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商鞅復活，拜託
連坐是與現代文明背反的罰則，無視人權與人格尊嚴，製造家庭怨恨情緒，這在古代都是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的冤案，在今天文明國家的精英是連想都不該想的事情。 盛事经济话题让新加坡再次成为国际媒体焦点，国人和政府一直不曾自滿，总希望精益求精，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不自满包括在公共事务等细微处不断改善。不过，随着社会更精细化、复杂化，如何在不同利益者之间达致平衡，一直都是考验，特别是在公共空间的治理方面，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与原则方方面面，例如归还碗盘与公共卫生的争论；至于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更无法轻易定案。 公共空间与公共议题的治理本来就不容易，其中涉及许多现代社会不能忽视的基本原则，包括不能侵犯私领域，所以法律不能允许进屋子去抓吸烟者。 对私领域与个人的尊严的保护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之一。新加坡一开始能走上务实道路，在追求富与强并进的过程中，能同时维护现代法制对人的基本尊重，以相对极低的（不流血）代价，走过高度威权主义时代到今天，是相当幸运的。 我们的民主政治恰逢世代交替（ 指新加坡总理正准备交接 ），期待政治与社会更符合尊重民意、人权与普世价值的世界潮流，应当是合理的共识。根据这种预期，很多社会政策应以更新的思维方式去面对。然而近日看到在亚洲新闻台的访问中，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康安德鲁和一名本地学者Dr Serene Koh，在谈论处罚“垃圾虫”当街扫地的劳改令（CWO）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所提出的建议，不免感到震惊。 综合两人意见，劳改令所蕴含的羞辱元素，因为被羞辱者多是无名之辈，已经无法达到因羞愧而不敢再犯的作用。康安德鲁于是建议，让被判劳改者全家一起劳改，“那种痛苦就不单落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全家，甚至包括女佣。如果家里有孩子，那个（对当事人的）影响会更大”。 1992年实施的CWO针对的是乱丢垃圾的重犯者，立法用意是透过在公开场所、穿上显眼背心打扫环境，让路人看见这些人是“垃圾虫”。经由公开羞辱的过程，试图诱发孟子四端中的羞恶之心，从而促使他们洗心革面，改过自新。 我小时候的新加坡，教育程度普遍低很多，随手丢垃圾、吐痰擤鼻涕、飙脏话等不良习性的人不少。你可以把这番话作为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然而随着知识水平提高， 人们应该明白，以对公民公开“羞辱”为宗旨的法律，其实是错的。今天负责审视公共卫生的人，竟然提出与大秦帝国时代商鞅发明的连坐法精神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