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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抗争经历、文学艺术创作、宗教投入和人情味与社会公德心的挥发，可以看出台湾社会发展的一条轨迹：人群潜意识中普遍具有的浪漫主义驱动力。  　　了解一个社会的角度可以很多，社会学家可能会寻找社会常态与病态的形成、制度之间造成的矛盾等等，提出系统性的分析，或设计解决方案。 　　而从历史脉络的观察中，归纳出一个社会的某种特点，固然不能解答问题，却是一种趣味。 　　几十年来的台湾社会发展，可以从几个方面找到一股“浪漫”的轨迹。 　　 一、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政治的热忱。 太远的不说，仅以国民党到台湾之后，从早期的雷震、殷海光、吴三连等等外省与本省籍知识精英，都以言论和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信仰。在蒋介石铁腕统治时期，许多人都在这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 　　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坚信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需要成立反对党制衡国民党而遭蒋介石疏远，继而被免去官职、撤销党籍，又为筹备组党而锒铛入狱，被判十年徒刑。出狱后仍坚持为台湾的处境发言，今天台湾提起民主化的历史，都不能不提这位外省人。 　　殷海光被誉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他积极引进自由派新思潮，并为上世纪60年代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在雷震入狱、《自由中国》被查封后，他持续遭到国民党围剿，失去台湾大学教职和补助，经济陷入窘境，生活遭到监视，却坚持做“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拒绝向权力屈服，他的学术与政论文章影响深远，铮铮风骨更受到党外人士的尊崇，影响了后面数十年反抗国民党政治运动的人物与思想。身心备受煎熬，殷海光罹癌仍坚持著作，49岁病逝，留下800多万字的著述。 　　吴三连创办台湾第一份晚报《自立晚报》，在民主化前始终坚持无党无派的理念，为此三度遭到停刊。施明德为民主运动坐牢25年，被称为台湾曼德拉。受殷海光影响的人物包括李敖，他与国民党缠斗多年，坐牢四年，数十本著作被禁，在那个印刷才能传播的时代，仍坚持偷偷出书，目的只为揭露国民党。以揭露政府来说，他可算是斯诺登的老祖宗。 　　而从党外到成立民进党的第一代政治人物，坐牢、妻离子散者，所在多有，林义雄一家三口被刺杀，郑南榕自焚，并未制止抗争者前仆后继。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反抗专制、追求民主权利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影代代接力，不曾断绝。这些行为背后是强大的精神理念，为国家社会遂行正义。这一套在金庸笔下、传统中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行为，在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的重要，但大家更在意政府发挥兼顾多方面的能力，并且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肥、渔利。近年来全世界越来越关注的贫富差距、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问题，更印证了经济发展如果缺乏社会大众的介入、监督与关注，很可能走上严重偏差的地步，甚至难以挽回。  　　报业控股大楼底层有一幅《清明上河图》，闲来驻足细看，颇有体悟。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的作品，原件藏北京故宫。它有几个仿本，报社的是清院本，原件藏于台北故宫。此画反映的是北宋时期京师开封的繁华景象，无论是牧者、农民、商家、店铺，各种商业活动都活灵活现，具体表现1000年前中国首都市民的经济生活。 　　经济活动不仅关系个人的生计与社会的荣枯，也影响国家的兴衰。 研读经济史与一般以政治兴衰为主轴的历史，会给人大不相同的感受。我们以为国力兴盛的王朝或时代，很可能百姓却过得苦哈哈，富裕的可能是一小部分依附政治权力的人，或仅仅是王朝当政者的近亲。曾经富裕的商人可能在政策的转变或靠山的崩塌之下，一夜间倾家荡产。 　　在漫长的经济史上，一些影响后世甚至决定兴衰的政策未必得到充分的解读与分析，因为历史学者可能不擅长经济问题，甚至常常带着儒家或什么家的既定思维书写心目中的成败因果。 　　冷战结束至今一个世代，意识形态的束缚大致瓦解，到今时今日，经济发展成了举世追逐的显学。但我们看到，在竞相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多经济体都免不了面对这样那样的困窘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在国家或经济体的内部层面，经济发展经常与环境保护、民众健康与社会不公发生冲突。 这现象尤其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利益经常盖过环境与文物的价值，以致破坏不断发生，底层劳动者遭到持久的剥削，而其过程带来的利益并不归属于为此付出自然、人文甚至乡土代价的当地民众，而是与地方居住环境毫不相干的官僚与企业主，久而久之累积起来的怨气，终将造成反弹与怒火，一再发作。 　　这一层面，尤其是针对社会不公的抗争，经过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在发达国家显得特别突出，也让世人强烈意识到当代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已经走到严重偏颇失衡的极致。 　　 二、 在另一个层次，由于全球化、跨国界的经贸大环境已经形成，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自给自足，因此 经济发展在遭遇跨国演变的过程中，不免一再上演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戏码。 　　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