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陈词

活动转瞬即过，光辉终究有限，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制度创新，以及发扬正面人性与智慧的大法门。 　　一场耗费巨资，筹备经年的开幕式，宣告盛大的竞技活动拉开序幕。 　　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为运动迷带来振奋感，非运动迷则把精心编排的开幕式当作大型演出，期待它所提供的感官刺激。 　　由于传播方式日益先进，每一次的演出都引起世界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特别是影响力越大的国家，受关注程度也越高。而演出结束，免不了的各种批评、意见也就越来越多。 　　因此奥运开幕式演出已经变成一个国家创意与实力的展示。像书的封面、房子的门面、脸孔的颜面一样，决定全世界对这个国家最新印象的一个依据。 　　但奥运会的本质原不在这样一个夜晚。就像历史上许多事物一样，传统经过时间的洗礼，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涵和意义。而且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人类的需要，被增减、改造乃至扭曲。 　　奥运会不仅表现运动和竞技实力，也展示国家组织能力。开幕式内容则更加突出国家的软实力，既是本身文化与文明水平的呈现，也是创意和技艺的宣告。 　　而就像商务展览活动一样，奥运会的规模也成了国家试图促进商务交流、刺激经济效益的机会。 　　英国紧接在中国之后主办这一届奥运会，开幕式难免成了世界舆论的对比话题。各种评价见仁见智，人们不因为国家幅员的悬殊而不予比较，反倒基于一个失落在过去的帝国与崛起于眼前的强国而增添了对比的趣味性——更何况两个国家曾有过千丝万缕的恩怨情仇。 　　在世界经济陷入严重困境、末日与不安情绪纠结着越来越多人的时代，开幕的振奋感不免打上很大折扣。 　　资本主义加民主自由社会所面对的困惑已经不止两三年，解决问题的方案接二连三，仍未见实际效果。历史进程在这里产生大量的反思与检讨，虽然英女王依旧那么受人爱戴，然而至今似乎没有人主张大家别吵了，把治理国家的权力还给女王一家吧。 　　对比带动世界改革开放风潮的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相形见绌的西方社会，即便没有奥运，也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后发优势在先进国家的发展瓶颈外，表现得更加明显。而有老大哥前例在先，其他小国也纷纷跃跃欲试，现在看样子连朝鲜也准备走向经济改革。 　　这样的形势在资本主义困难时刻出现，仿佛告诉人们有一条新的道路等着开发探索。 　　然而那毕竟不是一场演完就算的舞台节目，随着技术的提升、道具和布景的精致化、演出方式的改进，就可以有

经济的不公并不全然取决于市场行为，更与政府决策有关。而相信不相信公平，则是一个社会以及主导社会的力量所做的文化价值取舍。 　　最近，新西兰政府罕见地承认国内贫富差距问题达到历来最严重的程度。在野党指出，富者愈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本钱雄厚的投资中赚取了可观的回报，但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所得则下降，日常开支不断上涨，削弱了实际的生活水平。 　　新西兰社会发展部的报告公开承认这一点，但这并不是新鲜话题。在媒体和旅游宣传中有如移民天堂的新西兰，近年来持续面对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指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底发布报告指出，新西兰的贫富差距20年来持续扩大，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严重。衡量贫富差距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26上升到去年的0.33。 　　在国界模糊的全球化时代，网络传播效应激发了许多新课题，但是旧课题也不断出现新的视角和讨论方向。其中近年来很夯很热门的正是“不公平现象”（Inequality）。“公平”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在许多领域都有相关课题，包括种族、性别、教育等等，而引起最多关注的莫过于经济领域的公平问题。其中民众关心更多的是收入差距的日益两极化。 　　许多研究指出，当代贫富差距的扩大源自70年代，西方自由经济体制为主的半个世界逐步将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加以转移、淘汰，例如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大量蓝领劳动力失去赖以维生的地盘，被迫在短时间内转移或提升技能，乃至消失在职场上。国家在改变的过程中，相信朝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扭转的经济转型，包括大幅度削减高收入者的税收，以刺激虚拟经济创造者的积极性，可以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以及生机。而这些产业所创造的财富与新职，据信足以吸纳和承担社会转型中所需付出的代价。 　　在经济泡沫一再出现，经济发展频频停滞的21世纪，事实说明这一愿景未必实现，这一方向更有着深层的缺陷有待克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兹（Joseph E. Stiglitz）前阵子在配合新书写的文章《不公平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指出美国在所得分配失衡方面的恶化情况，1%的高收入者掌握93%的收入增长，而最不公平的是，收入越高者未必是对社会有越大贡献的人，而是在不成比例的分红中暴富。 　　根据一个慈善组织的统计，赚取3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已经是国内1%最富有者，而且轻易

亚洲社会当前的问题是还没有彻底走出贫困，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不公恶化。在这一坐标条件下，政府行有余力必须兼顾民生的安顿，同时让经济成果尽可能广泛均匀地分配，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教条成为难以改变的社会梦魇。 　　缅甸国会人民院议长瑞曼近日访问新加坡，接受本地西报专访时，解释缅甸在过去一两年的短时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深沉原因是执政者看到民主的国家大多繁荣，而“缅甸也要繁荣”。曾经是军人专政骨干之一的瑞曼，在访谈中并不掩饰思想上的转变。他说：“我相信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是正常不过的。只有一种声音，可能导致威权统治。” 　　不久前才看了翁山淑枝被软禁20年的自传体影片，且不论拍摄手法，观看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在国际上被高调声援的民主斗士，还能住在父亲留下的大洋房里，期间还能与英国的丈夫孩子相聚，一定羡慕死其他国家的异议人士了。 　　笔者无意贬低翁山的形象，她的伟大与精神和勇气在缅甸无疑不言而喻，但仅就影片的观感而言，人们应该会更同情中国民主人士和朝鲜反抗分子严酷而惊恐十倍百倍的遭遇。 　　民主开放的政治权利从来都不易取得，但近20年来的世界趋势却迫使专制体制越来越难以为继。专制集权的核心技术就是信息控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把这一点演绎得成为经典：“简单的谎话一旦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天大的谎言不断重复，人们终究会相信，而要人们相信，国家以一切力量压制异议就极其重要，真理是国家最大的敌人”。 　　然而网络科技的发展给信息控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工作越来越复杂，这是近年来一些国家信息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长期的封闭在经济与民生方面无法持续，随时会激发民变。朝鲜金三世的举动就是明证。 　　按照美国学者福山的说法，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往自由民主汇集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越来越少，试图依赖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走出政治体制困境的少数国家，不得不面对政治上的窘迫。 　　然而依靠政治体制绑架全体民众的政权处于劣势，面对“自变”或“他变”的严峻时期，虽然能说明自由民主更受到广大人群接受，却不能完全引申为这是没有问题、已经完工可以交差的体制。 　　事实上，自由民主社会眼下还没有走出自己塑造出来的困境。 　　由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各种社会福利，曾经让西方世界成为世人称羡的天堂。然而随着经济增长难

30几年来，寻求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以强化执政合法性，是中国领导者的共识，但近年来在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出现乃至没有界限地谈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象，其实说明富裕后的社会更需要制度化、可预测性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给全体民众安全感。 　　仅仅相隔一天，当世界目光迅速从悬念不大的太平洋彼岸选举转回东方古国的时候，早已退出和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两位老人家，正端立在富丽宏伟的礼堂舞台正中，接受如雷的掌声，也宣示着两股势力的持续张扬。 　　世界高度关注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大量报道、评论、预测持续了一整年，终于来到这一天。舆论聚焦的男主角习近平被赋予山高海阔的期待，特别是越来越迫切的政改课题上。 　　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课题都不仅限于本次大会会场，而是必然要延续到未来十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民众和国际观察者来说，没有人会预期习近平在政治上是个守成者，因为现状并不允许守成。过去十年取得的多项成就延续上世纪90年代的低起点，轻易获得高增长，然而偏废的发展方针产生的副作用，也已经累积成汪洋般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多方撕裂的局面。 　　经济上不按市场机制形成的众多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彼此各拥山头，相互角力；聘雇大量员工的民间经济遭到严重压抑，挣扎求存；外资寻求低廉劳力引发的劳资关系持续紧张，以及因成本上涨而出现的其他转变；房地产、物价，以及贫富差距继续带来社会躁动。 　　政治上因为薄熙来事件而激化的派系矛盾不因其彻底出局而消沉，仍将以其他方式延续，甚至可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不同的派系山头形成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势必继续寻求扩大与巩固地盘。 　　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随着城市化和电子媒介迅速蔓延，官方腐化现象加剧权威的瓦解，不仅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痕，民众之间也因认知差异而分裂；户口制、城乡差异等政策导致的鸿沟，在可见的未来或许进一步引发社会对立。 　　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于分配，而分配机制则可以归根于政治体制。撕裂的局面既与权力垄断而致腐败及抗争的结果有关，也与威权瓦解后，透明而受到普遍接受的权力分配规则尚未建立，众多群体争夺自身权利有关。 　　政治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目的是建立有效而能受到社会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包括政治代表性、领导层产生机制、政治挑战机制、民意回馈机制等等。目前所依循的一套固然有其渊源，但显然与现代国家及公民

怀抱天下、关心社会民瘼是华人商业历史的精华，过去在中国海内外，包括新加坡的例子多不胜数：毁家兴学、实业救国、扶贫施药、赈济灾民。对大企业家来说，多赚少赚一些已经没有分别，而持续创富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成为企业家境界高下的依据。  陶朱公三致千金，当今企业家呢？  　　一名企业家“戏说”要给洗碗工3000元月薪，在城中被炒了一轮，成为坊间笑谈，也让社会底层劳工的收入再次引起关注。 　　最近以来，各界不断听到为低薪工友及相对低收入的职工加薪的各种建议与动作，从（区区）50元到50％的幅度都有，印证林崇椰教授不久前提出给低薪工友大幅加薪的建议，其实符合社会的期待。 　　最近听到一个小餐厅老板在抱怨，说新加坡人被宠坏了，所以请不到工人。这段近期变得耳熟能详的话，来源似乎已不可考，但确实在不少老板和官员口中重复着。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声音指出，薪水太低造成工人无法接受工作。长期以来，坊间都有人在抱怨，甚至不时有人投书报端，表示向有关部门申请安排的工作，薪水低，地点远，难以兼顾家庭。 　　对接误差造成求职与职位空缺现象并存，不完全是执行上的漏洞，从基层的反映来看，这更可能是期望上的落差。这样的声音存在很久，基层劳动者的待遇多年来始终没有相对应于经济增长而提高，当“请不到工人”的声音成为大量引进外来劳力的支撑依据，而另一方渴求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待遇一再落空，社会矛盾因而积沙成塔，从潜在化为具体，从无形走向变形，终于冲破社会表面的和谐。 　　一个工会实力庞大的社会是如何导致基层心声的走调甚至陷于静默，社会整体劳工政策的取向依据为何，这都是值得社会学家探讨的课题。然而现实所呈现的是部分企业界无视经济成长与整体人均所得逐年提升，长期依赖低工资劳力供应来创造企业的业绩。 　　这一现状固然与低工资劳动力容易取得有关，更值得深思的是企业家如何看待自己赖以成长、发迹与扎根的乡土。 　　我们现在看到，低廉劳动力源源供应的副作用，一方面是在累积底层人民的悲哀与怨气，另一方面其实是把老板宠坏了。 　　长期以来，最低工资被打成洪水猛兽，但无底线的低薪其实是宠坏了老板的胃口。当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撑起尊严的时候，各种资产价值节节攀高其实是对越来越富裕社会的讽刺。 　　金融风暴让世人对当下的资本主义进行大量反思。对信奉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它不仅是让经济运转最有效的机制，也具有内在的道德原

谈论国家治理，如果仅仅着眼于经济，认为发展效率是最主要的治理标准，显然是曲解了良治的诉求。良治如果不能深入公民参政、对人权的尊重、对司法独立的坚持、对透明开放与问责的讲究，最终必定无法符合社会的期待。 　　潮流兴什么？兴换政府。 　　这不是冷笑话，而是真实的世界。从两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以来，一度被视为稳如磐石的一些国家的政府相继垮台，无论真民选或假民选，过去表面上可以维持的局面，在怒潮的席卷下迅速分崩离析，连美国老大哥也背弃而去。 　　遭到唾弃的政府不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日子不好过，如果加上种族或者宗教间长期的紧张，政治上长期的压制，社会情绪无从疏导，郁闷就会不断寻求突破口，形势一旦成熟，改变就是必然结果。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直无法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或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政治人物把权力视为禁脔，掌权后建立政商利益小集团，独享资源，造成与民众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紧张。这些现象都是导致国家发展停滞或者颠簸不顺的关键。因而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公民团体和学者都归纳出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各种要件，其中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提出的八大原则最具代表性。 　　这八个标准涵括现代国家政府的三权（行政、立法与司法）、民间社会与个人关系。除了阐明其中的相互关联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指向的现代社会价值观与普世原则。 这八大标准是：一、民众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政治（Participation），但必须是全民的参与，参与者需要交流信息以及结合起来，这意味着社会必须有结社与表达的自由，同时要有公民团体；二、国家要依法治理（Rule of Law），强调对人权的全面保护，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而法治的公正实施有赖司法的独立及执法队伍的公正与清廉；三、透明（Transparent）：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除了必须依法而为，对受影响的人而言，相关的资讯也必须能自由而直接地获取；四、反应（Responsive）：官方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对民众做出回应，换言之不能长时间漠视民众的需要；五、共识取向（Consensus Oriented）：好的治理者必须能调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达致广泛的共识，做出对整体社会最有利的结果，治理社会者也必须经由广泛而长期的探讨，找出长治久安之道，这需要对相关社会历史、文化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