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须正视普世原则
谈论国家治理，如果仅仅着眼于经济，认为发展效率是最主要的治理标准，显然是曲解了良治的诉求。良治如果不能深入公民参政、对人权的尊重、对司法独立的坚持、对透明开放与问责的讲究，最终必定无法符合社会的期待。
潮流兴什么？兴换政府。
这不是冷笑话，而是真实的世界。从两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以来，一度被视为稳如磐石的一些国家的政府相继垮台，无论真民选或假民选，过去表面上可以维持的局面，在怒潮的席卷下迅速分崩离析，连美国老大哥也背弃而去。
遭到唾弃的政府不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日子不好过，如果加上种族或者宗教间长期的紧张，政治上长期的压制，社会情绪无从疏导，郁闷就会不断寻求突破口，形势一旦成熟，改变就是必然结果。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直无法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或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政治人物把权力视为禁脔，掌权后建立政商利益小集团，独享资源，造成与民众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紧张。这些现象都是导致国家发展停滞或者颠簸不顺的关键。因而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公民团体和学者都归纳出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各种要件，其中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提出的八大原则最具代表性。
这八个标准涵括现代国家政府的三权（行政、立法与司法）、民间社会与个人关系。除了阐明其中的相互关联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指向的现代社会价值观与普世原则。
这八大标准是：一、民众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政治（Participation），但必须是全民的参与，参与者需要交流信息以及结合起来，这意味着社会必须有结社与表达的自由，同时要有公民团体；二、国家要依法治理（Rule of Law），强调对人权的全面保护，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而法治的公正实施有赖司法的独立及执法队伍的公正与清廉；三、透明（Transparent）：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除了必须依法而为，对受影响的人而言，相关的资讯也必须能自由而直接地获取；四、反应（Responsive）：官方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对民众做出回应，换言之不能长时间漠视民众的需要；五、共识取向（Consensus Oriented）：好的治理者必须能调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达致广泛的共识，做出对整体社会最有利的结果，治理社会者也必须经由广泛而长期的探讨，找出长治久安之道，这需要对相关社会历史、文化及发展脉络的深入了解；六、公正与包容（Equitable and Inclusive）：所有社会成员都不应该感到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特别是弱势族群都应该能有改进与发展的机会；七、有效与效率（Effective and Efficient）：尽可能善用资源造福社会，而效率对良好的治理而言，应该包括环境的永续性与保护；八、问责性（Accountable）：这是良好治理的关键，无论是政府、私人领域还是公民团体，都应该具备问责性，特别是对于受决策与行动影响的人员，而问责的贯彻就需要透明度和法治。
对文明社会熟悉民主运作的人来说，这八个看似普通常识的原则，很多国家与政府其实还做不到。哪怕是自诩民主的一些国家，政党与政治人物基于本身的私利，也不免刻意回避部分领域。
争论者会说，这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归纳的原则，不能要求不同文化传统与国情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遵循。但联合国近70年来所形成的角色早已超越和平维护，进而成为普世价值的守护者。这些价值对于促进整体人类乃至个人的健全发展，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探讨古代王朝覆灭的原因时，民不聊生的经济困境以及外敌入侵的国防虚弱，是最常论及的两大关键。但史学家许倬云在评述中国历史时特别指出，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若是开放而能不断吸收新血，保持对新问题的应变能力，不与民众脱节，大致可以拉长衰亡的期限，反之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封闭核心圈子，就会失去对外界变化的敏感度。
这一观察不仅证诸史实，对现代国家也同样适用。对照上述八大原则都指向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等课题，显然这是社会与政体维系活力的要件。
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知识水平与参政需求都比古时候高出很多，一党、一家或一个小圈子的政治生态很难满足现代公民，这已经远远超越搞好经济、让民众吃饱穿暖的问题。
谈论国家治理，如果仅仅着眼于经济，认为发展效率是最主要的治理标准，显然是曲解了良治的诉求。良治如果不能深入公民参政、对人权的尊重、对司法独立的坚持、对透明开放与问责的讲究，最终必定无法符合社会的期待。
所有的治理如果不是为了人群——具体来说是个别的人——的幸福和尊严，不仅治理的实质功效应该打折扣，连有效发展的目的都要令人怀疑。
例如，对人权的侵犯可以以治安为名，而以公共利益为名，更可以做出种种侵害个人或弱小群体的事情。这种侵害因为假公共或法律的名义，除了很难被否定，还会引起社会的寒蝉效应，但最终受害的是社会应有的价值体系与道德原则。
由于追求实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对第三世界人民来说——因此良治本身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现代社会民心也越来越不可捉摸，民主国家政权易手的原因很多，良治未必是政权在握的保证。但任何热爱国家的参政者，必定更看重建立一个满足普世原则、可以长治久安的国家机制，促进民众拥有免于恐惧等自由人权的福祉，更胜于维系本党权力基础的游戏规则。这一点，必须由参政者扪心自问。
（《联合早报》，2013年5月12日）
潮流兴什么？兴换政府。
这不是冷笑话，而是真实的世界。从两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以来，一度被视为稳如磐石的一些国家的政府相继垮台，无论真民选或假民选，过去表面上可以维持的局面，在怒潮的席卷下迅速分崩离析，连美国老大哥也背弃而去。
遭到唾弃的政府不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日子不好过，如果加上种族或者宗教间长期的紧张，政治上长期的压制，社会情绪无从疏导，郁闷就会不断寻求突破口，形势一旦成熟，改变就是必然结果。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直无法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或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政治人物把权力视为禁脔，掌权后建立政商利益小集团，独享资源，造成与民众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紧张。这些现象都是导致国家发展停滞或者颠簸不顺的关键。因而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公民团体和学者都归纳出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各种要件，其中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提出的八大原则最具代表性。
这八个标准涵括现代国家政府的三权（行政、立法与司法）、民间社会与个人关系。除了阐明其中的相互关联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指向的现代社会价值观与普世原则。
这八大标准是：一、民众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政治（Participation），但必须是全民的参与，参与者需要交流信息以及结合起来，这意味着社会必须有结社与表达的自由，同时要有公民团体；二、国家要依法治理（Rule of Law），强调对人权的全面保护，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而法治的公正实施有赖司法的独立及执法队伍的公正与清廉；三、透明（Transparent）：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除了必须依法而为，对受影响的人而言，相关的资讯也必须能自由而直接地获取；四、反应（Responsive）：官方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对民众做出回应，换言之不能长时间漠视民众的需要；五、共识取向（Consensus Oriented）：好的治理者必须能调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达致广泛的共识，做出对整体社会最有利的结果，治理社会者也必须经由广泛而长期的探讨，找出长治久安之道，这需要对相关社会历史、文化及发展脉络的深入了解；六、公正与包容（Equitable and Inclusive）：所有社会成员都不应该感到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特别是弱势族群都应该能有改进与发展的机会；七、有效与效率（Effective and Efficient）：尽可能善用资源造福社会，而效率对良好的治理而言，应该包括环境的永续性与保护；八、问责性（Accountable）：这是良好治理的关键，无论是政府、私人领域还是公民团体，都应该具备问责性，特别是对于受决策与行动影响的人员，而问责的贯彻就需要透明度和法治。
对文明社会熟悉民主运作的人来说，这八个看似普通常识的原则，很多国家与政府其实还做不到。哪怕是自诩民主的一些国家，政党与政治人物基于本身的私利，也不免刻意回避部分领域。
争论者会说，这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归纳的原则，不能要求不同文化传统与国情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遵循。但联合国近70年来所形成的角色早已超越和平维护，进而成为普世价值的守护者。这些价值对于促进整体人类乃至个人的健全发展，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探讨古代王朝覆灭的原因时，民不聊生的经济困境以及外敌入侵的国防虚弱，是最常论及的两大关键。但史学家许倬云在评述中国历史时特别指出，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若是开放而能不断吸收新血，保持对新问题的应变能力，不与民众脱节，大致可以拉长衰亡的期限，反之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封闭核心圈子，就会失去对外界变化的敏感度。
这一观察不仅证诸史实，对现代国家也同样适用。对照上述八大原则都指向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等课题，显然这是社会与政体维系活力的要件。
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知识水平与参政需求都比古时候高出很多，一党、一家或一个小圈子的政治生态很难满足现代公民，这已经远远超越搞好经济、让民众吃饱穿暖的问题。
谈论国家治理，如果仅仅着眼于经济，认为发展效率是最主要的治理标准，显然是曲解了良治的诉求。良治如果不能深入公民参政、对人权的尊重、对司法独立的坚持、对透明开放与问责的讲究，最终必定无法符合社会的期待。
所有的治理如果不是为了人群——具体来说是个别的人——的幸福和尊严，不仅治理的实质功效应该打折扣，连有效发展的目的都要令人怀疑。
例如，对人权的侵犯可以以治安为名，而以公共利益为名，更可以做出种种侵害个人或弱小群体的事情。这种侵害因为假公共或法律的名义，除了很难被否定，还会引起社会的寒蝉效应，但最终受害的是社会应有的价值体系与道德原则。
由于追求实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对第三世界人民来说——因此良治本身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现代社会民心也越来越不可捉摸，民主国家政权易手的原因很多，良治未必是政权在握的保证。但任何热爱国家的参政者，必定更看重建立一个满足普世原则、可以长治久安的国家机制，促进民众拥有免于恐惧等自由人权的福祉，更胜于维系本党权力基础的游戏规则。这一点，必须由参政者扪心自问。
（《联合早报》，201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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