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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必须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然而它面对的是没有疆界与范围的对象，只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更多的控制手段，意义都将令人存疑。 　　又有一个国家说要管制互联网，越南最近宣布从9月开始，限制博客和社交媒体提供或交流个人资料，并禁止分享新闻信息。在所谓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类似的行为与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 　　大数据概念过去一年被全世界越来越频密地讨论，去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首次发布报告，将“数据”视为新一类的经济资产，就像货币和黄金一样。 　　根据研究，去年全世界每天产生2.5艾字节（quintillion bytes）的数据资料，并且随着互联网与各种移动平台越来越广的拥有率和应用频率，这数据正不断叠加扩充。 　　以中文来说，上列数目只能以“恒河沙数”四个字来形容，1 quintillion相等于1的后面加18个零。因为移动平台技术的不断改进，公开数据也不断扩增，它一方面对人们了解世界提供更多的渠道与便利，另一方面对需要做决策或决定的人，也有了前所未有更多元也更直接的参照。这是“海量数据，弹指联通”的时代，而能进入这一切数据中间综合掌握并加以利用的“功夫”，其实就好比佛家的“顿悟”概念。 　　当然，统和运用数据的不是顿悟的禅师，而是日益提高、强化的网络运算技术。 　　大数据对企业的商业运转、市场策略、行销部署，以及客户服务等等，都有明显的重要性，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动力、产业转型、创意开发，乃至社会服务、官民互动，也都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教授布莱恩卓佛森（Erik Brynjolfsson）比喻，大数据的出现就像400年前的显微镜，可以细致地量度人的行为与情感，在商业、经济乃至其他领域都有助于企业主和政府做出更多基于数据与分析的科学决策，而不仅仅依靠经验和直觉。有报道指出，谷歌上查到的有关美国房屋销售的趋势，比房地产分析师还准确。 　　而这个趋势当然是中性的，它所带来的利弊，视乎受影响的对象。我们这几年也看到，不同对象的应对方式有天壤之别。美国选举千方百计要加以运用的是大数据，中国维稳千方百计要加以管制的也是大数据。而美国除了用于正面，也试图用在监控民众。 　　美国的顾问公司预测，美国今后还需要十多万个数据分析的专才，以及100多万名能够运用数据的经理人。早在

魅力领袖的特质有助于翁山淑枝团结在野势力，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特定作用。但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让理想与现实不完全脱钩，为新兴国家的民主政体提供一个受尊敬的新版本，也许她在漫长的软禁期间，曾经拟过草稿。 　　近年来，天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备受世界瞩目，投资者与战略家的脚步接踵而来，一个封闭多年的富饶之邦在世界经济元气还未复苏的时代，迅速成为人们定睛聚焦的垂涎目标。 翁山淑枝的新加坡之行再度让这种关注加温。 　　在二战之后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里，除了陷入共产烈焰者，一般总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民生与经济进展，但缅甸却在军阀的枪杆子暴力下，比一些国家走得更坎坷。原本堪称东南亚小康的国家，如今近乎一穷二白。 　　长期与军政府关系良好，曾与毒枭坤沙齐名的鸦片将军罗星汉，在缅甸建立了以多项基础设施为主的庞大事业王国，他一年前接受前中国时报东南亚特派员梁东屏专访时说，1960年代的缅甸是东南亚最富裕国家，闭关50年却沦为数一数二的穷国，这使得现任总统登盛等军方背景人士与民主派都很清楚，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避免再度走错路。他因此肯定地说，这次的改革是真的，2015年的大选也不会再像1990年那样，民主派的胜利果实遭到暴力吞噬。罗星汉本人相信翁山淑枝的全民盟将在下次大选中胜出，也将能顺利接掌政权，因为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他也相信翁山与登盛双方应该有了不会算旧账的共识。 　　令人好奇的是，在几十年的独裁之后，军政府近年来朝民主化、自由化的转向之大，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虽然罗星汉发出那么肯定的“觉悟说”，但缅甸内部也有存疑派，“全民盟”第二号人物、83岁却吃了20年政治牢饭的温丁就在专访中坦言，说不清楚军政府为什么会“突然转向民主”，全民盟秘书长丁吾则相信是军方了解翁山的偶像作用，只有让她出头，才能让缅甸重新进入国际社会，推动军方想要的议程。 　　无论如何，全民盟决定借力使力，顺势崛起，在抵制2010年大选后，毅然投入去年国会的补选，一举拿下44席（仅占下议院议席的一成），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却也让人更看清民意所向。 　　一年多来，随着国际社会的大量支持行动，翁山淑枝和全民盟似乎已经对形势的稳健发展更有信心。 　　翁山淑枝在新加坡说了很多话，都大有深意。例如她呼吁国民回国，因为全民盟面对严重的人才断层。没有人才，将难以在两年后——几乎可以假设将胜选——组成具有实力的政府，应对百

实际上，行动党把自身的思维碰撞、多元化历程公诸社会，将有助于全民看到它因应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积极性。但这一透明化过程，必将要伴随其党内的民主化，只有领导层的民主化才能让行动党真正走上党内核心多元化的道路。惟其如此，改革才可能真正来自于民间，立足于民间。 　　全国对话秘书处和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调查，根据取样标准和数量来看，应该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在主要数据方面，国人的诉求以就业、医药和房屋为主，确与一般认知接近。而调查对照政府近期所做的政策改变，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似乎更印证若干政策的转变是为了顺应民意。 　　2011年大选之后，总理和几位部长先后表示：确实听到了人民的声音，也知道民众的诉求是什么。于是两年来，从外劳缩减、移民限制、提高基层员工薪金、房地产调控、教育改革、医疗福利放宽到交通改善，许多政策与措施接二连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不但引起舆论的热议，也被视为选举带来的政治气候变化。 　　对照过去人民行动党政府强调了几十年“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这个“变化的年代”容易引发更多的关注。有些现象其实也值得进一步深思。 　　例如，过去说不受民意影响而不改变的政策，现在如果改变了，还是不是最好的政策？过去从财政、经济发展等等角度认为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了，会不会引起什么不好的后果？ 　　而紧接这些问题之后，人们会继续追问，如果改变不会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过去不行？如果改变可以变得更好，为什么现在才做？ 　　在很多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向多源于政治力量的消长，包括执政党的替换。然而在新加坡，半世纪以来的所有变化，都来自行动党自身。外人很难理解，行动党过去在面对民众诉求与不满的时候，在内部如何对政策与民间的反应进行分析与评价。 　　从过去的反应来看，民众会感觉许多事务与民意甚至专家的意见背道而驰，却迟迟不见改变，甚至必须年复一年听到官方为它辩护的论调。信手拈来的例子就是小学分流制，整整拖了25年才成功废除，2008年废除之后，民间反应一片叫好，更证明那是个迟来的正义。 　　对民间来说，套句台湾俗语，这种现象叫“歹戏拖棚”，然而更严重的是，这一政策对多少年轻人造成伤害，根本无从估计。而其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25年来是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又有哪个部门做过评估？ 　　由于长久以来都以“不向民意低头”为最高原则，行动党政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