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主抗极端

落实自由民主教育，让尊重和保护个体生命的意识向下扎根，是一整套提升人类 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系统工程。相对于宗教，它不能单纯地被划为世俗价值观，而使两者壁垒分明，各自为政。当包含宗教的任何价值体系出现侵凌个体自由权的时 候，这套价值观必须适时警醒世人，介入问题的探究。

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旋风越刮越猛，近日，伊拉克和黎凡特回教国（ISIS）高调宣布建立伊斯兰帝国，除了召唤全世界回教徒移居这个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之间打下来的一片土地，还声称将率先征服千年古都罗马。这群活在1000年前伟大梦想里的人，借宗教之名行征战私欲，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最新势力。
　　国际恐怖主义的此起彼落令人感到担忧，尤其近年的影响已经扩及本区域邻邦，直接威胁我们的安全与自由。但如果不能准确找到恐怖主义的根治病因，难免顾此失彼。
　　恐怖主义的滋生表面上源于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极端主义为什么得以传播，就知道与人们是否具备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独立思考能力有很大关系。在这一方面，民主教育的推广普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毋庸讳言，恐怖主义滋生与猖獗的地区，多呈现长期闭锁或王权专制的特点，教育落后，缺乏男女平等和公民人权意识。类似体制下的社会，其实与人体一样，长期处于不健康状态，社会不能排气，空气不能对流，病菌滋生潜伏，掌控权力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压制与被压制，没有对等的沟通，顺畅的互动。换言之，社会阶层没有自由开放流动的条件，一旦经济败坏，失业率飙高，社会控制力松弛，很容易变成火药库，等待被引燃。
　　恐怖主义温床的根源是封闭与教育落后的体制，从历史可以得知，其原因在于各种类型的专制主义都造成社会缺乏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没有政治自由的专制体制不可持续，因为创新蓬勃的经济需要自由意志，缺乏自由的经济容易陷入困境，这是一般情况，而现代经济生产方式高度仰赖与外界的互通有无和互动，经济因此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外交问题，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很可能无法正常融入自由国家的经济交往中，造成发展上的滞碍。
　　专制政体也可能因为资源丰沛而能满足内部需求，但它不能满足马斯洛所指的上层需求，更不可能满足现代社会对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等权利的追求和需要。
　　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有足够智慧与能力去理解个体自由的重要性与价值。在个体自由可以遭到任意剥夺、侵凌与忽视的环境下，美国著名画家诺曼洛克威尔在二战期间名作“四大自由”所揭示的理念：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就不可能实现。四大自由启发了罗斯福总统，并迅速传播开来，成为现代社会理解自由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一自由概念对人类的尊严至关重要，但就算到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以传统、宗教或各种意识形态的名义，无视人性对自由的需要，让集体凌驾于个体之上，并施以不同形态的暴力。恐怖组织的运行便是这样。应该注意的是，以集体或神圣的名义号召牺牲或压制他人，很多时候是极少数人的意志贯彻，只有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尊重，建立得以保护这一自由的民主机制，才可能反制这一暴力。
　　个体自由与尊严要得到保障，至今为止只能在真正的民主体制才能实现。没有经历尊严被剥夺的人，很容易对民主嗤之以鼻，但如果商人的财富可以因为得罪权贵而一夕被侵吞，人身落入牢笼，家人活在惊吓中，或个人因思想与言论而遭到权力的凌辱。一个体制既不能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安全，就有可能让厄运降临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
　　专制主义长期而言会变成因愚昧而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对民主自由的教育和扎根非常重要。了解自由对个人生存与尊严的价值，了解民主对个体人权的保护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御借愚昧而传播的恐怖主义思潮。
　　恐怖主义主导者暴力抗争的借口可能不乏理性或情感依据，甚至值得同情，但同样从历史经验来看，以恐怖手段和封闭式意识形态号召的战斗，在成功之后极可能成为另一个对人民的施暴者，而不是让人得到更多更公平待遇，确立个体尊严与自由的地位。理由很简单，这些革命家并不具备民主自由意识，他们的文化环境没有民主传统，而缺少这一环节的成功革命，只能是独裁皇帝的更替。
　　以自由民主作为对抗恐怖主义的工具，听起来很“老美”，但一个对个体自由意志不懂得尊重的社会和体制，正是专制主义思想最喜欢的。
　　专制主义对人性与人权的迫害历史源远流长，而人类开始懂得尊重个体自由，与使人性得以受法律保护的历史其实很短很短，环顾当今世界，这一文明体制并不占据地球绝大多数的疆域，在各种各样变装之下的专制主义，使得民主自由其实相对脆弱。
　　四年前在北非至中东迅速蔓延的阿拉伯之春，乃至世纪之交发生在东欧到中亚的颜色和花朵革命，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一阵亢奋，认为那是中东世界民主化和世俗化的开始。后来一些地区持续出现动荡，引发不少人对“推翻现状”的质疑。然而期待非正常的巨变在数年间带来成熟而稳定的政经状态，一点都不实际。
　　落实自由民主教育，让尊重和保护个体生命的意识向下扎根，是一整套提升人类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系统工程。相对于宗教，它不能单纯地被划为世俗价值观，而使两者壁垒分明，各自为政。当包含宗教的任何价值体系出现侵凌个体自由权的时候，这套价值观必须适时警醒世人，介入问题的探究。
　　上个月刚获有华人诺贝尔奖之誉的唐奖第一届汉学奖的史学家余英时，最近在对上海《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访谈中，强调他对民主体制的肯定，在此借他的一段话做结：“更重要的，民主体制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一切必要的改变与革新都在和平过程中完成，可以避免传统改朝换代所必然带来的暴力。只有民主社会才是长期稳定的真实保证。科学和民主的普遍价值在今天已没有怀疑的余地。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和民主的实现是名符其实的现代化，而不是所谓西化。”（刊于《联合早报》，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