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的浪漫主义脉络
从政治抗争经历、文学艺术创作、宗教投入和人情味与社会公德心的挥发，可以看出台湾社会发展的一条轨迹：人群潜意识中普遍具有的浪漫主义驱动力。
了解一个社会的角度可以很多，社会学家可能会寻找社会常态与病态的形成、制度之间造成的矛盾等等，提出系统性的分析，或设计解决方案。
而从历史脉络的观察中，归纳出一个社会的某种特点，固然不能解答问题，却是一种趣味。
几十年来的台湾社会发展，可以从几个方面找到一股“浪漫”的轨迹。
一、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政治的热忱。太远的不说，仅以国民党到台湾之后，从早期的雷震、殷海光、吴三连等等外省与本省籍知识精英，都以言论和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信仰。在蒋介石铁腕统治时期，许多人都在这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
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坚信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需要成立反对党制衡国民党而遭蒋介石疏远，继而被免去官职、撤销党籍，又为筹备组党而锒铛入狱，被判十年徒刑。出狱后仍坚持为台湾的处境发言，今天台湾提起民主化的历史，都不能不提这位外省人。
殷海光被誉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他积极引进自由派新思潮，并为上世纪60年代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在雷震入狱、《自由中国》被查封后，他持续遭到国民党围剿，失去台湾大学教职和补助，经济陷入窘境，生活遭到监视，却坚持做“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拒绝向权力屈服，他的学术与政论文章影响深远，铮铮风骨更受到党外人士的尊崇，影响了后面数十年反抗国民党政治运动的人物与思想。身心备受煎熬，殷海光罹癌仍坚持著作，49岁病逝，留下800多万字的著述。
吴三连创办台湾第一份晚报《自立晚报》，在民主化前始终坚持无党无派的理念，为此三度遭到停刊。施明德为民主运动坐牢25年，被称为台湾曼德拉。受殷海光影响的人物包括李敖，他与国民党缠斗多年，坐牢四年，数十本著作被禁，在那个印刷才能传播的时代，仍坚持偷偷出书，目的只为揭露国民党。以揭露政府来说，他可算是斯诺登的老祖宗。
而从党外到成立民进党的第一代政治人物，坐牢、妻离子散者，所在多有，林义雄一家三口被刺杀，郑南榕自焚，并未制止抗争者前仆后继。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抗专制、追求民主权利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影代代接力，不曾断绝。这些行为背后是强大的精神理念，为国家社会遂行正义。这一套在金庸笔下、传统中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行为，在台湾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轨迹处处。且不论对错与是非，没有浪漫牺牲的胸襟，这些都不可能。
二、艺文与技术领域也可以发现浪漫执着的气息开出灿烂的果实。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享誉世界舞蹈界；吴清友的诚品书店，更成为台湾的名片。
吴清友在1989年台湾股市破万点、“台湾钱淹脚目”的辉煌时代投身开书店，历经15年亏损却没有放弃，并且有能力吸引投资者越开越大，越做越突出自身的经典特色。这必须对文化事业有坚定的信仰。
艺文界的成就不胜枚举，文风鼎盛历久不衰，以人口比例来说不可谓小，技术与工商界也有很多坚持钻研精神凭借一股“牛劲”耕耘的人，成功失败都有。这群人在经济最好的时期尚且能投身“未见其利先尝其苦”的领域，勇气都不是以功利思考的社会所能理解的。
三、对普罗市井来说，宗教界的成就容易导出偏差的解读。台湾几十年来开创了当世佛教的顶峰局面，它传承清末民初太虚和尚对佛教界怪力乱神的反弹，大力推广人间佛教，几十年下来名师辈出，印顺、星云、圣严、证严等等，以各自法门传扬人间佛教。其中，印顺被誉为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佛学大师，星云把佛教传到非洲、美洲去，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更成了世界性的慈善组织。
此外，过去二三十年，佛教教育体系的完善，奖学金制度的建立，从幼儿到大学，也对佛教的振兴产生积极作用，甚至受到泰国等传统佛教国家的尊崇。
规模是一回事，最耐人寻味的，是在好几万出家众里，比丘尼与比丘的比例是五比一，甚至更高。很多出家女性都有高学历，拥有博士学位者也不少。据学术界友人告知，这些人出家的理由早已超越传统印象中“生活走入困境看破红尘”的故事。家庭环境耳濡目染是主要原因，而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多了，对身体主导权和生命进行深刻反思后，勇于做出抉择，随着社会的开明，阻力也减少。而这样的抉择，必定具备寻找理想归宿的强烈动力，来自对生命的终极追问以及对解脱的想象与敬畏。
四、人情味是旅居台湾者最常提及的一种感觉。它尤其表现在公德心与社区人情方面，例如不乱抛垃圾、排队、商店和企业对客户不吝啬、服务周到等等，这未必是“自古皆然”，但近20年越来越好。这是因为人们内化了土地与环境的意识，从居住地的心理转变成家园而产生的自觉反应。历次的环保抗争、社会议题辩论，都在累积与唤醒这种自觉。诸如垃圾分类等公共教育，也在这种自觉的结合下更容易成功。
然而更直接的因素是台湾一直维持一个很传统的“小社会”状态，这种人情味在大城市以外尤其显著，即使在最富裕的年代，大规模城市改造也是在缓和的步伐下进行，农村与城市社区结构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拆解，世俗人情等文化基因也就不曾历经戛然而止的断裂。
在一场争议巨大的“反服贸运动”刚过去，写下这些东西，不在于要说明什么。事实上，任何经验的陈述与归纳都具有两面性，也都不免顾此失彼。这样一条脉络从何而来，短文很难分说清楚，不过理解这一路径，看见一个没有经过巨大暴力破坏的社会，如何从两千年的极权体制走入民主制度，也许有些思考的价值。（2014年4月20日刊于联合早报）
了解一个社会的角度可以很多，社会学家可能会寻找社会常态与病态的形成、制度之间造成的矛盾等等，提出系统性的分析，或设计解决方案。
而从历史脉络的观察中，归纳出一个社会的某种特点，固然不能解答问题，却是一种趣味。
几十年来的台湾社会发展，可以从几个方面找到一股“浪漫”的轨迹。
一、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政治的热忱。太远的不说，仅以国民党到台湾之后，从早期的雷震、殷海光、吴三连等等外省与本省籍知识精英，都以言论和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信仰。在蒋介石铁腕统治时期，许多人都在这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
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坚信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需要成立反对党制衡国民党而遭蒋介石疏远，继而被免去官职、撤销党籍，又为筹备组党而锒铛入狱，被判十年徒刑。出狱后仍坚持为台湾的处境发言，今天台湾提起民主化的历史，都不能不提这位外省人。
殷海光被誉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他积极引进自由派新思潮，并为上世纪60年代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在雷震入狱、《自由中国》被查封后，他持续遭到国民党围剿，失去台湾大学教职和补助，经济陷入窘境，生活遭到监视，却坚持做“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拒绝向权力屈服，他的学术与政论文章影响深远，铮铮风骨更受到党外人士的尊崇，影响了后面数十年反抗国民党政治运动的人物与思想。身心备受煎熬，殷海光罹癌仍坚持著作，49岁病逝，留下800多万字的著述。
吴三连创办台湾第一份晚报《自立晚报》，在民主化前始终坚持无党无派的理念，为此三度遭到停刊。施明德为民主运动坐牢25年，被称为台湾曼德拉。受殷海光影响的人物包括李敖，他与国民党缠斗多年，坐牢四年，数十本著作被禁，在那个印刷才能传播的时代，仍坚持偷偷出书，目的只为揭露国民党。以揭露政府来说，他可算是斯诺登的老祖宗。
而从党外到成立民进党的第一代政治人物，坐牢、妻离子散者，所在多有，林义雄一家三口被刺杀，郑南榕自焚，并未制止抗争者前仆后继。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抗专制、追求民主权利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影代代接力，不曾断绝。这些行为背后是强大的精神理念，为国家社会遂行正义。这一套在金庸笔下、传统中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行为，在台湾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轨迹处处。且不论对错与是非，没有浪漫牺牲的胸襟，这些都不可能。
二、艺文与技术领域也可以发现浪漫执着的气息开出灿烂的果实。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享誉世界舞蹈界；吴清友的诚品书店，更成为台湾的名片。吴清友在1989年台湾股市破万点、“台湾钱淹脚目”的辉煌时代投身开书店，历经15年亏损却没有放弃，并且有能力吸引投资者越开越大，越做越突出自身的经典特色。这必须对文化事业有坚定的信仰。
艺文界的成就不胜枚举，文风鼎盛历久不衰，以人口比例来说不可谓小，技术与工商界也有很多坚持钻研精神凭借一股“牛劲”耕耘的人，成功失败都有。这群人在经济最好的时期尚且能投身“未见其利先尝其苦”的领域，勇气都不是以功利思考的社会所能理解的。
三、对普罗市井来说，宗教界的成就容易导出偏差的解读。台湾几十年来开创了当世佛教的顶峰局面，它传承清末民初太虚和尚对佛教界怪力乱神的反弹，大力推广人间佛教，几十年下来名师辈出，印顺、星云、圣严、证严等等，以各自法门传扬人间佛教。其中，印顺被誉为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佛学大师，星云把佛教传到非洲、美洲去，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更成了世界性的慈善组织。
此外，过去二三十年，佛教教育体系的完善，奖学金制度的建立，从幼儿到大学，也对佛教的振兴产生积极作用，甚至受到泰国等传统佛教国家的尊崇。
规模是一回事，最耐人寻味的，是在好几万出家众里，比丘尼与比丘的比例是五比一，甚至更高。很多出家女性都有高学历，拥有博士学位者也不少。据学术界友人告知，这些人出家的理由早已超越传统印象中“生活走入困境看破红尘”的故事。家庭环境耳濡目染是主要原因，而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多了，对身体主导权和生命进行深刻反思后，勇于做出抉择，随着社会的开明，阻力也减少。而这样的抉择，必定具备寻找理想归宿的强烈动力，来自对生命的终极追问以及对解脱的想象与敬畏。
四、人情味是旅居台湾者最常提及的一种感觉。它尤其表现在公德心与社区人情方面，例如不乱抛垃圾、排队、商店和企业对客户不吝啬、服务周到等等，这未必是“自古皆然”，但近20年越来越好。这是因为人们内化了土地与环境的意识，从居住地的心理转变成家园而产生的自觉反应。历次的环保抗争、社会议题辩论，都在累积与唤醒这种自觉。诸如垃圾分类等公共教育，也在这种自觉的结合下更容易成功。
然而更直接的因素是台湾一直维持一个很传统的“小社会”状态，这种人情味在大城市以外尤其显著，即使在最富裕的年代，大规模城市改造也是在缓和的步伐下进行，农村与城市社区结构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拆解，世俗人情等文化基因也就不曾历经戛然而止的断裂。
在一场争议巨大的“反服贸运动”刚过去，写下这些东西，不在于要说明什么。事实上，任何经验的陈述与归纳都具有两面性，也都不免顾此失彼。这样一条脉络从何而来，短文很难分说清楚，不过理解这一路径，看见一个没有经过巨大暴力破坏的社会，如何从两千年的极权体制走入民主制度，也许有些思考的价值。（2014年4月20日刊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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