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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坐是與現代文明背反的罰則，無視人權與人格尊嚴，製造家庭怨恨情緒，這在古代都是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的冤案，在今天文明國家的精英是連想都不該想的事情。 　　盛事经济话题让新加坡再次成为国际媒体焦点，国人和政府一直不曾自滿，总希望精益求精，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不自满包括在公共事务等细微处不断改善。不过，随着社会更精细化、复杂化，如何在不同利益者之间达致平衡，一直都是考验，特别是在公共空间的治理方面，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与原则方方面面，例如归还碗盘与公共卫生的争论；至于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更无法轻易定案。 　　公共空间与公共议题的治理本来就不容易，其中涉及许多现代社会不能忽视的基本原则，包括不能侵犯私领域，所以法律不能允许进屋子去抓吸烟者。 　　对私领域与个人的尊严的保护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之一。新加坡一开始能走上务实道路，在追求富与强并进的过程中，能同时维护现代法制对人的基本尊重，以相对极低的（不流血）代价，走过高度威权主义时代到今天，是相当幸运的。 　　我们的民主政治恰逢世代交替（ 指新加坡总理正准备交接 ），期待政治与社会更符合尊重民意、人权与普世价值的世界潮流，应当是合理的共识。根据这种预期，很多社会政策应以更新的思维方式去面对。然而近日看到在亚洲新闻台的访问中，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康安德鲁和一名本地学者Dr Serene Koh，在谈论处罚“垃圾虫”当街扫地的劳改令（CWO）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所提出的建议，不免感到震惊。 　　综合两人意见，劳改令所蕴含的羞辱元素，因为被羞辱者多是无名之辈，已经无法达到因羞愧而不敢再犯的作用。康安德鲁于是建议，让被判劳改者全家一起劳改，“那种痛苦就不单落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全家，甚至包括女佣。如果家里有孩子，那个（对当事人的）影响会更大”。 　　1992年实施的CWO针对的是乱丢垃圾的重犯者，立法用意是透过在公开场所、穿上显眼背心打扫环境，让路人看见这些人是“垃圾虫”。经由公开羞辱的过程，试图诱发孟子四端中的羞恶之心，从而促使他们洗心革面，改过自新。 　　我小时候的新加坡，教育程度普遍低很多，随手丢垃圾、吐痰擤鼻涕、飙脏话等不良习性的人不少。你可以把这番话作为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然而随着知识水平提高， 人们应该明白，以对公民公开“羞辱”为宗旨的法律，其实是错的。今天负责审视公共卫生的人，竟然提出与大秦帝国时代商鞅发明的连坐法精神相通的

所有的抵抗戰爭都必須打進戰爭發起者的本土核心，只有讓敵人付出同樣或更大更慘痛的代價，戰爭才有可能相對公平地結束。只有「侵略者必敗」成為定律，戰爭才可能永遠消失。 　　教宗方济各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乌克兰“表现出举白旗的勇气”，更积极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的说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6tiwLV-xss ，引发乌克兰的愤怒以及整个欧洲和美国舆论的震动，几天后教廷被迫改口，只呼吁和平，不谈投降。 　　87岁的教宗固然老迈，但他其实代表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群当代绥靖主义者的思维，包括熟悉国际关系的资深政治家和学者。他们认为乌克兰靠着西方国家的支持抵抗俄罗斯入侵，虽然顶住了两年，但俄罗斯可以动用的资源源源不绝，现在又有中国和朝鲜的人力物力供应，相比于协助乌军抗战却意志不坚定的北约国家，乌克兰更该早日坐上谈判桌，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避免人民和国家继续付出惨痛代价。 　　相对于一大堆国际问题专家，教宗最诚恳之处是把“举白旗”的字眼明白讲出口，其他人怎么绕着讲都很聪明地避开投降的意思，摆出一副悲天悯人为乌克兰人民着想的眼神和词汇。 　　近期以来，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开始展开支援乌克兰的大动作，原因是深怕特朗普选上美国总统后带来的大变数，尤其特朗普明白说出为了财务分担问题，宁愿不管俄罗斯入侵欧洲国家这种话。 　　 稍微清醒的欧洲政治家，没有不忌惮俄罗斯的，特别是俄国近邻。他们有些曾被共产苏联兼并奴役，更多的是因为了解共产主义发展历史与本质，以及越来越清楚俄国总统普京的底层思维。换言之，他们越来越看懂乌克兰其实就是整个欧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乌克兰的妥协不可能换来开战前那种长期和平，反而会是梦魇的开端。 北约固然有联防协议，但老大哥美国的国内政治可能导致欧洲国家必须自救，却已是摊在阳光下的现实。 　　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改变70几年的现代史，可以想象，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当代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讲出类似和平主义（Pasifism）的话语，未必是对乌克兰 心存 恶意。只不过， 在战争画面太残酷的情况下，要求停火是人的本能；而特别要求弱小者停火，却不敢大声喝阻最先动手的大个子，却也是人性丑陋的阴暗面。 不幸的是，这一阴暗面连宗教领袖也遮掩不住。 　　近代史上最鼎鼎有名的和平主义者当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0年前这时候，以纳粹屠犹为主题的美国洛杉矶宽

當政策讓安居樂業成為可能，自己和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成為可能，克制就會變成人民內心認可的價值，煽動與渲染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 　　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距离武昌起义过了半年，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在上一年的阳历12月，由各省代表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定下当年元旦为中华民国元年。 宣統皇帝退位詔書象征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終結。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絡圖片） 　　带着六岁的溥仪而无奈接受命运的隆裕皇太后，对王朝倾覆后最关心的，应该是皇室的待遇。武昌事变后，全国多地爆发革命党和汉人屠杀满人事件，但紫禁城里没有强敌破城，也大致还维持君臣之礼。皇室最在意的是和掌握兵权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商谈后路。 　　对清室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不接受的和平演变，但200多年的朝廷还在，儒家仁义还在，诏书写得审时度势，甚至带点义薄云天。 　　“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这部分最值得注意：“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可见紫禁城里知道全国屠杀满人的种族报复已经野火燎原。袁世凯等大臣和清室极大可能是凛于血腥蔓延，才“钦此”了王朝的葬礼。 　　《逊清四诏》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明示五族“完全领土”合为一大中华民国，与南京政府形式上合体。袁世凯政府制定了多项优待皇室和皇族以及满蒙回藏的条款。如果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地方势力都能接受这一安排，近代中国会提早很多走上真正的共和宪政体制。最重要的是，后来内战和乱政中上亿生灵涂炭都可避免。 　　被当时外国记者和传教士以及一些革命党人记录下来的这些屠杀满人的见证，受害者总数难以想象。后续的汉人政府都不乐意着墨这段民族大事。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前的太平天国就以仇视满族为目标，所到之处皆屠成血海，直到革命党（包括孙中山）兴起，为达目的更大力渲染种族仇恨，包括报章、书籍等不断重复满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罪孽，激起汉人的愤慨。 　　武昌起义成功更直接原因，是上海股市随着国际橡胶价格暴跌引发大股灾，辗转造成全国金融风暴。朝廷上下都缺钱，邮传大臣盛宣怀贸然宣布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再由朝廷拿去借外债，无视各地民众集资兴建的股份权益，爆发保路运动。同盟会和一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