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言论自由止步宗教之外
明文禁止以不同形式的言論冒犯異教，如果能逐步成為國際共識，可以形成某種行為規範，對於因全球化而越来越頻繁的人口流動社會，有助於避免族群間日益複雜的衝突火苗被點燃。雖然民族、語言等等都可能引發族群衝突，但依據最大程度保障言論自由的考慮，筆者認為難以尋求妥協共識的宗教事務，應該先予以限制。
九一一事件之后，与伊斯兰世界和美欧国家相关的武力冲突似乎多了起来，规模和强度有大有小，受到世人关注的程度也是深浅不一。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化有关，但在另一个层面，世界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传统媒体）聚焦的速度与幅度，也影响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度。后面这点，也是部分穆斯林对国际舆论与西方领袖不满的论据——发生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受害事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怀和救助，施暴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
这当然就是国际政治权力长期倾斜的现实，对于全球化越来越紧密的国家与族群关系，伴随这一现实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恩怨与压力，是必须面对的关联遭遇。
但同样是现实的一部分，非伊斯兰世界应该理解，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国际权力关系，并未能完全得到认可或接纳，甚至在不同社群中还存在价值对立与相悖的情况。为了和平相处，如何沟通与求同存异，需要彼此在价值认知上做出一定的调整。
从2005年的丹麦漫画事件到今天的巴黎《沙尔利周刊》血案，对伊斯兰的挑衅都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伸张，而反对挑衅者都提出言论自由底线在哪里的反思。事实上，伸张言论自由与捍卫宗教尊严，并不来自壁垒分明的两群人，在西方有不少人反思嘲讽戏谑的本质是不是言论自由，在穆斯林群中也有少数认同言论自由者。
反思言论自由的不少观点，都涉及一个社会族群的敏感课题该不该受到批评、每个社会族群的禁忌应否得到尊重等等。
作为相信自由权利的人，对这一价值的意义，笔者不存疑问。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奴役和压迫统治，自由人的概念来得很晚，吾辈幸存的时代与环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似乎理所当然，其实那是一种运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很多今时今日看似自然的权利，并非天降或神授，而是西方数百年来思想演进的果实，其中就包括言论自由。
也正因此，西方社会一些人有时候对自由的想象近乎偏执，将言论等自由价值的传播，赋予类似数百年前政治军事与宗教扩张的使命感。这在传播已经没有界限的网络时代，很容易激起少数强烈激进的反弹。这种反弹与“反反弹”在舆论的催化下，会造成多方面更尖锐的对立，影响反思者陷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的失误，在反思言论自由之际，画下错误的边界线。
言论（包括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缺少这一自由，其他自由民主体制的架构，不可能健全合理地存在。然而一如自由主义不是从天而降，自由价值也应该随着时间而做出调整与发展。
自由民主体制经历高度理性化的演进过程，从政教分离、君主立宪到共和制，最终才使得普罗民众拥有个体的自由权利。笔者认为，这一理性化的过程，是今日自由权利提倡者最需要肯定，也需要慎重看待的。从人性与人道角度看待自由权利的传播，固然具有神圣的意义，但这一番理性化过程，必须同时考虑其历史长度。事实上，被奉为言论自由标杆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防范的对手是来自国家机器行政权的压迫，而非任意的对象。
正因为是高度理性的行为，所以自由权利的传播必须在宗教面前止步。
笔者不同意言论自由因某种所谓禁忌、国情等等而受到没有共识的限制，理由是很多时候那都是统治者的借口，需要更多更公开的辩论才能厘清是非。但宗教不同于一般，应该明文限制异教人士以言论冒犯他教这类行为。理由如下：
一、宗教是人类文明极少数依靠信仰发展与长期存在的事物，但大家都接受它的“非理性”，对信徒来说那是真理，对非信徒那是心灵寄托。此外不必理由；
二、宗教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主要宗教对信徒都有排他的要求，真理只能有一个；
三、宗教本身也会发生来自内部的演进。
“非理性”的本质使得宗教无法经由论证、辩驳等世俗理性行为作出“权衡利弊得失”之类的改变，甚至放弃自我——虽然很多宗教都有一套论述——因此任何挑战其存在的行为，都会引发对立和紧张关系。以教外人士言论自由的挡箭牌，质疑一个宗教的价值与意义，基本上不会产生促进文明的效果，反而由于宗教本身的排他与非理性，必然激发仇恨。
笔者主张对一个宗教公开的（不包括私人谈话）批评的行为，只能来自教内或教内所默许的人士。如果一个宗教无法产生改革人物，缺乏因应时代的改革动力，它必须自行面对落后于时代，遭到信众质疑，导致秩序混乱威信瓦解等等后果。
虽然如此，对于人道等已经普遍被认可的价值，在宗教内部发生的违反人道等事件，应该继续受到世人的关注。在世俗化的国家，宗教门派众多，彼此都不得越界评论，必须遵循法律行事，法律依然凌驾宗教之上。
言论自由不能为恣意侵入异教领地做辩解，这是为了不让宗教产生向世俗报复的理由。井水不犯河水，是教俗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必须有的界限。
政教合流的社会，必须自行寻找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界限，权衡如何吸纳普世价值的问题，在全球化物质主义当道的时代，如何安抚人心，在教义与大众的欲望之间找到前进的契机。
明文禁止以不同形式的言论冒犯异教，如果能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可以形成某种行为规范，对于因全球化而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社会，有助于避免族群间日益复杂的冲突火苗被点燃。虽然民族、语言等等都可能引发族群冲突，但依据最大程度保障言论自由的考虑，笔者认为难以寻求妥协共识的宗教事务，应该先予以限制。（2015.1.25 刊于联合早报）
九一一事件之后，与伊斯兰世界和美欧国家相关的武力冲突似乎多了起来，规模和强度有大有小，受到世人关注的程度也是深浅不一。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化有关，但在另一个层面，世界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传统媒体）聚焦的速度与幅度，也影响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度。后面这点，也是部分穆斯林对国际舆论与西方领袖不满的论据——发生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受害事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怀和救助，施暴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
这当然就是国际政治权力长期倾斜的现实，对于全球化越来越紧密的国家与族群关系，伴随这一现实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恩怨与压力，是必须面对的关联遭遇。
但同样是现实的一部分，非伊斯兰世界应该理解，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国际权力关系，并未能完全得到认可或接纳，甚至在不同社群中还存在价值对立与相悖的情况。为了和平相处，如何沟通与求同存异，需要彼此在价值认知上做出一定的调整。
从2005年的丹麦漫画事件到今天的巴黎《沙尔利周刊》血案，对伊斯兰的挑衅都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伸张，而反对挑衅者都提出言论自由底线在哪里的反思。事实上，伸张言论自由与捍卫宗教尊严，并不来自壁垒分明的两群人，在西方有不少人反思嘲讽戏谑的本质是不是言论自由，在穆斯林群中也有少数认同言论自由者。
反思言论自由的不少观点，都涉及一个社会族群的敏感课题该不该受到批评、每个社会族群的禁忌应否得到尊重等等。
作为相信自由权利的人，对这一价值的意义，笔者不存疑问。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奴役和压迫统治，自由人的概念来得很晚，吾辈幸存的时代与环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似乎理所当然，其实那是一种运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很多今时今日看似自然的权利，并非天降或神授，而是西方数百年来思想演进的果实，其中就包括言论自由。
也正因此，西方社会一些人有时候对自由的想象近乎偏执，将言论等自由价值的传播，赋予类似数百年前政治军事与宗教扩张的使命感。这在传播已经没有界限的网络时代，很容易激起少数强烈激进的反弹。这种反弹与“反反弹”在舆论的催化下，会造成多方面更尖锐的对立，影响反思者陷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的失误，在反思言论自由之际，画下错误的边界线。
言论（包括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缺少这一自由，其他自由民主体制的架构，不可能健全合理地存在。然而一如自由主义不是从天而降，自由价值也应该随着时间而做出调整与发展。
自由民主体制经历高度理性化的演进过程，从政教分离、君主立宪到共和制，最终才使得普罗民众拥有个体的自由权利。笔者认为，这一理性化的过程，是今日自由权利提倡者最需要肯定，也需要慎重看待的。从人性与人道角度看待自由权利的传播，固然具有神圣的意义，但这一番理性化过程，必须同时考虑其历史长度。事实上，被奉为言论自由标杆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防范的对手是来自国家机器行政权的压迫，而非任意的对象。
正因为是高度理性的行为，所以自由权利的传播必须在宗教面前止步。
笔者不同意言论自由因某种所谓禁忌、国情等等而受到没有共识的限制，理由是很多时候那都是统治者的借口，需要更多更公开的辩论才能厘清是非。但宗教不同于一般，应该明文限制异教人士以言论冒犯他教这类行为。理由如下：
一、宗教是人类文明极少数依靠信仰发展与长期存在的事物，但大家都接受它的“非理性”，对信徒来说那是真理，对非信徒那是心灵寄托。此外不必理由；
二、宗教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主要宗教对信徒都有排他的要求，真理只能有一个；
三、宗教本身也会发生来自内部的演进。
“非理性”的本质使得宗教无法经由论证、辩驳等世俗理性行为作出“权衡利弊得失”之类的改变，甚至放弃自我——虽然很多宗教都有一套论述——因此任何挑战其存在的行为，都会引发对立和紧张关系。以教外人士言论自由的挡箭牌，质疑一个宗教的价值与意义，基本上不会产生促进文明的效果，反而由于宗教本身的排他与非理性，必然激发仇恨。
笔者主张对一个宗教公开的（不包括私人谈话）批评的行为，只能来自教内或教内所默许的人士。如果一个宗教无法产生改革人物，缺乏因应时代的改革动力，它必须自行面对落后于时代，遭到信众质疑，导致秩序混乱威信瓦解等等后果。
虽然如此，对于人道等已经普遍被认可的价值，在宗教内部发生的违反人道等事件，应该继续受到世人的关注。在世俗化的国家，宗教门派众多，彼此都不得越界评论，必须遵循法律行事，法律依然凌驾宗教之上。
言论自由不能为恣意侵入异教领地做辩解，这是为了不让宗教产生向世俗报复的理由。井水不犯河水，是教俗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必须有的界限。
政教合流的社会，必须自行寻找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界限，权衡如何吸纳普世价值的问题，在全球化物质主义当道的时代，如何安抚人心，在教义与大众的欲望之间找到前进的契机。
明文禁止以不同形式的言论冒犯异教，如果能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可以形成某种行为规范，对于因全球化而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社会，有助于避免族群间日益复杂的冲突火苗被点燃。虽然民族、语言等等都可能引发族群冲突，但依据最大程度保障言论自由的考虑，笔者认为难以寻求妥协共识的宗教事务，应该先予以限制。（2015.1.25 刊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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