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会压倒中国通
中国民族性的一大特点，是对腐败和欺压具有高度忍耐力。只要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牢固而强大，经济发展不陷入长期停滞或失控，人民大体安居乐业，不公义和零星的社会火花，会在逐渐成熟的社会公益发展中得到消解，不会撼动中共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
观察或预测当代中国政治的演变，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信念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得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对中国民族性的把握，在这一过程中其实很重要，只是无论中国海内外论者都鲜少加入这一元素。笔者相信，缺少这一元素，是很多外国人预测中国失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周（3月7日），美国著名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提出他发现中国开始走上分崩离析的阶段，其中提出五大论据。由于沈大伟观点向以“亲中”著称，而且是资深的亚洲政策顾问，因此这一“转向”引来国际舆论关注，却也同时对他的理据感到疑惑。
沈大伟五大理据的提出，大部分受到包括海外华人和西方学者的质疑，相当尴尬。原因是五个理由的说服力都很弱。第一是越来越多富人用脚投票，向外移民，举例包括近期新闻焦点美国加州扫荡中国顾客为主的坐月子中心。其次，他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加紧在多方面压制社会，是焦虑与缺乏信心的表现。第三是以官员和学者对“中国梦”学习的麻木以及官方印刷品乏人问津，说明皇帝的新衣已经被看穿。第四是腐败风气已经弥漫全社会，连历来最猛的反腐运动也不可能移风易俗，何况这一运动被认为是一场针对江泽民庞大影响力的选择性政治清洗，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所代表的太子党其实也受到社会唾弃。最后一点是习李体制对经济的改革还未见成效，却已动到广大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简单地说，一，中国人对外移民是长期现象，尤其富裕人士，无论视为分散财富还是买保险，都不足以作为一个末日阶段开始的依据，这点很清楚，去年有数据显示，归国留学生达42万，比2008年多七倍，关键是经济政策与发展机会。二，压制手段与江、胡时代相对开放不同，只能说明统治手法的差异。三，皇帝没有穿衣服，不是第一天的事，是早已公开的事情。四，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待习式反腐，都不能否定它是广受民间欢迎和肯定的。
比较接近现实的只有第五点，中国经济转型不易。一旦不能成功软着陆，就业出现失衡，每年六七百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妥善安置，将影响社会及政权的稳定。而要从高污染的世界工厂转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同时兼顾不同地域的发展步伐和需要，的确极不容易。
在美苏两大阵营并存的时代，就有人分析何者会先崩溃，除了核子武力征服，西方体制没有“瓦解”的因素，因为政府可以合法被替换，排除了从内部崩溃的基因。根据这点去思考同属苏联体制的中共能否永续经营，是合理推论。
虽然笔者和很多人一样对抗拒民主的“国情论”不以为然，然而要提出“中共垮台”的论述，倒还真必须考虑“国情论”。
威权政体的垮台都不会是源于单一因素，而是内外交迫，其中原因不外经济崩溃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政府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力趋弱、政治集团内部公开分裂等，更重要的是在动荡的反对势力中出现领袖人物。
这些因素，在短期的未来，中国大陆都看不到。回顾历史，包括六四时期，示威群众中都没有出现能够或勇于号召群众，站在政府对立面的人物。而过去十几年保守估计每年1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也都极少出现全国性的影响，究其根源都与当代缺乏全国影响力的反对人物和组织息息相关（有影响力基本上都在牢里，所以等于没有）。互联网的影响不可预测，官方极力打压，正是为了杜绝哪一天忽然从网上窜起陈胜吴广的可能性。在史上最绵密的控制体系中，反对群体几乎可以忽略，那么要说中共垮台，是垮在谁的手上呢？
沈大伟说对的是，腐败现象无法根绝，但那也不会动摇国本，因为中国民族性的一大特点，是对腐败和欺压具有高度忍耐力。从3000年信史可知，王朝的覆灭更多时候是源于忍无可忍的饥饿或者外敌，但即使饥饿，三年大饥荒、文革动荡，也都不足以让政权垮台。朝廷腐败、地方官和土豪劣绅的欺压，只要军权巩固，在历史上是无法导致王朝倾覆的，这很大原因是国家幅员辽阔所带来的缓冲。
只要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牢固而强大，经济发展不陷入长期停滞或失控，人民大体安居乐业，不公义和零星的社会火花，会在逐渐成熟的社会公益发展中得到消解，不会撼动中共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习近平的清洗式反腐一方面给党内带来极大震撼，但另一方面其实为过去10多年的弊端，特别是发展到地方政府拥兵自重几近政变的危机，带来刮骨疗伤的机遇。
三十几年前华裔学者孙隆基轰动一时的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民族性的归纳指出，中国民族是没有个体自我的，必须依附群体才能有安全感。他这样写：“‘身体化’的中国人格，在能够‘安身’‘有一口饭吃’的条件下，是不反对让自己的‘良知’被国有化的。”而今日中共体制全方位的管制，只要可以关照温饱和民族对外尊严，其实是合乎民族性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民族性在资本主义大潮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多久会发生。在政治上，习式反腐之后集大权将何去何从，却更值得关注。仅仅维持现状，不做戈尔巴乔夫，不合乎“胸怀大志”的定义。我更愿意相信，出路是在筹划之中。（2015.3.15 刊于联合早报）
观察或预测当代中国政治的演变，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信念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得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对中国民族性的把握，在这一过程中其实很重要，只是无论中国海内外论者都鲜少加入这一元素。笔者相信，缺少这一元素，是很多外国人预测中国失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周（3月7日），美国著名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提出他发现中国开始走上分崩离析的阶段，其中提出五大论据。由于沈大伟观点向以“亲中”著称，而且是资深的亚洲政策顾问，因此这一“转向”引来国际舆论关注，却也同时对他的理据感到疑惑。
沈大伟五大理据的提出，大部分受到包括海外华人和西方学者的质疑，相当尴尬。原因是五个理由的说服力都很弱。第一是越来越多富人用脚投票，向外移民，举例包括近期新闻焦点美国加州扫荡中国顾客为主的坐月子中心。其次，他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加紧在多方面压制社会，是焦虑与缺乏信心的表现。第三是以官员和学者对“中国梦”学习的麻木以及官方印刷品乏人问津，说明皇帝的新衣已经被看穿。第四是腐败风气已经弥漫全社会，连历来最猛的反腐运动也不可能移风易俗，何况这一运动被认为是一场针对江泽民庞大影响力的选择性政治清洗，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所代表的太子党其实也受到社会唾弃。最后一点是习李体制对经济的改革还未见成效，却已动到广大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简单地说，一，中国人对外移民是长期现象，尤其富裕人士，无论视为分散财富还是买保险，都不足以作为一个末日阶段开始的依据，这点很清楚，去年有数据显示，归国留学生达42万，比2008年多七倍，关键是经济政策与发展机会。二，压制手段与江、胡时代相对开放不同，只能说明统治手法的差异。三，皇帝没有穿衣服，不是第一天的事，是早已公开的事情。四，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待习式反腐，都不能否定它是广受民间欢迎和肯定的。
比较接近现实的只有第五点，中国经济转型不易。一旦不能成功软着陆，就业出现失衡，每年六七百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妥善安置，将影响社会及政权的稳定。而要从高污染的世界工厂转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同时兼顾不同地域的发展步伐和需要，的确极不容易。
在美苏两大阵营并存的时代，就有人分析何者会先崩溃，除了核子武力征服，西方体制没有“瓦解”的因素，因为政府可以合法被替换，排除了从内部崩溃的基因。根据这点去思考同属苏联体制的中共能否永续经营，是合理推论。
虽然笔者和很多人一样对抗拒民主的“国情论”不以为然，然而要提出“中共垮台”的论述，倒还真必须考虑“国情论”。
威权政体的垮台都不会是源于单一因素，而是内外交迫，其中原因不外经济崩溃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政府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力趋弱、政治集团内部公开分裂等，更重要的是在动荡的反对势力中出现领袖人物。
这些因素，在短期的未来，中国大陆都看不到。回顾历史，包括六四时期，示威群众中都没有出现能够或勇于号召群众，站在政府对立面的人物。而过去十几年保守估计每年1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也都极少出现全国性的影响，究其根源都与当代缺乏全国影响力的反对人物和组织息息相关（有影响力基本上都在牢里，所以等于没有）。互联网的影响不可预测，官方极力打压，正是为了杜绝哪一天忽然从网上窜起陈胜吴广的可能性。在史上最绵密的控制体系中，反对群体几乎可以忽略，那么要说中共垮台，是垮在谁的手上呢？
沈大伟说对的是，腐败现象无法根绝，但那也不会动摇国本，因为中国民族性的一大特点，是对腐败和欺压具有高度忍耐力。从3000年信史可知，王朝的覆灭更多时候是源于忍无可忍的饥饿或者外敌，但即使饥饿，三年大饥荒、文革动荡，也都不足以让政权垮台。朝廷腐败、地方官和土豪劣绅的欺压，只要军权巩固，在历史上是无法导致王朝倾覆的，这很大原因是国家幅员辽阔所带来的缓冲。
只要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牢固而强大，经济发展不陷入长期停滞或失控，人民大体安居乐业，不公义和零星的社会火花，会在逐渐成熟的社会公益发展中得到消解，不会撼动中共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习近平的清洗式反腐一方面给党内带来极大震撼，但另一方面其实为过去10多年的弊端，特别是发展到地方政府拥兵自重几近政变的危机，带来刮骨疗伤的机遇。
三十几年前华裔学者孙隆基轰动一时的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民族性的归纳指出，中国民族是没有个体自我的，必须依附群体才能有安全感。他这样写：“‘身体化’的中国人格，在能够‘安身’‘有一口饭吃’的条件下，是不反对让自己的‘良知’被国有化的。”而今日中共体制全方位的管制，只要可以关照温饱和民族对外尊严，其实是合乎民族性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民族性在资本主义大潮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多久会发生。在政治上，习式反腐之后集大权将何去何从，却更值得关注。仅仅维持现状，不做戈尔巴乔夫，不合乎“胸怀大志”的定义。我更愿意相信，出路是在筹划之中。（2015.3.15 刊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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