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陈词

这次气候大会的新闻暖化起来后，有两件稍嫌“不方便”的事情值得一提。人类必须减少吃肉，是政客不方便提出来的；地球暖化的真相到底如何，也不方便说清楚。 　　岁末时节乍暖还寒，只是很多该冷的地方都不冷，该热的地方却变得阴寒，让这些年来人们对气候的认识多了“切身体会”的感觉。气候变暖、海水上升，正是这些年来媒体转述专家或政治领袖言论时，带给普罗民众的印象。 日本日光战场之原秋景 　　人们从新闻了解到，很多地方出现暴雨，水灾变得更严重。这到底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的结果，或许只能问天，不过现在人类是把主要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认定是人类活动造成这一切，如果不及时制止，人类会毁灭自己。 　　这样一种认知酝酿了大约30年，如今达到最高点，于是最近巴黎气候大会在各方期待和鞭策下诞生了举世欢呼的结果。195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为“雄心勃勃、可信、灵活与持久的”《巴黎协定》，意味着各国在经过多年的争论和推诿之后，愿意放下身段，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作出妥协，希望可以减缓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气候在短时间内出现巨变的灾难。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经以An Inconvenient Truth为题宣扬地球暖化的理念，其意为人类不愿面对或难以忽视这一真相。这次气候大会新闻暖化起来后，其实还真有两件“不方便”的事情值得一提。 日光战场之原秋景 　　第一，英国智库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上个月发布报告指出，气候大会的讨论中有一点未受重视却很重要，就是人类吃肉的问题。报告指出，根据联合国研究，肉品消费所导致的气体排放量几乎相等于全球交通工具所使用的石化燃料排放的总和，大约15％。 　　人类大量吃肉，促使畜牧业努力发展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而随着全球人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中产阶级也达到有史以来最多，肉品需求有增无减。现代畜牧和农耕活动，特别是牛羊等反刍动物的排泄物，含有大量甲烷等烃类气体，这类气体甚至比二氧化碳对温室作用的影响更大。农耕所使用的化学肥料，以及大规模食品业所消耗的石化燃料，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对环境的影响也很可观。 　　但报告并不是希望大家改吃素不吃肉，而是重点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在肉品的消费长期过量，不仅造成上述问题，也引发本身国民的健康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因为不想得罪选民，所以不愿把这问题拿到台

今日世界，我们只看到价值多元，却不能凝聚出有意义的发展方向。在独尊经济的大道上，世界显得支离破碎，各为其利，政治与哲学思想未能扎根，很多事物都碰到瓶颈，远远落后于科技。科技的快速演变很可能让人类来不及思索，又将重临史宾格勒百年前慨叹警醒的世界，那正是恐怖主义的温床，而这一次，没落、倒退与败坏的可不仅仅是西方。 　　如果文明要毁灭，一定是上苍没把陨石挡下来。如果文明会倒退，一定是人类没用智慧去守护。 　　西方再次没落了吗？对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来说，“西方的没落”这一论调近年再度唱响，但那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情怀，而是真真切切的危机感。 　　最新评论是英国学者兼政治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近日的文章《再论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Revisited），他指出恐怖主义已经使得共产主义崩溃给西方带来的希望之光黯淡下来，危险与日俱增。他引述一项调查指出，西方大部分国家，“下一代已经不再将更美好的未来看成天经地义的事”。 　　无独有偶，香港学者沈旭晖近日在《信报》专栏中举例，一名精通中文的法国年轻女学者，“不断说对巴黎前景感绝望”，原因是巴黎周边的穆斯林移民，一方面不能融入法国，与主流法国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又与中东和非洲母体国家断了根源，伊斯兰国的兴起正好在某种程度上能承载一部分人的心灵需要，只要有万分之一认可了恐怖主义，反恐终将归于徒劳。年轻的精英因此对法国的前景感到惘然。 　　 沈旭晖写道：“吊诡的是，这份惘然可算是对法国平等、自由、博爱等核心价值的质疑，而要捍卫的，却又正是传统法国文化。” 　　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世纪20年代在欧洲知识界饱受争议，他举出很多例子论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在很多方面都已趋于没落，如强调唯物史观与实用科学、贫富差距扩大、对伟大艺术与宗教的感受逐渐消失、抽象思考沦为课堂功课、金钱势力崛起、生态环境破坏、民主政治被高度操纵，而他预言欧洲最终必是以武力独裁的“凯撒主义”胜出。 　　史宾格勒大力批判这种借由牛顿物理学兴起而把世界高度物质化、相信人定胜天，一切都可以由人控制以达到快乐、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式文明，认为它把西方带入冬季，发展已经到了极致。结果是他几乎准确预言了新的凯撒帝国的出现，也就是纳粹。 　　这种概叹没落的悲观情绪在本

参与新媒体的时代步伐，扣紧阅读人群的脉搏，直接贴近新读者是出版业者必须要做的时代任务。 但 面对网络原住民的崛起，今后还要设法留住已经在读书读报的人，问“纸本的原住民为什么要离开故乡？”故乡的吸引力不再，是因为妈妈做得最好的菜肴已经失传，老家的河流已经枯竭，还是童年玩伴都走光了？ 捧着纸张的快乐感觉，是出版业者不能遗忘的工程细节。 　　面簿（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10月初宣布一个大计划，在明年发射卫星AMOS-6上天空，利用卫星将信号覆盖到东、西和南部非洲，在这些地区建立互联网服务的社群，把七八亿的人口串联起来。 　　发射卫星是 facebook 公司推广互联网宏愿Internet.org的一环，两年前才开始的这个宏图伟略，目的在集合全世界有志者（包括许多主要科技企业）的力量，为更多人在网上开辟机会，特别是非洲等大片落后土地的人民。 　　 经由信号的传输、网络的联结，扎克伯格希望让全世界都能分享科技带来的好处，通过研发把科技器材价格降到最低，提高传输效率，以及开创有效的商业模式，不再有因为资讯落后或其他隔阂与障碍而陷入贫困的弱势者。 　　扎克伯格经常在自己的面簿上分享这个互联网宏愿下的个案，令人惊叹的是这个31岁的年轻人已经有那么宽大的胸怀。 　　相信互联网属于每一个人的国际民间组织互联网协会 （Internet society） 统计显示，全球互联网用户至今约30亿人，在73亿人口里面也有近半拥有3G网络覆盖，其中移动网络的穿透率会在四年内达到七成人口。 　　不过换句话说，今天世界人口还有超过一半没有成为互联网用户，其中主要属于非洲和印度等落后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普及率至今不及20％。基于基建匮乏、网络系统不普及、经济落后，以及识字率低落等原因，他们成了漏“网”之群体，扎克伯格等科技企业家想用科技力量把他们涵括进来，既是普及知识、缩小人类各种差距的人道努力，同时也包含科技企业把市场规模做大，增加营收来源的用心。 　　过 去10年，互联网在持续的技术突破下，不断出现创新，特别是手机等移动设备，可以轻易覆盖遥远地区。研究显示这种覆盖速度正以倍数翻滚，只要企业与政府达成协议，推进商业网络基建开展，继续降低手机价格和普及移动器材的销售，很快就能架起一片虚拟的天网。 　　此外，互联网巨擘谷歌公司近年

年轻世代无论投入哪个政治阵营，只要不是为谋取巨大的利益而来， 能为社会带来更多元化的思维激荡，长远来说都是好事。 不过参与政治除了激情，也需要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除了经常挂在嘴边“要服务民众，回馈社会”， 还有没有更高更多的认知和理想？这是激情过后， 值得从政者和全社会继续沉思的问题。百年前学者韦伯的教诲，值得一读。    　　大选刚过不久，政治温度还在，选举期间的诸多议论和争论， 无论来自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人士，主流还是非主流媒体， 对于本国政治话语的累积都是一种推动。 　　新加坡平时的政治论述大多来自政府或执政党， 极少来自在野党甚至学术界的完整意见，久而久之， 本地政治话语和论述几乎以执政党为正统及主流， 并且具有高度的垄断性， 多数时候掩盖甚至压抑了其他不同的论述声音。 唯独在四五年一度的大选期间， 不同的论述才能比较全面地出现及系统地传播， 成为文献记录镁光灯下的一部分。 　　当然，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 这一现象近年来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在野阵营或学术界不同于执政党的论述，无论是广度和深度， 都能比较清楚而系统地留下记录，在民主制度下， 这是相对可喜的发展。 　　本地政治论述的成熟与否，有待专家去持续辩论， 而这当然需要更开放的舆论空间。在此之外， 政治作为一种生活现实，如果从基本面去探究， 吾辈寻常百姓可以怎么去对政治参与者提出要求？对参与者来说， 又有些什么条件是自己参与政治时应当深入考虑的？ 　　近几届的大选，在野阵营都出现越来越多年轻到中年的参政者。 对老一辈经历李光耀威权时代的人来说，这会被看成“ 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冒险行为，但是对网络时代的人来说， 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只要有服务的热忱， 觉得社会现状有需要改变之处，年轻一代做出投入反对党的决定， 并不需要经历辗转难眠的痛苦煎熬。 　　相对于把反对党政治视为禁忌、觉得恐怖的年代， 这固然是值得庆幸的改变―― 政治在民众生活中终于可以被正常化的对待。但与此同时， 正常化的另一面是责任感的建立。 本地政治论述在平时极度缺乏， 学术界不愿触碰，社会大众也就少了专业引导和启发的机会， 影响所及，包括很多专业人士对政治的观点，都长期流于表象化， 网民则是普遍上满足于泄愤，无法深入论理。 　　唯一对政治有完整论述的就是执政党，长期以来， 形

新加坡政治极可能已经走向日本模式，即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但行动党的一党独大能否在未来走向更开放与自由，进一步落实实质的民主与法制，还是在没有失去政权压力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政治上的逼仄空间，关系深远。此外，一党独大的弊端在日本和其他国家也显而易见，行动党要如何避免，值得探讨。 　　一场令人民行动党大喜，让反对党大悲的选举落幕了，海内外各种语文的评论与分析可能是历届大选最多的，多元的角度与深度，为本地政治景观留下很珍贵的财产。 对很多本地人来说，这次大选可能带来的启示之一是，即便在最不政治化的新加坡，政治事务依然关系着每个人，你再不粘锅，眼睛里只在乎身边的“小确幸”情调，也逃不掉政治大环境的影响。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生活，人民应该意识到政治的存在，去了解它并且依据自身的判断去做出政治决定。但是 很多社会基层的民众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对政治不了解，所以投票这一政治行为往往受到他人的意见或者惯性行为所左右，违背了民主政治赋予个人权利的意义。 这样的现象在当代后起的国家比比皆是。 　　随着这次大选结果，有越来越多人相信， 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已经不是疑问。主要因素包括行动党的自我调节、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反对党持续的“战略拮据”现象。 　　人口结构问题（意即新移民的引进对人口比例的变化）需要更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但作为执政党稳定的票源，其可靠性与影响也取决于未来政策走向。至于行动党选后的态度则让人看到，包括重视基层生活改善、放下身段和谦卑等自我调节， 这些在过去饱受民间诟病的现象，或许可能持续下去，并逐步成为党内一种价值 。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执政党，能有这样的改变，自然是人民的福气。但对反对党来说却是灾难。 　　新加坡反对党今时今日已不能说缺少人才，事实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青年才俊加入反对党阵营，但却分散在不同旗帜下，这是任何选举战术的大错误。 　　《战国策·田忌赛马》记载孙膑向爱玩赛马的田忌献策，指出一条千古不易的兵法策略：下驷对上驷，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这本来有助于反对党在战术上攻克一些城池，带动士气，然而人才资源的分散却导致相反的结果。 　　 反对党的拮据不仅在政治谋略和战术方面，也包括议题上的先天缺陷。 　　反对党人过去着重生活费、房价、就业、移民等等方面的议题，曾经引起民间相当大的共鸣，从而获得支持掌声，但 在行动党开始审视

民主这项工程要打造的是多功能的厨房，可以烹煮不同菜肴满足不同口味与营养需求的人。掌柜的不能害怕脏乱，必须常常走进厨房聆听，关心厨房里传出什么故事。安顿好厨房的人心，政治人物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仿佛是在无意间，一碟蚝煎竟然成了今年选战的起点。蚝煎这种寻常小吃，骤然增添了一段故事，掀开老饕的话题和食欲。选举加入美食或者其他软性元素，其实可以在硝烟弥漫中多添几分趣味和生活气息，甚至间接帮助小贩增加收入，再随着媒体的传播，还可以让外国人对本国的风土民情饮食男女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好处不少。可惜蚝煎的镬气止于凤山，没能熏染其他本土料理，是我们的幽默感不够。 　　世界上很多美食都有自己的故事或典故，从中国的东坡肉、日本的铜锣烧到法国的香槟，不胜枚举。而中国饮食典故大概是最多的，阅读饮食文章，最好看其实是背后的故事，这些无论真假、是流传久远还是今人瞎掰出来的，都能增加舌尖上滋味的层次，帮助唾液分泌。选举跟小吃一样繁多的台湾，在这方面就经验丰富。 　　餐饮菜肴有故事会特别引人入胜，就算原本没有，或者典故不精彩，如果能机缘巧合附会上这样那样的一段，足可以增值成为佳话乃至传奇。 　　菜肴的故事需要人去诉说甚至创造，人的故事何尝不是。 　　 政治所经营的就是人的故事 ，全世界新闻媒体每天都在经营千千万万人的故事，这不但是经营者的业务、工作，其实也是为了满足千千万万人的心灵需要。尽管文化的保守与开放不一，但人其实都希望被看见、被了解，很多人到了晚年就要写回忆录，或者在年轻时候要写书，乃至如今时刻向全世界汇报个人生活点滴，大概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 　　 近两年来，本地出了不少书籍都跟作者自己的生命经历有关。这些作品的诞生，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连新加坡这样匮乏于书写的社会，也有越来越多因被看见与被了解的需要而产生的作品。这些作者在诉说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更多理解社群的维度与厚度，成为集体记忆的一环。 　　选举季节想到这些事情特别有意思。政治就是在经营人的故事，能把人群的故事安顿好、处理好，政治人物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但说易行难，一样米养百种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此所以政治之不易为。 　　在很多国家，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跟群众百姓一样有自己的故事，也在酝酿自己的故事，因此可以看到很多情况是政治人物过度专注于经营自己的故事，在掌权期间没有太留心来自民间一个个不

社交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颠覆社会演化的速度，催促和紧逼每一个社会对于伦理课题的思考检讨。 维护社会的伦理底线如今都免不了遭到人群的叩问甚至挑战，因而需要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大跃进。任何时代都有自己转折的忧虑，长期来看人类是往前进的，要避免的是短期不会带来灾难。 　　几个月前发生大地震撼动世人的尼泊尔，前几天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新闻，让国际保护动物人士激动不已。事缘尼泊尔加迪迈庙（Ghadimai Temple，又译嘉蒂麦）宣布，终结传承300年印度教加迪迈女神节的大规模宰杀牲畜习俗。 　　这个节日去年底举行时一度引发网络世界的沸腾，因为大量血淋淋屠宰牲畜的画面经由社交媒体迅速传播，让世人看到这座位在加德满都以南百余公里外、与印度接壤处的庙宇，如何把一片广袤野地化为数十万头动物的屠宰场。 　　镜头下，成千上万的水牛被引入大围栏里，祭司手起刀落，一个牛头分离开来，鲜血直喷，牛脚还在抽动。围栏上人群围观如猎奇，两天的节日往往吸引数百万信众从全国各地和印度涌入。去年屠宰动物的数量媒体报道不一，最多的有50万头，包括水牛、山羊、鸟、家禽等等，比上一届的20万头更多。 同天报纸，正巧国际著名时事漫画家王锦松也以美国牙医帕尔默 打死狮子王 的题材作画，取角也是社交媒体，诚所见略同也。 征得锦松同意，作为此博文插图。幸也。 在社交媒体的迅速传播下，早在女神节举行前，世界各地许多团体已经向尼泊尔政府发出停止杀戮的呼吁，后来大地震发生，东西方甚至有人在网络上发出“报应说”。如今这一宣布，让国际舆论发出一阵大欢呼，都视为网络力量集结的正面效果。 　　另一件同样是过去一周在网络引爆的动物新闻，是一名美国牙医帕尔默被指跑到非洲津巴布韦的国家公园去非法狩猎，打死了一头狮子，没想到那是津巴布韦受保护的明星狮子。 　　雄伟的狮子王照片在网络上传开后，引发世界爱心人士一片惊叹，短短时间就有超过10万人上白宫网站联署，要求引渡牙医到津巴布韦受审，津巴布韦当地更有超过50万人在面簿表态要求引渡。两国政府还在交涉。 　　网络行为改变政治取向或政策的情况已不稀奇，美国为表示作为世界领袖的气概，更在白宫网站设立机制，无论哪里来的联署声明，只要“击鼓鸣冤”人数超过10万，就可以得到白宫的回应，很多第三世界和国际的组织乐得经常“上访”，冀望老大哥主持公道。 　　 值得关注的是，尼泊尔事件

2015年7月5日希腊针对要不要接受欧盟提出的宽限归还贷款条件举行公投，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一反对。接下去几天，财长辞职，上任半年的希腊政府密集与欧盟谈判。全球股市受波及，酿成一波股灾。（7月8日志） 星空不分东西南北。图为东京夜景，哈哈。 　　希腊今天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接受债权人的纾困条件。连月来全球密集的新闻报道，让这个西方文明的摇篮仿佛成为即将引爆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事情当然没那么严重，这个 3000 年的古国，今天人口只有 1000 万，各方面都长期积弱，如今更濒临破产边缘，是个典型的小国，对世界甚至区域的影响都很微小。 　　今天公投结果若选择赞成纾困条件，意味着上任才半年的激进左翼联盟齐普拉斯政府，抗衡国际讨债集团的博弈策略得不到支持，势必下台；如果选民听从他投反对票的呼吁，则意味着希腊与国际债主闹翻，在彼此失去信任与耐心的情况下，违约后果最终可能逼得希腊退出欧元区。 　　世人最关注的是，一旦希腊作为第一个退出欧元区的国家，对欧元这一统一货币的前景带来什么冲击。因此为了避免成员退出的先例发生，欧元区众大哥还是可能做出让步，继续支援希腊。 　　欧元的成立本意是让市场效率在单一货币运作下发挥到极致，它在 20 年前诞生后，逐步扩大成为欧盟其中 19 个成员国三亿多人口的唯一货币。但根据经济学家构想而来的这一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成员经济体之间发展情况不一，经济和财政效率有别，加上政党政治等因素，都使得单一货币健康发展的隐忧迟迟不能消除。希腊加入欧元区的过程本身就波折不断，因为其经济体质不佳，强国担心受拖累，一直要求它改善之后才在 2001 年加入使用欧元。 　　在美国金融风暴吹袭到欧洲的 2008 年、 2009 年，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经济弱小国家，纷纷被揭穿账目作假，借贷超过欧元区成员国的规定却加以隐瞒。希腊的情况是在 2009 年底政权变天后，新政府才发现前朝掩盖了大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超过欧盟规约的好几倍。按照这样的借贷规模，等于已出现无法偿还债务的濒临破产局面，于是主权信用评级纷纷被调低，一时间引发全球恐慌。 　　今天全球股市再度面临风暴边缘，欧洲的恐慌根源正在于此。这些体质不良的国家在欧洲大一统思潮下纳入成为一员，却由于种种原因，国家运转无法跟上集团内部的大国和强国脚步，也就谈不上享受加盟的好处，反

当代国家几乎都以民主共和自居，也都制定了宪法，但对于将民主自由视为制度内涵则莫衷一是。作为政治架构最底层的大众，必须了解坚持宪政，以及形成宪政的民主自由机制对个人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安身立命。 　　 宪政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或者说，最值得重视的危机。 　　今天是英国《大宪章》（拉丁语：Magna Carta，英语：The Great Charter）颁布800周年的纪念日，英美等国家今年以来都高度重视这一事件，历史学界纷纷举办纪念活动。 　　《大宪章》在1215年6月15日由英王约翰在伦敦郊外签署。约翰王在位时声名狼藉，与教廷和贵族的矛盾不断加剧，于是贵族联合起来胁迫他在这一天签下长达63条条款的这份宪章。主要条款是第61条：贵族委员会有权否定国王的命令，并以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剥夺其财产。而影响最深远的则是第39条，它规定任何自由人在未经法官依法审判的情况下，都不得加以囚禁、放逐、杀害或剥夺其财产。 　　这一具体概念彻底颠覆了王权治下轻贱人命的惯性行为，对后世来说，它宣告统治者依个人或少数人好恶而迫害人权的手法不容于天地，也不具正当性。它的影响在于确立了“人身保护”的法律观念，虽然中间经过不少波折，但其表述文字所传达的精神贯穿至今，成为现代法制的精髓之一，用以对抗暴君与独裁者的滥权。 　　《大宪章》在随后经过几番修改及多次重新颁布，逐步塑造后来英国的法律面貌。几百年过去，英国法律早已在后代诸多思想家的耕耘下，基础更扎实，也更复杂细致，沿用至今的《大宪章》条文也只剩下第39这一条，但《大宪章》一直被视为英国现代法制的基础。 　　从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到美国独立运动等连串历史过程中，西方知识界进一步为法制、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思想灌溉茁壮，为现代国家宪政与法制铺垫难以动摇的基石，其主要观念在于三大方面：公民权利不可剥夺、立法须免于不平等，以及行政权不可施加暴力侵害。 　　史学家也视《大宪章》为现代自由民主人权思潮的摇篮曲，除了英联邦国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宪法条文也承继其主要精神。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就被称为现代版的《大宪章》。 　　然而 对众多在二战后才独立建国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宪政主义的普及仅仅是近数十年间的事——其实大部分发达国家制定宪法的时间也不超过百年——即便知识精英，对宪政的理念也可能无法充分体会。《大宪章》所代表的宪政精神，更

20年後與我們比較相關的事情，會出現什麼變化？中美勢力、中產階級、虛擬科技、移民火星和宗教衝突五大項，最值得關注。希望好的靈壞的不靈，20年後大家可以平安喝杯新口味的咖啡——嗯，咖啡豆是基因改良的。不要懷舊。 　　最近看了些预测性的文章，各领域都有，感觉上有靠谱也有离谱。大凡这样的内容，总能引起读者的好奇与兴趣，只要是有脉络可循的预测，大致不会偏离太远变得荒谬。 　　例如有法国漫画家在1910年预测2000年的世界，漫天都是各种各样的个人飞行工具，连消防员都可以戴着翅膀凌空灌水灭火。虽然并没有实现，但个别元素其实是合乎想象逻辑的，当然很多情况没有发生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等因素，而不是技术。 　　21世纪以来，世界确实出现加速发展的情况，甚至令当代人也要吃惊，最大的惊奇莫过于科技，有些保守的人甚至担心已经趋于失控。然而相对于科技和虚拟世界的进展，人类在政治、经济等等领域的运转模式几乎停滞不前，这直接造成世代之间思维与行为上的巨大差异，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分析。 　　简单列举几项笔者认为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也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在20年后，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中美势力 　　虽然政治上的变化比较难确定，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上已经逐步摸索出一套自身的逻辑。 　　中国在20年后将成为世界主要强权之一，它与外界互动的基础和姿态将决定其他国家的舒适程度，随着影响力的增加，民族主义能不能消减到最低程度，是邻近国家关注的。它与美国的关系对区域和平与发展有重大影响，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很大程度与中国的政体有关。 　　按照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需要，可以预期双方会努力实现和平共处，中国的人口和发展红利，加上美国的技术和资金，会在这过程中产生效应翻倍的结果，虽然近期的亚投行事件看起来似乎是激烈的角力，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确立其经济地位及美国适应之后将越来越不成问题，太平洋区域会在20年后出现各领域发展的极高峰，也是名正言顺的世界中心。 中产阶级 　　2012年达沃斯会议预测，全世界中产阶级人口会从目前不到20亿增加到2030年的49亿。可以想象到2035年，数字将超过50亿。其中大部分将出现在亚洲。摆脱贫困的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他们将改变世界经济与商品的面貌，刺激大量新品牌的诞生。个人化消费与服务模式将比现在更普及更多样化。 　　与此同时，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的传播再度掀起的分离主义潮流，曾经引起不少当事国家的担忧与争论，分合之间总免不了各种爱恨情仇咬牙切齿的镜头。但是以长镜头来看，小国多了，对世界其实是好事。 添加图片说明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欧洲和亚洲多国都打算大规模纪念，例如亚洲最主要受害国中国有意利用机会大阅兵，宣告大国转身成强国，同时压制日本安倍政府试图借经济改革成效引发的气焰。 　　今日的国际形势与7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地缘政治关系也因为政权的不同而产生微妙的变化。东亚地区当年纯粹是列强的竞技场，除了中日和泰国，没有其他独立国家。如今仅东南亚就有10国，对照近期全球57个国家争相向中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新闻，国际政治重心已经在三代人之间发生了大转移。 　　在珍惜和平，鼓励发展的同时，人们不免好奇要问， 像过去噩梦那般的世界大战，今后能不能避免？ 　　 大规模集体战争之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强国缺乏制衡，小国缺少联盟 ，这种情况导致小国必须依附强国大国，维系主权的存在，而因为大国幅员辽阔，殖民地众多，一旦牵涉战争，即等于所有领地都涉入，两个大国的战争因而很容易变成两大集团的对抗。 　　但这种现象今日大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国际争端往往会出现指责甲国是乙国背后的黑手，或反过来乙国是甲国的帮凶，但事实上这样的关系多是基于互惠互利，或者彼此利用，其背后的考虑可能是传统历史、利益关联，或者意识形态接近。 　　二战结束以来民族国家的独立潮流，以及冷战之后出现的独立运动，造成今日世界有约200个独立国家。 　　 本文尝试提出的观念是，对世界乃至个别民族来说，和平的意义与价值重于国家体量的大小，而能在多方平衡中达成和平的，莫过于小国，就此意义而言，小国林立的状态，对世界整体的和平是有利的。 至于大国小国的定义，因为不是论文，宁可取常识为准，留些模糊空间，所谓大国，世界没几个，而且根据相对意义去认定，也有好处，举例而言，印度尼西亚从人口到幅员，肯定是大国，那么这个大国与东南亚的其他九个中小国家相比，在外交与军事决策上，需要考虑的比只有一两个邻国要多。 　　许多国家在二战之后告别殖民主义而独立，冷战之后又有一批，这些新成立的国家遭遇各有不同，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其实是把内部出现的问题局限在一个较小范围内，包括民族、宗教、经济等等，没有因为大国之间局部问题的同质性，而扩散成为大

紀念李光耀最好的方式，是將他去政治化、去政黨化，讓他作為獨立的國家資產。但與此同時，秉持務實中肯的態度，不予以神化，也不加以污蔑渲染，讓他的一生事跡，如實記錄在歷史中。期待大家最終能意識到，無論愛之惡之，他實實在在曾經全面影響了這個國家和人民。 　　过去两星期，国际舆论对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去世做了大量报道与评论，总体而言正面评价居多，这与新加坡今日所达到与持续可见的成就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以亚细安、亚太地区与南亚地区为主的国家，都对李光耀的丧礼给予相当高程度的重视和反应，显示他虽然离开实际政府职务多年，但在国际上曾经发挥的影响力仍深受肯定。 　　从多国领袖和媒体所做的评论可知，李光耀在国际事务中的洞察与分析，长期受到认可，这自然与他长时间执政，亲身经历现代许多国际和历史事件有关，也与他个人对国际政治与外交始终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理性分析思维有关，通权达变、实事求是的问题分析，是很多国家领袖因受制于国内意见分歧而无法做到的。 　　再从过去两周国人的反应来看，李光耀所受到的肯定也远远超过批评，全国150万民众表达敬意的画面，不言而喻。 　　来自海内外的尊崇说明的是，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关系，对世界来说互为因果，他以新加坡这个平台为基础行遍天下，反过来新加坡因他周游列国的耕耘而为世人称道。 　　 正因如此，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重要资产和品牌，应该继续获得国人的重视，这一资产在国际上的意义，未来将大于在国内，如何让他持续成为新加坡在世界的品牌形象之一，无论国内政治形势如何演变，他都能代表新加坡某些方面的成就与价值观，受到世界的持续尊崇，值得进一步思考。 　　那么， 纪念李光耀最好的方式，是将他去政治化、去政党化，让他作为独立的国家资产。但与此同时，秉持务实中肯的态度，不予以神化，也不加以污蔑渲染，让他的一生事迹，如实记录在历史中，成为国家历史的主要部分之一。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难在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考陷阱，特别是本国人民易受情感因素所左右。李光耀在掌权31年、从政超过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历经反殖、合并、建国等阶段，政策上涉及语文、教育、人口、选举政治等等，有些至今仍存在不小的争议。他的强势领导风格所产生的、对他个人与国家的利弊得失，其实需要大规模客观独立的历史研究去整理，这中间无可避免将产生不同的分析、争论、质疑、辩解，但也必定将有助于描

中国民族性的一大特点，是对腐败和欺压具有高度忍耐力。 只要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牢固而强大，经济发展不陷入长期停滞或失控，人民大体安居乐业，不公义和零星的社会火花，会在逐渐成熟的社会公益发展中得到消解，不会撼动中共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 　　观察或预测当代中国政治的演变，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信念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得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对中国民族性的把握，在这一过程中其实很重要，只是无论中国海内外论者都鲜少加入这一元素。笔者相信，缺少这一元素，是很多外国人预测中国失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周（3月7日），美国著名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提出他发现中国开始走上分崩离析的阶段，其中提出五大论据。由于沈大伟观点向以“亲中”著称，而且是资深的亚洲政策顾问，因此这一“转向”引来国际舆论关注，却也同时对他的理据感到疑惑。 　　沈大伟五大理据的提出，大部分受到包括海外华人和西方学者的质疑，相当尴尬。原因是 五个理由的说服力都很弱 。第一是越来越多富人用脚投票，向外移民，举例包括近期新闻焦点美国加州扫荡中国顾客为主的坐月子中心。其次，他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加紧在多方面压制社会，是焦虑与缺乏信心的表现。第三是以官员和学者对“中国梦”学习的麻木以及官方印刷品乏人问津，说明皇帝的新衣已经被看穿。第四是腐败风气已经弥漫全社会，连历来最猛的反腐运动也不可能移风易俗，何况这一运动被认为是一场针对江泽民庞大影响力的选择性政治清洗，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所代表的太子党其实也受到社会唾弃。最后一点是习李体制对经济的改革还未见成效，却已动到广大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简单地说，一，中国人对外移民是长期现象，尤其富裕人士，无论视为分散财富还是买保险，都不足以作为一个末日阶段开始的依据，这点很清楚，去年有数据显示，归国留学生达42万，比2008年多七倍，关键是经济政策与发展机会。二，压制手段与江、胡时代相对开放不同，只能说明统治手法的差异。三，皇帝没有穿衣服，不是第一天的事，是早已公开的事情。四，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待习式反腐，都不能否定它是广受民间欢迎和肯定的。 　　比较接近现实的只有第五点，中国经济转型不易。一旦不能成功软着陆，就业出现失衡，每年六七百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妥善安置，将影响社会及政权的稳定。而

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场变革，而变革的关键特征就是素人在政坛上纷纷崛起。这是对既有秩序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后，试图颠覆既定秩序，做出改变的努力。素人政治相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借着激昂的情绪诞生， 获得道德上的优势，但并不保证能解决它被托付解决的问题。 素人政治的崛起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古时候的揭竿而起就是例子。 　　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世界，也在很大程度和速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形容，社交媒体是这个时代新形态的咖啡馆。 　　在大众媒介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西方社会的咖啡馆发挥让人群聚首、交换看法和传播意见的作用，在传播还不发达，公共意见受限的环境里，人们在咖啡馆里的闲言闲语、胡言乱语甚至流言蜚语，也同时成为或真或假的信息来源；经过交叉与反复的往来过程，人们得以掌握社会真假虚实兼具的脉动。 　　拜传播科技之赐，今天无远弗届、随时连线的虚拟社区，其功能已经远远超越咖啡馆，其互动与创新，更足以改变和颠覆政治生态。 　　社交媒体在政治上的功能，除了群众动员与交流的能量被无限放大， 对能够有效操作社交媒体的人，甚至可以经由不同的应用，获得倍数计算的优势。 这点在两个月前台北市长选举过程，得到最好的验证。 　　没有政治经验的柯文哲透过社交媒体的运作，短时间内在青年选民中间建立起支持网络，影响力迅速扩大。这虽不是胜选的唯一原因，却是很关键的一个。 　　台湾《新新闻》周刊总结柯文哲与败选的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的经验时就指出，为连胜文辅选的总统马英九是Web1.0，只能阅读，不能互动；比较年轻的连胜文则是Web2.0，可以和选民产生一定的互动；但是55岁的柯文哲却已经进化到Web3.0，不但能与选民互动，还能开放自己的应用程式界面，让选民直接参与自己的竞选活动，提供大量援助，也因此，柯文哲的竞选支出少很多。 　　 柯文哲现象也说明，从政关键不是年龄，是能否得到网络世代的支持，发挥社交媒体的巨大效应，这完全颠覆了传统选战的造势手段，让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向虚拟化跨进一步。 　　 虚拟化的网络让很多政治上的“素人”得到过去不可能出现的胜利机会。 借自日文的“素人”一词是相对于专家而言，在政治上的素人泛指没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和奥援，不曾正式踏入政坛或只在小范围内参与政治的人。同样不久前当选的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甚至更远一些

明文禁止以不同形式的言論冒犯異教，如果能逐步成為國際共識，可以形成某種行為規範，對於因全球化而越来越頻繁的人口流動社會，有助於避免族群間日益複雜的衝突火苗被點燃。雖然民族、語言等等都可能引發族群衝突，但依據最大程度保障言論自由的考慮，筆者認為難以尋求妥協共識的宗教事務，應該先予以限制。 　　九一一事件之后，与伊斯兰世界和美欧国家相关的武力冲突似乎多了起来，规模和强度有大有小，受到世人关注的程度也是深浅不一。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化有关，但在另一个层面，世界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传统媒体）聚焦的速度与幅度，也影响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度。后面这点，也是部分穆斯林对国际舆论与西方领袖不满的论据——发生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受害事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怀和救助，施暴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 　　这当然就是国际政治权力长期倾斜的现实，对于全球化越来越紧密的国家与族群关系，伴随这一现实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恩怨与压力，是必须面对的关联遭遇。 　　但同样是现实的一部分，非伊斯兰世界应该理解，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国际权力关系，并未能完全得到认可或接纳，甚至在不同社群中还存在价值对立与相悖的情况。为了和平相处，如何沟通与求同存异，需要彼此在价值认知上做出一定的调整。 　　从2005年的丹麦漫画事件到今天的巴黎《沙尔利周刊》血案，对伊斯兰的挑衅都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伸张，而反对挑衅者都提出言论自由底线在哪里的反思。事实上，伸张言论自由与捍卫宗教尊严，并不来自壁垒分明的两群人，在西方有不少人反思嘲讽戏谑的本质是不是言论自由，在穆斯林群中也有少数认同言论自由者。 　　反思言论自由的不少观点，都涉及一个社会族群的敏感课题该不该受到批评、每个社会族群的禁忌应否得到尊重等等。 　　作为相信自由权利的人，对这一价值的意义，笔者不存疑问。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奴役和压迫统治，自由人的概念来得很晚，吾辈幸存的时代与环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似乎理所当然，其实那是一种运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 很多今时今日看似自然的权利，并非天降或神授，而是西方数百年来思想演进的果实，其中就包括言论自由。 　　也正因此，西方社会一些人有时候对自由的想象近乎偏执，将言论等自由价值的传播，赋予类似数百年前政治军事与宗教扩张的使命感。这在传播已经没有界限的网络时代，很容易激起少数强烈激进的反弹。 这

偶然因素对事物的影响往往超越人的想象，各种灾难毋宁是召唤旁观者感知生命的无常，生死的偶然。如果不可知的力量果真存在，人在大自然之前，必须常怀谦卑与恭敬。 光害太多的都市缺乏仰望星空俯思生命的机会，对于物质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对生命的继续仿佛日升日落，没有疑问。只有当灾难发生时，才会激发“冥冥中”的意识，或者偶然与必然的悬念，才会在心中闪过。 　　赤道秋凉的年关，不去想《明日之后》（The Day After Tomorrow）电影的末日景象，是可以很享受的。假装在北国，幻想枫叶红。不曾踏足岛国的外人，不能理解传说中烤人的烈日骄阳这时都匿迹放假了，任凭凉意入侵。 　　但好气候并不让人绝对平静，即便在新日历打开之前半小时，2014年仍然以灾难的出现告诫吾人：不可让幸福感过度满溢。2014年最后一星期的印尼空难和上海踩踏意外，令这一年的离去，也带着险恶与幽暗。各种灾难毋宁是召唤旁观者感知生命的无常，生死的偶然。如果不可知的力量果真存在，人在大自然之前，必须常怀谦卑与恭敬。 　　偶然因素对事物的影响，往往超越人的想象。法国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莫诺（Jacques Lucien Monod）晚年写书《偶然性与必然性》（Chance and Necessity）提出，大自然没有任何计划、目的或设计因素，生命的出现全赖自然力的作用，人类基因和其他物质一样，逃不开量子的扰动，突变是完全偶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包括人类的出现与随后的进化，没有什么是按照一定蓝图设计出来的。 　　这一近乎哲学的说法，明显抵触创造论，莫诺在主流基督教社会遭到很多批评，被指为捞过界，不够资格。 　　但他的偶然说并非无中生有，也不孤立。物理学界向来都有学说指出宇宙起源于物理定律，而非某种意志的设计，而物理定律则是浩瀚大千世界中，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逐步发展出来。这说法在当代物理学大师霍金2010年的《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臻于高峰，他说解释宇宙的源起无需上帝，包括大爆炸都只是依循物理定律的结果。霍金的理论免不了受到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多方围剿，牛津大学数学教授伦诺克斯（John Lennox）也是基督教护教论者，他说，霍金把物理学与宗教对立起来，迫使人类做出选择，是错误的，因为物理定律并不能对宇宙做出完整的解释，定律本身只是对现状的描述，并不创造任何东西，宇宙的生成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