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該有的信念－－浅析德國思想家韋伯政治理論

年轻世代无论投入哪个政治阵营，只要不是为谋取巨大的利益而来，能为社会带来更多元化的思维激荡，长远来说都是好事。不过参与政治除了激情，也需要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思考，除了经常挂在嘴边“要服务民众，回馈社会”，还有没有更高更多的认知和理想？这是激情过后，值得从政者和全社会继续沉思的问题。百年前学者韦伯的教诲，值得一读。

 

 　　大选刚过不久，政治温度还在，选举期间的诸多议论和争论，无论来自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人士，主流还是非主流媒体，对于本国政治话语的累积都是一种推动。

　　新加坡平时的政治论述大多来自政府或执政党，极少来自在野党甚至学术界的完整意见，久而久之，本地政治话语和论述几乎以执政党为正统及主流，并且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多数时候掩盖甚至压抑了其他不同的论述声音。唯独在四五年一度的大选期间，不同的论述才能比较全面地出现及系统地传播，成为文献记录镁光灯下的一部分。

　　当然，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这一现象近年来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野阵营或学术界不同于执政党的论述，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能比较清楚而系统地留下记录，在民主制度下，这是相对可喜的发展。

　　本地政治论述的成熟与否，有待专家去持续辩论，而这当然需要更开放的舆论空间。在此之外，政治作为一种生活现实，如果从基本面去探究，吾辈寻常百姓可以怎么去对政治参与者提出要求？对参与者来说，又有些什么条件是自己参与政治时应当深入考虑的？

　　近几届的大选，在野阵营都出现越来越多年轻到中年的参政者。对老一辈经历李光耀威权时代的人来说，这会被看成“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冒险行为，但是对网络时代的人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只要有服务的热忱，觉得社会现状有需要改变之处，年轻一代做出投入反对党的决定，并不需要经历辗转难眠的痛苦煎熬。

　　相对于把反对党政治视为禁忌、觉得恐怖的年代，这固然是值得庆幸的改变――政治在民众生活中终于可以被正常化的对待。但与此同时，正常化的另一面是责任感的建立。本地政治论述在平时极度缺乏，学术界不愿触碰，社会大众也就少了专业引导和启发的机会，影响所及，包括很多专业人士对政治的观点，都长期流于表象化，网民则是普遍上满足于泄愤，无法深入论理。

　　唯一对政治有完整论述的就是执政党，长期以来，形成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举国对政治与治国的观点，普遍上跳不出执政党论述的大范畴。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垄断，除了权力和职务，还包括论述与观点，成了“政治如来佛”。

　　执政党的论述有坚实的经验基础，因此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在野党既然不满意这一论述，能不能提出自己完整的一套就很重要。我们其实看到少数政党也尝试提出来，但提出理论之外，一方面缺乏资源深入探讨具体做法，另一方面还无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观点普及民间，取得认可。政治的成功与否，关键之一在取得社会认同，这其中需要投入资源和心力，也要深入浅出的游说。

　　新生代无论投入哪个政治阵营，只要不是为谋取巨大的利益而来，能为社会带来更多元化的思维激荡，长远来说都是好事。不过参与政治除了激情，也需要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思考，除了经常挂在嘴边“要服务民众，回馈社会”，还有没有更高更多的认知和理想？这是激情过后，值得从政者和全社会继续沉思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对官僚体制、社会和权力结构有深刻的论述，他在1919年对德国大学生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政治工作的艰辛与代价，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深具启发意义，值得所有选择投身政治的人参考。

　　韦伯开宗明义指出，政治的目的就是追求国家权力的分享，以及去影响国家权力的分配。从事政治的人，就是要追求权力，以服务他心目中的理想――这理想可能是高贵也可能是自私的，也或许纯粹是为了享受权力的欲望。

　　从对政治投入程度的不同，韦伯区分政治参与者为三类：临时的、副业和主业。临时的身份人人皆有，包括参与投票、参与政治集会，以及发表演说；副业则是有需要才参与政治，例如作为政治团体的代表或理事等等。

　　主业，也就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人，韦伯又将之分为两种参与途径。一是“为了”政治而活，二是“依赖”政治而活。这两者却不是截然对立。“为了”政治而活的人，在心灵上把政治看成生命，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在政治这一专业中才能找到意义和价值，维持心理的平衡。这跟为了其他事业而活的人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依赖”这项事业而活。因此“为了”及“依赖”的差别，主要就在经济方面。

　　韦伯分析取得权力主导政治的领袖有三大类型：一是掌握传统权威；二是具有魅力；三是法律权威。

　　韦伯花了很多篇幅定义什么是政治魅力和领袖的特质，以及把政治当做志业的是什么样的人。简单地说，魅力型领袖能得到大部分人的归顺与信服，进而掌握支配人群的权力，主要是他的投入，把政治作为志业。这些定义虽然依据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但由于这段经济广泛而深入，因此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例如对官僚系统的讨论，就是韦伯研究的专长。

　　整个演讲的重点在最后，韦伯强调以政治作为志业或者职业者，必须在心志伦理（Ethic of Moral Conviction，又译意图伦理、道德伦理）与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 ）之间加以平衡。心志伦理是从政者不可动摇的信念，责任伦理则是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国家权力为集体带来更大的善，或者说更好的成果。

　　这两者经常会出现矛盾，政治家的责任就必须设法去取得平衡，避免在理念与责任之间出现太大的落差。

　　为此，韦伯指出，政治是用脑力的工作，不是用身体的其他器官，也不是灵魂。最好的政治家，必定能在有效激励追随者的同时，又能用冷静理智的头脑进行管治和制定政策。政治需要靠头脑，但不仅仅是头脑，还需要心志伦理，责任伦理。政治家必须真诚地对施政的后果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

　　但是政治带来的诱惑也非常大。韦伯指出，执政者掌控着合法的武力，意味着他们可以维护自己和同伙的利益。而同享富贵的情感因素，则意味着政治家会倾向于作出有利于追随者和阿谀者的决定，而非合乎公平与效益的理智决定。

　　韦伯发现这一倾向相当普遍，他认为，政治的危险就在于政治家的人际关系网络很容易被滥用，因为政治其实是关系到争夺官职的分配权、任用权，这种权力可以为自己的家族和圈子带来财富与影响力的保障，因此无论政党之间还是党内派系之间的追随者，会在有意无意间逐步促使政党愈来愈变成获得这种有保障的生财工具。

　　他以相当多篇幅解释政治伦理与宗教的渊源。也就是说政治伦理不是近代政治转变才有的东西。领袖的功业能达到什么结果，是由追随者的行动动机决定，从道德观点看，这种动机往往就是很庸俗的回报。激情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日常的现实生活，英雄或信仰本身往往就会沦为政治上的庸人。

　　要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些伦理方面的吊诡，意识到在这些吊诡之下，他自己内在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因此韦伯相信，一个人关心的如果是灵魂的救赎，不会选择政治作为救赎的途径。政治有完全不同的课题。

　　以下摘录韦伯对政治家人格特质重要的一段话：

　　“那么把政治当做志业来献身的人，需要怎么样的心理人格先决条件呢？

　　政治作为志业最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权力感，但如何不负权力和责任，这就进入伦理的问题。就政治家而言，三种特质很重要：热情、责任感、判断力。但政治家的热情不在热情本身，而是要用热情追求一种“踏实的理想”，而且以追求这个目标作为责任及自己行为的最终指标。

　　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政治家具备最重要的心理素质：判断力。这是一种心沉气静去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是一种对人和事的“距离”。“没有距离”是政治家最大的致命伤。

　　问题是炽烈的热情和冷静的判断力如何在一个人身上调和存在。政治靠的是头脑，但要不沦为轻浮的理智游戏，就必须起于热情，养于热情，但热情政治家的特点，正在于强韧的精神自制，使得政治家免于沦为陶醉于“没有结果的亢奋中”的政治玩票人物。

　　要达到这种境界，唯一方法是养成习惯，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政治人格的强韧，首先便在于拥有这些特质。因此，政治家必须时刻克服最大的敌人：虚荣。

　　政治必须追求权力，权力本能因此是政治家特质的主要部分，但是政治家如果对权力变成自我陶醉，不全然为了某项“踏实的理想”服务，就是冒渎了他的职业。

　　在政治中最严重的罪恶，归根究底只有两种：不实际，以及没有责任感。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事。虚荣心到极致会诱使政治家犯下这两大错误。

不切实际会使领袖变成演员，忽视事情的后果，只关心自己给别人的印象。他关心的是权力的表象，而不是权力能带来的作用，缺乏责任感则只知道享受权力本身，而不是以之去达到某种有意义的内容。

　　政治行动的结果往往和原先的意图不匹配，有时候是完全吊诡难解的，但这是历史常态。正因为这是历史常态，政治行动若要有内在的支撑力，就需要有一种追求理想的“意图”。就是为这一个理想，政治家才追求和使用权力。那么理想要以什么形态出现呢？这是由信仰所决定。理想可以是关乎民族、人类、社会、伦理或者文化的，可以是世俗或者宗教性的。总之一定要有某种信念，否则最伟大的政治成就，最终都不免归于虚幻。”

　　韦伯对现代社会科学影响极大，他对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或者职业，论述得极为透彻，最终结论是，从事政治的人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善的信仰或者信念，这应该是永恒正确的结论吧。（刊于2015年10月号《怡和世纪》，写于9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