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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场变革，而变革的关键特征就是素人在政坛上纷纷崛起。这是对既有秩序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后，试图颠覆既定秩序，做出改变的努力。素人政治相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借着激昂的情绪诞生， 获得道德上的优势，但并不保证能解决它被托付解决的问题。 素人政治的崛起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古时候的揭竿而起就是例子。 　　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世界，也在很大程度和速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形容，社交媒体是这个时代新形态的咖啡馆。 　　在大众媒介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西方社会的咖啡馆发挥让人群聚首、交换看法和传播意见的作用，在传播还不发达，公共意见受限的环境里，人们在咖啡馆里的闲言闲语、胡言乱语甚至流言蜚语，也同时成为或真或假的信息来源；经过交叉与反复的往来过程，人们得以掌握社会真假虚实兼具的脉动。 　　拜传播科技之赐，今天无远弗届、随时连线的虚拟社区，其功能已经远远超越咖啡馆，其互动与创新，更足以改变和颠覆政治生态。 　　社交媒体在政治上的功能，除了群众动员与交流的能量被无限放大， 对能够有效操作社交媒体的人，甚至可以经由不同的应用，获得倍数计算的优势。 这点在两个月前台北市长选举过程，得到最好的验证。 　　没有政治经验的柯文哲透过社交媒体的运作，短时间内在青年选民中间建立起支持网络，影响力迅速扩大。这虽不是胜选的唯一原因，却是很关键的一个。 　　台湾《新新闻》周刊总结柯文哲与败选的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的经验时就指出，为连胜文辅选的总统马英九是Web1.0，只能阅读，不能互动；比较年轻的连胜文则是Web2.0，可以和选民产生一定的互动；但是55岁的柯文哲却已经进化到Web3.0，不但能与选民互动，还能开放自己的应用程式界面，让选民直接参与自己的竞选活动，提供大量援助，也因此，柯文哲的竞选支出少很多。 　　 柯文哲现象也说明，从政关键不是年龄，是能否得到网络世代的支持，发挥社交媒体的巨大效应，这完全颠覆了传统选战的造势手段，让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向虚拟化跨进一步。 　　 虚拟化的网络让很多政治上的“素人”得到过去不可能出现的胜利机会。 借自日文的“素人”一词是相对于专家而言，在政治上的素人泛指没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和奥援，不曾正式踏入政坛或只在小范围内参与政治的人。同样不久前当选的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甚至更远一些

明文禁止以不同形式的言論冒犯異教，如果能逐步成為國際共識，可以形成某種行為規範，對於因全球化而越来越頻繁的人口流動社會，有助於避免族群間日益複雜的衝突火苗被點燃。雖然民族、語言等等都可能引發族群衝突，但依據最大程度保障言論自由的考慮，筆者認為難以尋求妥協共識的宗教事務，應該先予以限制。 　　九一一事件之后，与伊斯兰世界和美欧国家相关的武力冲突似乎多了起来，规模和强度有大有小，受到世人关注的程度也是深浅不一。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化有关，但在另一个层面，世界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传统媒体）聚焦的速度与幅度，也影响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度。后面这点，也是部分穆斯林对国际舆论与西方领袖不满的论据——发生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受害事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怀和救助，施暴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 　　这当然就是国际政治权力长期倾斜的现实，对于全球化越来越紧密的国家与族群关系，伴随这一现实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恩怨与压力，是必须面对的关联遭遇。 　　但同样是现实的一部分，非伊斯兰世界应该理解，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国际权力关系，并未能完全得到认可或接纳，甚至在不同社群中还存在价值对立与相悖的情况。为了和平相处，如何沟通与求同存异，需要彼此在价值认知上做出一定的调整。 　　从2005年的丹麦漫画事件到今天的巴黎《沙尔利周刊》血案，对伊斯兰的挑衅都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伸张，而反对挑衅者都提出言论自由底线在哪里的反思。事实上，伸张言论自由与捍卫宗教尊严，并不来自壁垒分明的两群人，在西方有不少人反思嘲讽戏谑的本质是不是言论自由，在穆斯林群中也有少数认同言论自由者。 　　反思言论自由的不少观点，都涉及一个社会族群的敏感课题该不该受到批评、每个社会族群的禁忌应否得到尊重等等。 　　作为相信自由权利的人，对这一价值的意义，笔者不存疑问。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奴役和压迫统治，自由人的概念来得很晚，吾辈幸存的时代与环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似乎理所当然，其实那是一种运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 很多今时今日看似自然的权利，并非天降或神授，而是西方数百年来思想演进的果实，其中就包括言论自由。 　　也正因此，西方社会一些人有时候对自由的想象近乎偏执，将言论等自由价值的传播，赋予类似数百年前政治军事与宗教扩张的使命感。这在传播已经没有界限的网络时代，很容易激起少数强烈激进的反弹。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