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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可以带来安全感，但墙内的人必须弄清楚，掌握城门钥匙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当你不敢探头去欣赏墙外风光，不能自由进出城堡，筑墙者是想把你变成什么样的面貌和思维？当你自己搬砖砌瓦堆起城墙，你到底害怕什么？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最近获得德国《世界报》的文学奖，英国《卫报》网站刊登他的得奖感言，适逢柏林围墙倒塌25周年，小说家借墙发挥，讲述与柏林围墙的渊源。 　　他在1982年第一次到柏林，经过重重关卡，越过围墙进入东柏林，依照规定，必须在午夜前回返西柏林。他们在晚上看完演出后，匆忙赶在封关之前，回到查理哨站的情景，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查理哨站（Checkpoint Charlie）是冷战时期，围墙分隔东西柏林的一个关口，供德国人与非德国人通行两边，如今已是冷战的重要象征。 　　1989年11月围墙倒塌后，村上春树一度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松了一口气，感觉世界从此步入太平。但旋即而起的宗教与恐怖冲突，又令人无法乐观。 　　身为文学家，村上在感言中，对墙做了这么一段意象十足的描述：“ ……墙是分隔人群的象征，分隔两套价值观。在某种情况下墙能保护我们，但为了保护我们，它必须排除他人――这是墙的逻辑。墙最终成了一套定型的体系，排除其他体系的逻辑，（手段）甚至是粗暴的。柏林围墙正是明显的例子。 ” 　　在他看来，“ 我们有时候拆卸了一堵墙只为了竖立另一堵，那可能是实际的墙，或者围堵心灵的无形之墙。墙提醒我们不要再往前进，也不许他人进来。一堵墙终于垮了……我们却发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有别的墙巍然挺立…… ” 　　他指的墙包括族群主义、宗教、偏狭、基本教义，甚至贪婪、恐惧也是一堵堵的墙。村上问：“ 没有种种墙的体系，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吗？ ” 　　柏林围墙围起一群人和一个世界，长达27年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对墙外人以及文学家来说，155公里长、3.6公尺高的这样一堵墙，象征无限的意涵。它的瓦解，固然代表墙内体系与权力的消散，却不意味墙外的永恒胜利。对墙内人来说，他们（或许是少数）也曾相信，自己固守的是一部真理。东德把它称为“反法西斯保护城墙”，把墙外的西德政府和西方国家，视为必须打倒的法西斯主义者。 　　 后来，大家发现这样的政治体系，其实靠的是谎言在维持。谎言给了围墙正当性，围墙保护谎言的完整性。而当两者不能相互支持，溃

这一群人与依循传统思维进行统治的北京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指尖上的民族”没有国界，也不轻易屈服，他们更需要的是被文明与理性说服，更在乎诚实的说理与真心的感动，这是习惯显露权力、隐藏感情的老老一辈不易察觉的。 （香港金钟行人天桥楼梯被贴满市民对示威运动的话语，形成一道罕见的风景， 短暂栖息在这个中国南方的国际都会中，等待消失化成记忆。网络照片） 一支小雨伞曾是源自台湾雨中浪漫的流行曲意象，曾几何时，成千上万支小雨伞聚集街头，却成了对岸香港惊险风暴中的政治图像。 　　从9月28日以来，香港的“占领军”欲走还留，占领行动欲息而不止，风险也跟着上升。对于统称“占中”的这场示威活动，两星期来吸引了全世界目光，支持、同情，与反对、谴责的声音，难分轩轾，随着形势的张驰，外界反应也不断升温。 　　从一开始，很多人就把这一场运动与25年前天安门广场那一幕相比拟，并且做出各种推论。网络和移动媒体的进步，使得这一次事件充满戏剧性，正反面的言论、真真假假的消息和温馨与粗暴的镜头，持续在全世界眼前竞争短暂的焦点。 　　多日以来，最令人感动的是， 马路上主要都是自发的年轻人，却有着无形的秩序。而黑夜之中同时举起的手机光点连成一片，足以让人明瞭，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代，他们自成一个“指尖上的民族”，散布全世界，不受时空羁绊，也不愿意受到旧意识形态的主宰和牵制。 　　放眼看去，10年来在世界很多角落发生的事，都与这群“新兴人类”有关。 　　无论从什么角度，这起事件都注定成为香港乃至与大陆关系的里程碑之一，也注定充满众多解读的角度和层次。若简而言之，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去说明。 　　在横向上，香港与北京是传统意义上的边陲与中央关系，这种关系使得香港在过去被轻易地割弃（类似台湾），现在则被轻易忽视，即便人民的思维与心理已经在百年时光中发生深刻变化，依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应有的正视。包括不少大陆知识分子都曾指出， 北方统治者在21世纪依旧沿袭非常传统的治理思维在管治国家，这种思维对于偌大的国家和复杂的社会发展、遥远的民情，越来越力有不逮。 由于体制使然，其维系统治的手段，几乎只有庞大的武力以及不断强调的民族主义。 　　占中显然参考了台湾的抗争，但 港台之间其实有很大分别 ，若示威者要把小雨伞和太阳花相比拟，可能会误判。最大的分别是，在台北，任何抗争的呐喊与行动会直

分离主义者对现状的描述能不能被认真对待、对话，及早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是化解危机的重要步骤。反对分离主义者往往因为分离未成为事实，而忽视统一状态中 的缺陷。同理，分离主义者也可被视为对一个政权的背离者，其离心离德，试图追求新秩序，必是因为现状中的缺陷，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很多新旧秩序在 “ 争霸 ” 或过渡期间，都不可避免血流成河，除了因为各方面主角对复杂万端的现状不能有效掌控，最主要原因是各方面都缺乏对第三条路的想象力，以及寻找妥协共赢（甚至彼此少输）的创意与度量。 　　 苏格兰独立公投落下帷幕，投票前后全世界大量舆论从多方面剖析它的前因后果，包括它与英国的恩怨情仇，以及独与不独的利弊得失，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英国总编辑豪尔（ Stephen Hull  ）的观点。他认为无论胜负，公投给英国社会带来的两极化都将在社交媒体的聚焦下更加突出，但双方都不应该因胜败而出现夸大的情绪。事实上整个社 会是被社交媒体和政客所激化的，他不相信在去与留之间，真的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几乎全世界都在赞许这一场公民投票所代表的民主制度内涵。 　　一旦苏独成功，将给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带来最后的撕裂与全方位衰微的后果，然而即便如此，英国王室以及人民，都能以优雅的姿态、和平的手段做出挽救的努力。在习惯威权强势统治的亚洲人看来，其最激烈的表现，竟是如同儿戏的首相卡梅伦的举动，他在公投前夕红着双眼表示若苏格兰独立成功，他将自杀。有比国家盛衰存亡更大的事儿吗？居然也能这么样处理。一些西方评论者也忍不住说，这是自由人行使自由意志的最高表现。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作者罗贯中没有解释几个问题：为什么必得分分合合、这是不是一种必然定律、能不能化解。 　　答案其实不难找，政权疆域的起落分合是历史的恒常现象，因为天下大势都由人而定，而人心是最难把握的。 　　不少人相信，苏格兰不成功的这一变局已经造成她与英国乃至苏格兰内部思想与情感上的裂痕。事实上， 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政治上分与合的论述一旦表面化，都必然在住民之中产生情感上的矛盾，轻者出现容易过敏的你我之分，重则家人好友也视同仇雠。 　　然而站在民主自由、尊重个人的角度， 这种差异与矛盾更应该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关键是人们如何在情理法之中保持彼此对话，求同存异，寻找最大

　　一连串的改变和宣传，让理工学院与工艺教育学院成为舆论的焦点，一个接一个的案例，说明没有大学学历也可以在职场获得足够的肯定。公务员的升迁不再看文凭，也是个突破性的宣布，自然受到许多非大学毕业生的关注。 　　这个显著的政策转变具有深远含义，试图改变社会上大学文凭至上的观念。然而一连串的宣传，不应该被解读成“大学无用论”“学历无用论”或“文凭无用论”等相反的信号。 　　类似的“无用论”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甚至在上世纪 70 年代经济正在起飞的台湾也出现过一个“拒绝联考的小子”，成为社会 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过生活，如果生命中最黄金的学习时代都是为了职业做准备，那是一种遗憾和损失。一个教育体制如果不能给学生提供工作之上的学习养分和素材，就不可能是个优秀的制度。 长时间的话题。“无用论”毋宁是一种社会升学潮压力下的反弹，与新加坡这番转变绝不相同，对思辨能力较弱的年轻人或资讯较少的部分人来说，扭转唯文凭是尚的社会风气，需慎防引发民间矫枉过正的误解。 　　 无论是国家还是世界的范围，无论是政策引导还是自然形成甚至是莫名其妙点燃的，一个潮流，往往对一两代人甚至更长远的世代带来深刻的影响，这股潮流最终发展的结果可好可坏，可喜可悲，都将要由当代的人群去承受，而其结果往往必须经历时间考验，在蓦然回首的下一个时代，才能比较准确的评说。 　　 教育思潮的转变，影响的是尚未入世乃至未定性的学子，更需要家长、教师等成年人给予足够的分析，甚至代为判断。 　　眼前比较能肯定的是，这股转变之风应该能改善大环境的压力，让教育发展更多元化，学生出路更广泛，社会文化对学历文凭的看法更有弹性。近些年来，体育学校、艺术学校、数理学校的出现，以及凭才艺优先录取中学的措施，诸如此类，其实已经标示我们对教育多元化的体认。 　　一些人观察到，年轻一代的父母已经更能接受“行行出状元”的事实，少数家长愿意让孩子根据才能与天分选择更合适的学校，时有所见。但社会大众的文凭主义心态仍然普遍，这从补习风气丝毫不减，补习费年年上涨可见一斑。因此，此次由政府带头大规模与大动作的改变，正是希望从根本上引领风气，改变对文凭主义的依赖心理。 社会固然期待这番高调推进的“运动”能使得学生升学压力减轻，家长从此不必对孩子的“钱途”过于操心，孩子也可以从此进入自己兴趣的领域发展，开心学

俱往矣。對東亞幾個經濟體來說，崛起與發迹都與中國的命運相關聯，而這一關聯則與中國兩個軍政領袖的想法密不可分。那一場內戰，不僅打散一個國家民族和平崛起的希望，更打亂了太平洋兩岸多少億人的命运，多少家庭的幸福，多少個國家的國運。 这张摄于1944年9月2日的照片中， 中国军队第14师42团队列里 最年轻的士兵 是云南人李乐贝（音）上等兵 , 年仅12岁已入伍一年，曾连续向敌军投出两箱手榴弹。（网络照片） 　　近日在网上发现一组照片，是二战时期中美军队在中缅印边界战场留下的影像，当时美军通信兵团照相兵拍摄的数万张照片，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沉睡，直到近几年才解密。 　　许多照片令人沉吟不已。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已是入伍一两年的“老兵”，向日军投过两箱手榴弹，六七岁的女孩子坐在大量炸药前，用手往丝绒带里装填火药粉。照片也让人见识在二战期间，中美如何携手合作、相互扶持的感性一面。蒋宋美龄在抗战期间访美，更一度使她成为美国传媒与大众的偶像。 　　美国在初期虽不满日本扩大侵占中国东北，但对中国国共内战会出现什么结果没有把握，因而一直不愿介入太多，小罗斯福政府也不想与远东强大的日本决裂。 　　美国真正决定支持中国抗战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眼看日军全面侵华，直抵首都南京，更殃及美国军民之后的事。 　　1937年底，停泊在南京岸外美国长江巡逻队的美舰班奈号（Panay）载了来不及撤退的美侨，本以为美日之间未宣战，舰上拉开大幅星条旗，应该安全，没想到日机却狂轰滥炸，造成三死数十伤，舰沉江中。 　　班奈号事件后，日本道歉赔偿，美国虽不满，仍继续对形势保持观望，直到1940年。那年1月，日本废止与美国的商贸协定，美国干脆名正言顺收紧对日本的资源供应，逐步增加对华支援；8月，日本宣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9月，日德意三国签署轴心国协约，把东西方战线联结起来。1941年中，日俄签署中立条约，表明将南进东南亚，又与法国维琪政府议定，让日军进入中南半岛。 　　面对日本步步进逼，华盛顿除了在外交和经贸上逐步收紧，始终无法改变局面，美国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包括要日本从中国撤军，而谈判最终都没有结果。当年12月，日本不堪美国禁运，加上误判，决定采取雷霆行动，空袭珍珠港。然而不但没有让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屈服，反而促使中国多了个强大盟友。 　　 战后短短几年，中国内战结果人所共

落实自由民主教育，让尊重和保护个体生命的意识向下扎根，是一整套提升人类 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系统工程。相对于宗教，它不能单纯地被划为世俗价值观，而使两者壁垒分明，各自为政。当包含宗教的任何价值体系出现侵凌个体自由权的时 候，这套价值观必须适时警醒世人，介入问题的探究。 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旋风越刮越猛，近日，伊拉克和黎凡特回教国（ISIS）高调宣布建立伊斯兰帝国，除了召唤全世界回教徒移居这个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之间打下来的一片土地，还声称将率先征服千年古都罗马。这群活在1000年前伟大梦想里的人，借宗教之名行征战私欲，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最新势力。 　　国际恐怖主义的此起彼落令人感到担忧，尤其近年的影响已经扩及本区域邻邦，直接威胁我们的安全与自由。但如果不能准确找到恐怖主义的根治病因，难免顾此失彼。 　　恐怖主义的滋生表面上源于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极端主义为什么得以传播，就知道与人们是否具备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独立思考能力有很大关系。 在这一方面，民主教育的推广普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毋庸讳言，恐怖主义滋生与猖獗的地区，多呈现长期闭锁或王权专制的特点，教育落后，缺乏男女平等和公民人权意识。类似体制下的社会，其实与人体一样，长期处于不健康状态，社会不能排气，空气不能对流，病菌滋生潜伏，掌控权力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压制与被压制，没有对等的沟通，顺畅的互动。换言之， 社会阶层没有自由开放流动的条件，一旦经济败坏，失业率飙高，社会控制力松弛，很容易变成火药库，等待被引燃。 　　恐怖主义温床的根源是封闭与教育落后的体制，从历史可以得知，其原因在于各种类型的专制主义都造成社会缺乏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 没有政治自由的专制体制不可持续，因为创新蓬勃的经济需要自由意志，缺乏自由的经济容易陷入困境， 这是一般情况，而 现代经济生产方式高度仰赖与外界的互通有无和互动，经济因此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外交问题，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很可能无法正常融入自由国家的经济交往中，造成发展上的滞碍。 　　专制政体也可能因为资源丰沛而能满足内部需求，但它不能满足马斯洛所指的上层需求，更不可能满足现代社会对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等权利的追求和需要。 　　 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有足够智慧与能力去理解个体自由的重要性与价值。在个体自由可以遭到任意剥夺、侵凌与忽视的环境下，

民众当然希望看到朝野政党都拿得出优质牛肉，至于什么时候拿出来，时机是政党本身的考虑，选民的判断其实不必全然基于认同感，更应该是从肉色、肉质等等实质因素作为参考。 　　紧接年初酷热的干旱天，从媒体到坊间，国会选举的擂鼓声似乎已在耳际响起。朝野政党频频有新人见报，政策与社会课题不断在媒体和网络热议，虽然下次大选最迟其实可到2016年才举行。 　　外界一般揣测都把选举时刻瞄准在明年下半年，热闹欢乐的独立50周年庆之后，但那距今也仍有一年多，根据以往经验，选战号角现在就响起，实非寻常， 说明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国民对政治与社会议题的参与已经没有时间限制，不再如过去一样主要由执政党主导和操控节奏，更明显的是，反过来促使执政党必须紧随民间步伐 。 　　在这股涌动的浪潮中看前几天国会两位政党领袖的15分钟大辩论，分外耐人寻味，也充满解读空间。 　　李显龙总理和国会反对党领袖刘程强在六轮交锋中，争辩了工人党对大政方针的论述立场、建设性政治、政党在政策上的立场是否反复等，时间不长，却是国会殿堂难得一见的当面交锋，因此引发媒体高度重视，坊间甚至出现许多打分数的议论。 　　就事论事，这场论辩双方都不免有各自的盘算，但至少从表面看来，执政党希望对反对党的立场加以“逼供”，包括在很多政策与大课题上要求表态。反对党则认为自己的立场很清楚，没有隐藏或反复。 　　 从选战策略来分析，最强大的反对党在某些课题上的立场越明确，对执政党越有利，反之亦然，执政党对课题的立场越清楚，越容易成为在野党攻击的目标。 　　因为泾渭分明意味着非此即彼，当一个课题必须明确呈现时，在异质的社会就容易引发不同意见，引起不同团体的注目并且产生异议，进而在政治上失分。 　　工人党深耕基层，但在一些重大政治和社会议题上，包括被在野支持者视为大是大非的议题上，即使在一些反对阵营人士眼中，并没有做到领袖群伦的大鸣大放，而是选择模糊化。 这当然可以看成是一种策略，以最大的可能性接收反对执政党的选票。相对于另一些能够提出明确替代政策的在野党，一个民主国家的最大在野党，在重大事件中近乎自我“销声”，无论如何是不可思议的。 　　从这角度来说，总理对其重大问题立场的质问实属合理。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主国家的在野党，一般上不会也没有义务配合执政党的策略或理念。无论这叫做低调、潜龙勿用还是扮猪吃老虎，一个在野党

从政治抗争经历、文学艺术创作、宗教投入和人情味与社会公德心的挥发，可以看出台湾社会发展的一条轨迹：人群潜意识中普遍具有的浪漫主义驱动力。  　　了解一个社会的角度可以很多，社会学家可能会寻找社会常态与病态的形成、制度之间造成的矛盾等等，提出系统性的分析，或设计解决方案。 　　而从历史脉络的观察中，归纳出一个社会的某种特点，固然不能解答问题，却是一种趣味。 　　几十年来的台湾社会发展，可以从几个方面找到一股“浪漫”的轨迹。 　　 一、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政治的热忱。 太远的不说，仅以国民党到台湾之后，从早期的雷震、殷海光、吴三连等等外省与本省籍知识精英，都以言论和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信仰。在蒋介石铁腕统治时期，许多人都在这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 　　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坚信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需要成立反对党制衡国民党而遭蒋介石疏远，继而被免去官职、撤销党籍，又为筹备组党而锒铛入狱，被判十年徒刑。出狱后仍坚持为台湾的处境发言，今天台湾提起民主化的历史，都不能不提这位外省人。 　　殷海光被誉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他积极引进自由派新思潮，并为上世纪60年代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在雷震入狱、《自由中国》被查封后，他持续遭到国民党围剿，失去台湾大学教职和补助，经济陷入窘境，生活遭到监视，却坚持做“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拒绝向权力屈服，他的学术与政论文章影响深远，铮铮风骨更受到党外人士的尊崇，影响了后面数十年反抗国民党政治运动的人物与思想。身心备受煎熬，殷海光罹癌仍坚持著作，49岁病逝，留下800多万字的著述。 　　吴三连创办台湾第一份晚报《自立晚报》，在民主化前始终坚持无党无派的理念，为此三度遭到停刊。施明德为民主运动坐牢25年，被称为台湾曼德拉。受殷海光影响的人物包括李敖，他与国民党缠斗多年，坐牢四年，数十本著作被禁，在那个印刷才能传播的时代，仍坚持偷偷出书，目的只为揭露国民党。以揭露政府来说，他可算是斯诺登的老祖宗。 　　而从党外到成立民进党的第一代政治人物，坐牢、妻离子散者，所在多有，林义雄一家三口被刺杀，郑南榕自焚，并未制止抗争者前仆后继。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反抗专制、追求民主权利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影代代接力，不曾断绝。这些行为背后是强大的精神理念，为国家社会遂行正义。这一套在金庸笔下、传统中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行为，在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的重要，但大家更在意政府发挥兼顾多方面的能力，并且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肥、渔利。近年来全世界越来越关注的贫富差距、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问题，更印证了经济发展如果缺乏社会大众的介入、监督与关注，很可能走上严重偏差的地步，甚至难以挽回。  　　报业控股大楼底层有一幅《清明上河图》，闲来驻足细看，颇有体悟。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的作品，原件藏北京故宫。它有几个仿本，报社的是清院本，原件藏于台北故宫。此画反映的是北宋时期京师开封的繁华景象，无论是牧者、农民、商家、店铺，各种商业活动都活灵活现，具体表现1000年前中国首都市民的经济生活。 　　经济活动不仅关系个人的生计与社会的荣枯，也影响国家的兴衰。 研读经济史与一般以政治兴衰为主轴的历史，会给人大不相同的感受。我们以为国力兴盛的王朝或时代，很可能百姓却过得苦哈哈，富裕的可能是一小部分依附政治权力的人，或仅仅是王朝当政者的近亲。曾经富裕的商人可能在政策的转变或靠山的崩塌之下，一夜间倾家荡产。 　　在漫长的经济史上，一些影响后世甚至决定兴衰的政策未必得到充分的解读与分析，因为历史学者可能不擅长经济问题，甚至常常带着儒家或什么家的既定思维书写心目中的成败因果。 　　冷战结束至今一个世代，意识形态的束缚大致瓦解，到今时今日，经济发展成了举世追逐的显学。但我们看到，在竞相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多经济体都免不了面对这样那样的困窘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在国家或经济体的内部层面，经济发展经常与环境保护、民众健康与社会不公发生冲突。 这现象尤其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利益经常盖过环境与文物的价值，以致破坏不断发生，底层劳动者遭到持久的剥削，而其过程带来的利益并不归属于为此付出自然、人文甚至乡土代价的当地民众，而是与地方居住环境毫不相干的官僚与企业主，久而久之累积起来的怨气，终将造成反弹与怒火，一再发作。 　　这一层面，尤其是针对社会不公的抗争，经过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在发达国家显得特别突出，也让世人强烈意识到当代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已经走到严重偏颇失衡的极致。 　　 二、 在另一个层次，由于全球化、跨国界的经贸大环境已经形成，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自给自足，因此 经济发展在遭遇跨国演变的过程中，不免一再上演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戏码。 　　较

从国家权力收缩，个人权利扩大，自由意志得到更多保障， 人民更直接参与国家大政方针，避免统治者随意发动战争这些方面来说， 这100年的路走来，人类历史还是进步不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迄今100周年，人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上了月球，漫天人造卫星，还看得见宇宙非常遥远的星体。如今在地球上，除了历史学家和教师，还有多少人记得1914那一年，那些欧洲人一起干了些什么事儿。 　　在19和20世纪交替的那个阶段，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旧秩序被打破，经济腾跃促使民族国家纷纷对外发展殖民地，在欧洲本土的割据与兼并活动和各种阴谋阳谋日益炽烈，合纵连横层出不穷。那是帝国走向黄昏的时代，议会制度逐步取代帝制。与此同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剥削与压榨导致社会两极化等现象，也催生出追求社会公义的众多新思潮。 　　新思潮传播到亚洲，颠覆了中国，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落幕，世界最古老的帝制寿终正寝。 　　回顾100年前的历史，发现那其实是个危险的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弥漫着不信任感。没有国际联盟，没有联合国，国际秩序的唯一依据是强权，于是帝国间根据各自利益结合成不同盟邦，也根据自己的实力寻找扩大地盘与吞并弱小的机会，像极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云随时笼罩，全面性的大战也就一触即发。 　　最近，台海两岸官方代表在65年之后首度举行会谈，一派春暖花开气息，引发本区域特别是全世界华人社群的关注。百年前仓促建立的民国，在不确定的年代里仓皇辞庙大陆，除了内外战争的原因，最大挫折在于人民对国家政权失去信赖感。 　　欧陆那时候呈现的丛林竞争现象，信任感不足、秩序缺位、权力失衡等情况，固然是战火易燃的要素，但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人权与个体自由的价值意识还没有充分确立，国家乃至帝王的利益所及，往往就是百姓的宿命，为了达致政权或政治领袖的目标，个人性命甚至整体社会都可以遭到理所当然的牺牲。 　　百年路蹒跚，民主自由体制在两次大战后，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茁壮扩张，益发稳固，个人权利的保障不断扩大，性别、肤色、种族的不平等，大规模消失于国家建制之中。 与此同时，个人权利意识的抬头与政治参与度的提升，也使得国家政权在对外课题上，必须更加顾及大众的普遍意志。国际大环境变得更有规范，也进一步限制战争的发生。 　　来到这个世纪之交，国与国之

一个有自信的大国，必然也是遇事从容的大国，诉诸历史情绪，无助于解决现实政治，高声拉拢邻居甚至威吓利诱，更不是睦邻之道，也有损软实力潜移默化的效果。 　　时值甲午年，从去年底开始，这一敏感词汇已在中国舆论陆续出现，原因是这个甲午年正好是1894年以来的120周年。 　　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之一，不仅因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清王朝海军被后起之秀日本在海战中一举击垮，更在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遭到无情摧毁。中国是重视历史的民族，读书人从不轻忽历史教训，也爱以史训诫子弟与国民，时值如此重大年份，又逢中日关系紧张，历史更发挥了借题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周前发表文章《东南亚，你为什么对安倍噤若寒蝉？》指责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占领时期的“如此深仇大恨”，“多国政府选择了集体失声”。文章认为东南亚国家为了日本在经济和贷款上提供的“蝇头小利”，没有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作为加以谴责，“在大是大非上犯了糊涂”。 　　去年以来，中日关系在钓鱼岛争端上逐步升温，随着安倍政府在军事上转向进取的主张接二连三，以及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和钓鱼岛的姿态强化，局势变得有些剑拔弩张，引起区域国家不安。安倍近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则进一步刺激中国外交底线，发起全方位的炮轰，被称为“舆论甲午战争”，除了把问题带入联合国，也发动驻外使节为文批判。质问东南亚国家的文章正是这系列动作的一环。 　　但此甲午非彼甲午，这120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和一次长达数十年的冷战。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世界更懂得外交与政治妥协的艺术，也更看重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对改善国与国关系的重要性。 　　国际关系合纵连横，论理更论势，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有诸多论述。应对今日区域和国际形势，必须施以今日的手段与方法，国际纠纷自有现代社会的文明解决之道，以骂街式语言诉诸历史悲情的手段，适不适合用来累积国际压力，不无疑问。 　　已有论者指出，东南亚国情与民情复杂，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就能涵括的。本地区对日本振兴武力、祭拜靖国神社等作为，没有中国显得那么激动，实际原因还包括几方面。 　　一、二战之后，日本与陆续独立建国的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早于中国甚多，除了工商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投资、建设，也包括流行文化、语言乃至品味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能都看成是日本的“阴谋”，而是双边交往中必然的互动结果。对东南亚许多民众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