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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策讓安居樂業成為可能，自己和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成為可能，克制就會變成人民內心認可的價值，煽動與渲染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 　　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距离武昌起义过了半年，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在上一年的阳历12月，由各省代表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定下当年元旦为中华民国元年。 宣統皇帝退位詔書象征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終結。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絡圖片） 　　带着六岁的溥仪而无奈接受命运的隆裕皇太后，对王朝倾覆后最关心的，应该是皇室的待遇。武昌事变后，全国多地爆发革命党和汉人屠杀满人事件，但紫禁城里没有强敌破城，也大致还维持君臣之礼。皇室最在意的是和掌握兵权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商谈后路。 　　对清室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不接受的和平演变，但200多年的朝廷还在，儒家仁义还在，诏书写得审时度势，甚至带点义薄云天。 　　“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这部分最值得注意：“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可见紫禁城里知道全国屠杀满人的种族报复已经野火燎原。袁世凯等大臣和清室极大可能是凛于血腥蔓延，才“钦此”了王朝的葬礼。 　　《逊清四诏》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明示五族“完全领土”合为一大中华民国，与南京政府形式上合体。袁世凯政府制定了多项优待皇室和皇族以及满蒙回藏的条款。如果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地方势力都能接受这一安排，近代中国会提早很多走上真正的共和宪政体制。最重要的是，后来内战和乱政中上亿生灵涂炭都可避免。 　　被当时外国记者和传教士以及一些革命党人记录下来的这些屠杀满人的见证，受害者总数难以想象。后续的汉人政府都不乐意着墨这段民族大事。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前的太平天国就以仇视满族为目标，所到之处皆屠成血海，直到革命党（包括孙中山）兴起，为达目的更大力渲染种族仇恨，包括报章、书籍等不断重复满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罪孽，激起汉人的愤慨。 　　武昌起义成功更直接原因，是上海股市随着国际橡胶价格暴跌引发大股灾，辗转造成全国金融风暴。朝廷上下都缺钱，邮传大臣盛宣怀贸然宣布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再由朝廷拿去借外债，无视各地民众集资兴建的股份权益，爆发保路运动。同盟会和一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