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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制必須能讓每個人都參與其中，没有人應該淪為體制的韭菜，無論百萬、千萬還是億萬人口，都不能只等待一個聲音。 　　三年多前，笔者在本栏以《狼鹰对决不利中国》为题 https://www.blogger.com/u/1/blog/post/edit/6344866596883915215/2357499634218968691?hl=zh-CN ，分析中国以战狼之姿公开挑战美国的政策和外交路线，在特朗普时代开始面对巨大困境，文中指出在那之前一年半，特朗普的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可以在历史上被视为正式对北京发起全面战斗的檄文。 　　见报之后，大概属于极难在本地看到的直白讲述中国可能面对的困境的文章，一时间从各种途径涌现对笔者的攻击。 　　那可是冠病疫情初期的5月底，根据维基百科的记录，5月22日，中国首次报告没有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31个省市区首次零确诊，距离震惊世界、突如其来的武汉封城，才过了四个月。而越来越多国家发现来自中国的首起病例后，世界正陷入一片不知所措的混乱，和死亡。 　　对照很多国家似乎无止境的疫情与失控的防疫，中国当时呈现的数据令很多外国华人羡慕不已，一些人更深信制度优势的说法精准无比。 　　“制度优势”大概是十多年前胡锦涛时代后期兴起的说法，少数学界人士搭配媒体提出这一概念，并与“中国模式”论一起，在社交媒体上高唱入云。 他们在那个经济不断飞跃，大城市流光溢彩、富到流油的环境中，鼓吹一种音调，即有别于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制度也能发大财的制度，已经在中国孕育出来了。 他们把财富上的成就无限扩大到国家的每个层面，要人相信未来只会更好。 　　近几年的中美对抗形势回不了头已如东方之大白，连优劣形势也已如青山遮不住。《纽约时报》中文网几个月前一篇文章甚至指出，“换个角度来看中美对抗，美国的官方政策是让一个拥有近15亿人口的国家变得更贫穷”。 　　美国两党和朝野在短时间内凝聚共识的根源，是中国政府张扬地表达了有意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的野心。 令人诧异的是，这一意志的表达时机，却是在对自己国家实力真相不明的情况下。 　　特朗普2017年访华行程的团员麦克马斯特和博明，在后来分别出版的回忆录中，都记述了当时在会议上听到李克强的一场长篇讲话，导致当时71岁的特朗普和随行美国官员集体感觉醍醐灌顶，如梦初醒。他们的结论简单概括一句话就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永远不可能是一

一個可怕的情境是，AI本身不顯露自主性，卻在互動過程中，誘導使用者在很多事務上的認知方向，形成慣性；甚至在使用者興起違背道德或邪惡意念時，幫助設計一個完美的實踐路徑，達成“犯罪者”所期待的“黑暗榮耀”。  　　一星期前，数以千计与人工智能（AI）相关的科技业者、学者或关注者集体发出公开信，呼吁全球AI研究团队对优于GPT4的AI系统，暂停训练至少六个月，以便全球专家能后退一步，制定出有关先进AI发展方面的各种共同规范和准则。  　　这一份公开信开头就引用六年前在加州阿西洛马一次有关AI发展方向的大会上，各界专家提呈的一项原则，指出能与人类智慧相接近的AI系统，会带给人类社会和人性深刻的风险，因此应该以相应的关怀和资源来规划与管理。然而类似的规划与管理至今仍未出现，反而是去年11月加州一家公司OpenAI开发的ChatGPT3面世，引发全球轰动之后，科技界快马加鞭推出各种先进产品，OpenAI公司的ChatGPT4产品也很快推出并获得好评。  　　有迹象显示，各种最新版的AI产品所展现的很多“神乎其神”的能力，开始让科技界和思想界真正感到不安。  　　令这些“AI的造物者”和专家感到不安的，当然不是翻译写作、编程、绘画制图等等人员的就业问题，反而是与科技界看似不相干却更深层的人文课题，他们甚至希望，如果全球（其实主要是美国）相关领域业者不能尽快合作，政府就应该介入制定规范。类似的法律规范目前是有的，但显然不足以制约业界的发展进程与方向。  　　诸如此类的问题近10年来一再被业界和舆论提起，科技企业家马斯克和物理学大师霍金在2015年已经公开呼吁要控制好对AI的研究，并且要以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类福祉为目标。2016年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代表人类以1比4败给谷歌AlphaGo也是一个警告。但在崇尚自由与独立的科技界，至今没有强有力的规范力量，可以凝聚成全球共同守则。就在大家还在观望与谈论时，技术上却屡屡出现突破，导致问题越来越迫切。  　　有多迫切？微软所属的OpenAI刚刚宣布，将在年底推出GPT5，这可能达成通用人工智能（AGI）这一目标；而AGI就是比人类更聪明的AI系统，一旦成功，发展会持续加速，来不及规范的风险也会不断扩大，世界会很快就与今天大不相同。  　　2020年，英国《卫报》曾经以命题写作方式，测试GPT3的AI会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 本栏当时根据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