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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防疫行動下的人生或隱喻意義下的政治，最大的問題倒不是染病的風險，而是意義的喪失。 　　史上罕见的冠病疫情或许接近尾声，一些饱含隐喻的小新闻却不免引人遐想。 　　最近本地统计数据显示，超过60家公共和私人诊所过去八个月的流感病毒病例为零，是10年前开始有监测计划以来所仅见。而1月份的上呼吸道感染求医人数，更从往年每日平均3700左右，大幅下降到今年1月的每日平均800多到1400多。 　　医学专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不外乎大家都戴了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没有了群聚，全世界的跨国往来也都中断，一切助长疾病传播的因素瞬间不见；季节性流感乃至其他病毒和细菌导致的感冒咳嗽，也就传播不开来，大家也仿佛变得更健康。 　　戴口罩与保持距离向来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方式，这在习惯戴口罩的日本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日本官方公布的年度死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7月的全国死亡人数，与上一年度相比减少了1万8000人，是10年来的一次逆转。以去年5月份的各种死因为例，呼吸道相关的疾病死亡人数降幅最大，其中流感和肺炎的死亡人数都减少。而因为出行的人少了很多，交通意外死亡人数也降低。 　　 纯粹从保全生命的科学角度来看，一切能有效阻绝病毒传播的手段，都值得采用。但这一现象其实具备某种政治哲学上的隐喻。 　　人人戴口罩、大规模减少社交互动、限制出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当人与人的接触减少，会影响信任感的建立，这对于极权统治者是最佳状态。 　　 缅 甸 军政府在兵变后第一个动作包括切断互联网，就是把人民思想的沟通交流视为病毒传播，必须阻绝。这是所有极权倾向的统治者一定要做的步骤。人民的自由表达、信息传播，尤其是通过高效的网络工具，对有意施行独裁专制统治的政权来说，是最大的挑战，也充满不确定性。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虽然遗臭万年，但作为成功的极权主义宣传大师，他的手段至今仍为独裁者所奉行，包括禁书烧书、控制信息与文化艺术、操纵舆论思想等等。 　　 缅 甸 这类开放不久的国度，要回到锁国禁绝信息流传出去，关门打孩子，并非不可能，但军政府的统治技术恐怕还不够纯熟。因此我们还能看到那么多消息和照片、影片。 缅 甸 人民持续的聚集、串联，坚持诉求，引发国际关注，是政权产生危机感的主要原因。 　　 对统治者而言，自由流通的信息就像一群不戴口罩的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很可能就把某种“思想病毒”传播给

亞細安成員國必須擺脫各種落後的動蕩誘因，才有助於組織的成熟提升，也才談得上發揮整體的國際影響力。 民主政治體制不應該再被視為一種可以被取代的意識形態或口號，而是建基於人本主義的普世價值。   　　翁山淑枝因罗兴亚人问题，近年在国际上的形象已大打折扣，此次兵变事件，国际关注重点更主要是在缅甸这个国家的前景。过去10年，很多国际投资者都相信政经局面趋于稳定的缅甸，投资与发展潜力无限，然而封闭的军人体系终究让人看到它的自私与愚昧本质，无法理解军队国家化、中立化的民主政治精义。 　　 缅甸兵变折射的更深刻意义是整个东南亚区域的脆弱。泰国、柬埔寨都借助武力为后盾抓紧政权，曝露亚细安（ASEAN）这个区域组织体质虚不受补。但在美中两强竞争白热化的时代，东南亚国家必须更进一步体会团结的重要，因此不能容许亚细安的失败。 　　在面对美中两强着意辐射影响力时，东南亚国家的弱点相当显著。中南半岛上稍大的经济体都处于起步阶段，进入中等经济体的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却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最大的回教国家印度尼西亚经济实力尚弱，未能在国际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已是发达经济体的新加坡则体量太小，国际影响力明显受限。 　　 更致命的是，东南亚各个经济体几乎没有技术实力，在一个科技领航的时代，这将极大程度上妨碍经济体的成长空间。 如果中南半岛国家继续在兵变、政变的阴影下轮回，掌权者罔顾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权利分享、权力合理过渡的重要性，只顾聚敛贪腐，无疑会让亚细安整体遭受严重内伤、淤血，长此以往，将难以周旋于大国政治外交之间。 　　东南亚相对于中国的处境，类似中美洲国家相对于美国，对大国的地缘政治来说都有“后院”的意义。然而东南亚作为重要的石油与两大洋间的交通航道，二战后长期在美国影响下，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势必直接面对来自双方更多的摩擦火花。因此，对单一国家的外交来说充满风险，轻则容易受操纵——只要操纵个别政治领袖，就可以操控整个国家；重则因外交倾斜，可能引发内部族群间的纷争。 　　因此团结是东南亚国家自保与发挥影响力的唯一选择，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法门。亚细安组织的始创，源于对共产主义势力南下扩张的自保之道，随后不断收纳新成员，也带有扩大影响力、调和区域观点避免分歧积累的意味，如今更应该赋予协助区域提升茁壮的新时代新使命，而一个在困顿中不断轮回的区域组织成员，不仅无法帮助团体让潜力发挥极大

美國的强大不是靠集體意識下的“團結就是力量”，把所有人群、社群都統一控制在主義、思想或大政策下的團結，而是在平時雖然表現出差異、分裂甚至撕裂的環境中，群體間各自發展也各自競爭（鬥爭），不過在這過程中，大多數個體都能服膺於自由民主法制的價值觀，當意識到體制的根本面對衝擊時，懂得適時凝聚力量。   　　随着特朗普松口同意和平交接政权，延宕两个多月——也可以回溯到去年春夏之交——的拖棚歹戏终于落幕。示威群众闯入国会山，侵占公署的行为，被视为形势逆转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得力挺特朗普的建制派支持者同时失去基础和理据，不分党派同声谴责，清楚划出“冲击公署”为民权抗争的底线，紧绷局面也在警方积极作为下迅速解除。 　　国际媒体和舆论连日来不乏从体制上审视和批判美国与特朗普者，结合早前甚至有舆论相信，特朗普会发动兵变拒绝下台，乃至10名卸任国防部长集体联名呼吁军方保持中立，都令人以为兵变说果真有烛影斧声之嫌，特朗普在密谋一场颠覆美国历史和华盛顿不恋栈权力的优良传统。不料那群跟亚洲地区新闻中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游行群众相比显得寥落的示威者，轻易就被瓦解，接着也没有传出他们在华盛顿大肆破坏抢烧的消息，显然是有勇无谋的乌合之众。 　　仿佛有默契，美国反对派与建制派同时借助国会山事件要求结束纷扰，不排除是一种不耐烦的共同意志。有意思的是，西方国家纷纷第一时间出来谴责暴力，则可以视为真实的恐惧：如果老大哥国内都能因极端左右翼的分歧而发生冲击公署成功的事件，同样奉行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未来岂有宁日？ 　　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自由民主体制，按照特朗普支持者的理论，去年的选举有深刻舞弊痕迹，却完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几个关键州的公开听证会，许多证人在宣誓下提出关于舞弊的证词，不管可靠与否，全国主流媒体想当然耳认为都是胡说八道，联合起来一概不报道，外国甚至是外州人，因而几乎搞不懂。 　　被批判者形容为独裁者的特朗普，试图鼓动支持者在“有话说不出口”的义愤之下，打乱国会认证拜登的程序，却打错了算盘，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道难看的疮疤。至于他那群支持者，或许不少人是抱着进国会山集体打卡照相的想法，竟意想不到终结了这一届选举的纷扰。 　　 民主自由体制绝非完美，每一个实行的国家都有各自的缺陷，但特朗普的结局让人看到，相对于美国这样制衡力强大的民主体制，一个问题可以初步验证其他政治制度是不是更优越：国家最高掌权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