的南巡让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其实宣告了走上不归路的不仅仅是经改，也包括了意识形态。 　　在那一整个时代的每一个角落，世人都看到强人的身影起落、出没，江山需要被指点，无论你喜不喜欢，少了权威的世界总有那么一点危险。 　　然而那时代的强人走到暮年或者弃世后，世界转身进入90年代的网络空间至今，世事早已大变，所谓的80后，所谓的90后，乃至所谓00后，从网络屏幕里蹦出来，萌芽长大茁壮，快速切换屏幕与页面的本能，也同时切割世界成老人家来不及完整理解的碎片。 　　网络时代让许多人无从掌握这个世界乃至仅仅一个社会，没有了主旋律，没有了主流，听起来全是杂音，刺耳、紊乱，直教人听得心律不整。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不再分为两半，过去赖以维系阵营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趋于没落。去中心、去权威的思潮结合网络的个人化倾向，成为当代最主要的现象。强人已死。犹如尼采在一个多世纪前宣告的“上帝已死”。对网络前的个人来说，世界就在我手中。 　　瓦解权威、反叛权威，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近代具有深远意义的当属1

　　30几年来，寻求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以强化执政合法性，是中国领导者的共识，但近年来在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出现乃至没有界限地谈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象，其实说明富裕后的社会更需要制度化、可预测性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给全体民众安全感。 　　仅仅相隔一天，当世界目光迅速从悬念不大的太平洋彼岸选举转回东方古国的时候，早已退出和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两位老人家，正端立在富丽宏伟的礼堂舞台正中，接受如雷的掌声，也宣示着两股势力的持续张扬。 　　世界高度关注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大量报道、评论、预测持续了一整年，终于来到这一天。舆论聚焦的男主角习近平被赋予山高海阔的期待，特别是越来越迫切的政改课题上。 　　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课题都不仅限于本次大会会场，而是必然要延续到未来十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民众和国际观察者来说，没有人会预期习近平在政治上是个守成者，因为现状并不允许守成。过去十年取得的多项成就延续上世纪90年代的低起点，轻易获得高增长，然而偏废的发展方针产生的副作用，也已经累积成汪洋般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多方撕裂的局面。 　　经济上不按市场机制形成的众多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彼此各拥山头，相互角力；聘雇大量员工的民间经济遭到严重压抑，挣扎求存；外资寻求低廉劳力引发的劳资关系持续紧张，以及因成本上涨而出现的其他转变；房地产、物价，以及贫富差距继续带来社会躁动。 　　政治上因为薄熙来事件而激化的派系矛盾不因其彻底出局而消沉，仍将以其他方式延续，甚至可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不同的派系山头形成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势必继续寻求扩大与巩固地盘。 　　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随着城市化和电子媒介迅速蔓延，官方腐化现象加剧权威的瓦解，不仅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痕，民众之间也因认知差异而分裂；户口制、城乡差异等政策导致的鸿沟，在可见的未来或许进一步引发社会对立。 　　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于分配，而分配机制则可以归根于政治体制。撕裂的局面既与权力垄断而致腐败及抗争的结果有关，也与威权瓦解后，透明而受到普遍接受的权力分配规则尚未建立，众多群体争夺自身权利有关。 　　政治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目的是建立有效而能受到社会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包括政治代表性、领导层产生机制、政治挑战机制、民意回馈机制等等。目前所依循的一套固然有其渊源，但显然与现代国家

SMRT一本正经认为没有必要兼用四语，这是错误的惯性思维所造成。实际上，民众因为看不懂标示所造成的混乱已经出现，如果因为信息传达不清楚而导致安全等其他损失，更不是单语舒适者能够轻描淡写一语带过的。 　　叮咚！“如果您发现任何可疑人士，或者可疑物品……”地铁上的华语广播还在播放，至少到此刻为止。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广播还会持续多久，因为短短几个字的华语站名广播刚刚被取消了。奇怪的是，反对华语站名广播的人，却没有提出上面这段防恐广播也应该取消，因为按照这一思路，国人和新移民都应该学会英语，达到融合的目的，不能指望公共场合的母语指示提供引导。但果真取消了华语广播，是否意味在防恐工作中，听不懂宣导的国人也不再“匹夫有责”了？这大概是本国“单语舒适者”也不敢肯定的吧。 　　SMRT测试在地铁列车增加华语站名广播和屏幕所显示的努力，未满三个月的预定测试期就戛然而止，匆匆结束，引发不少华语舆论的不满。 　　尽管公司否认是受到压力而撤回这项便民的措施，但有大量事实显示，反对这项从单语转向双语的力量其实巨大，而且占据社会的主流，这股力量在SMRT一开始测试便不停被炮轰，也让人更加相信，SMRT确实承受了压力。 　　要求地铁和其他公共服务提供多语文的说明，是社会长期的呼吁，原因非常直接，就是新加坡社会还有大量民众无法掌握或者不能自在地对英文英语做出本能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在地铁大瘫痪引起混乱的情况下，众多舆论指向语言问题的原因。 　　长期以来，虽然我们自诩是个双语社会，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是没有被认真对待的。一个是社会上实际能有效掌握英语英文的人口，可能不如想象的多；二是只能掌握英语英文的单语人口持续以强势的态度对待前者。 　　这两个事实如果随着政治权威的削弱而没有受到适当地重视和广泛的相互理解，必将冲击甚至威胁今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凝聚力。 　　多语文标示的要求在过往不绝如缕，而官方与半官方机构的拒绝也几乎令人习以为常，但这次SMRT取消华语播报的事件，看似一如往常，却有着更不寻常的表现。 　　首先是英语社群在对待这一事件的表达管道，已经从网络媒体更明显转向传统媒体。 　　本地两大英文报章，《今日报》和《海峡时报》，都刊登观点存在偏差的言论，要求取消华语广播，影响巨大的全国第一大报《星期天时报》，更在上星期天以《只要英语就好》（Just English will

吳仁寶冒著極大的風險，戰戰兢兢實踐了一己的夢、一家的夢、一村甚至一縣的夢，但這樣的農民代表，或者更普通的農民，能提出自己夢想裏的中國藍圖、爭取實踐嗎？ （華西村的成功故事長期被外界質疑，此文寫於開創者吳仁寶去世的2013年，但安排走訪時是2011年，當時經濟環境不錯，天下第一樓施工進入尾聲，一派富麗堂皇。後來的境況則不得而知了。吳仁寶的脫口秀堪稱一絕，其內容所透露的豐富意涵，值得一提。我根據錄音整理的文字檔躺在電腦裏多年，現附在文後） “天下第一村”创办人吴仁宝去世，引发数以万计当地民众的吊丧及中国媒体的大量关注，因为逝去的不是一个寻常的老村长，更是一个不寻常的梦想。 　　吴仁宝的一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中国当代史中，农村民众求生的艰苦与冒险历程。在政治风云变幻、个人命运朝不保夕的时代，要带领一群人走一条致富（甚至只想吃饱）之路，需要的勇气比运气多很多。生长在城市化的国家，甚至今日中国大城市里的人，很难体会吴仁宝所经历的风险，自然也不能从心底深处了解他的成就、局限和遗憾。 　　华西村每日接待大批外地来的游客，其中一个项目是把人群集中到大礼堂中看表演，而在表演之前，吴仁宝经常会来一段脱口秀，讲述华西村的历史。 　　这一段，如今都成了绝响。两年前（2011年3月），笔者得以在华西村见识过这一幕，留下很长时间都难以言喻的感受。 　　 中气十足的苏南乡音，舞台上还得安排一个年轻人逐句翻译，当时已高龄83岁的吴仁宝现身说法，轻松语调中透露豁达幽默的天性，言语背后诉说的却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小老百姓寻求发展的万般无奈与艰苦挣扎。 　　媒体报道和年表显示，吴仁宝在最艰难的岁月身为一个破落农村的领导者，并没有安于遵循政治指示，也不甘于凋敝落魄地过日子，更没有想到压榨村民养活自家。相反，他先设法改革耕作技术，改善粮食产量，随后又带领村民偷偷搞“地下”五金加工厂，那时他已经是过40岁的中年人。在1969那个年代，政治恶浪一重接一重，带着资本主义影子的“地下工厂”给村民创造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却也不可避免地给村领导笼罩在随时会遭殃的政治阴影中。 吳仁寶的脱口秀百煉成鋼，精彩絕倫。（陳迎竹攝影） 吴仁宝的脱口秀其实透露了不少趋吉避凶的智慧，让人看到他得以逢凶化吉的圆滑与无奈。 　　他感叹年轻时候被耽误了很多时光，因而肯定改革开放，强调要把被耽误的补回来。然而即使政

尽管菜市场干干净净，但民众如果对公共事务不能放心过问，像在菜市场里一样地“鸡婆”八卦，公民意识也就很难建立了。 台湾竹东菜市场 市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旅游者走一趟市集，往往更能感受一个城市与社会的脉息和气质。 　　台湾新竹县竹东镇中央市场据说是北台湾最大的市集。连同市场内外的摊贩，估计有五六百个摊位，是邻近八大乡镇民生用品的交易中心，也是汇集客家美食与生活文化的橱窗。 　　当地人平日喜欢逛市场，因为这里有现代化商场所没有的活力与人气。除了此起彼落的叫卖吆喝声，为了争相吸引客人的注意，摊贩还展现十足的亲和力和效率，手脚利落，妙语如珠，让你试吃试喝，一口接一口，只怕你不要，绝对没有白眼和冷语。 　　虽然是上午的市集，但售卖货品远不止生鲜肉食蔬果，生活用品等等也一应俱全。更有意思的是，摊贩不是简单固定不变的，一些摊位具有灵活性，由不同商家在不同日子摆摊，售卖不同商品。为了竞争，即便固定的商家也必须经常寻找新货源，才能留住人群的脚步。对很多客人来说，这个市场是个经常充满新鲜和新奇的热闹地方，不仅仅是为了做饭买食材才不得不去的地方。 　　这一规模庞大的市集分为两部分，包括在传统市场建筑内由镇公所管理的140多个摊位，属于“合法”的市场，其余则是在过去数十年间逐步发展聚集起来的街头摊贩。 　　对市场建筑里的百余摊贩来说，街上的数百摊贩，不但妨碍交通，而且潜藏火患与意外的隐忧。数年来，竹东地区一再有人向各个执法部门举报投诉，要求整治扫荡这些街上摊贩，但都不了了之。 　　从一方面看，这是执法部门不作为、踢皮球，但在另一方面，这数百摊贩其实有着自己的管理机制，他们也在争取继续存在下去的权益。 　　其中关键，正因为市场是长时间自然形成，而不是单纯规划出来的。 　　从台湾很多地方的市场可以看到，规划出来设备相当完好的市场建筑，往往也伴随自然而然聚集而成的另一些摊贩。像竹东中央市场那样的规模，更是经历数十年的淬炼，由人群与商货聚集而成。贩卖者因人群而集中，人群因货品齐全而聚拢。因为市场能量的丰沛，更吸引了少数外地摊贩每天开车两三小时来回，只为了到此营业半天。 　　这种因传统而形成的市集，既满足一个地方人群的消费需要，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也形成一种影响力，以致地方当局不愿断然终止它的存在。 　　对支持市集继续发展和反对市集影响安全的两方面人士来说，其实最大公约

历史上没有规律指出民主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会下台，但也没有规律显示什么情况下、做些什么改革就能延续执政。 　　2013年的社会氛围在年初的榜鹅东补选之后，持续高涨。国际社会都注意到，这股迥异于过去数十年的激情，是延续2011年的大选，也是互联网时代下，与全球同步的躁动潮流。 　　财政预算案被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是执政人民行动党试图回应社会舆论与不满的举动，弥补长期存在的分配不均、改变低下阶层人士处境的方案。 　　这股躁动的脉搏从两年前大选开始越来越清晰，而1月份的补选结果则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相信对推动执政党下重手做出改变起了一定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家庭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者占了就业人口的80%，与富裕国家的形象显然有很大出入。衡量贫富差距指标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也是许多民众心中的真实感觉。 　　过去数十年经济的长足发展没有让社会各领域成员雨露均沾，近十几年的发展，更进一步造成相当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感觉处境不易。多年来，一股要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与公平正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并且借助互联网的工具，迅速引起社会的共鸣。 　　 靠着中下阶级支持上台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及时察觉这股呼声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适时做出自我调整，终于导致今日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左右为难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右派政府在经济顺境时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不公现象，都被迫面对左派的诘难并且要由政府买单。困难是解决问题的药方在逆境中往往捉襟见肘。 　　 分配不均或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问题是一个社会可以容忍这种不均和不平等到什么地步，政党又以什么态度看待这一现象，以什么手段面对和处理它。 许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兼顾基尼系数等数据化指标呈现的分配问题，最终往往必须付出政治代价。 　　 行动党在一帆风顺的阶段至少有两大做法埋下今日与许多民众之间的嫌隙，其一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弭平社会鸿沟的重要工作；其二是没有促进与社会大众的平等沟通。 　　第一点基于相信执政的首要任务是创建经济增长，不相信社会福利等再分配的重要性，对于落后的社会人群收入的提升速度，不及社会预期；第二是不认为弯下身倾听民意比“下达指示”具有意义，造成与社会大众的隔阂日深。这两点不仅累积深受其害者的怨气，也激发社会道德力量的反击。 　　这一局面已经形成行动党始料不及的重大危机。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