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里秋千墙外道
围墙可以带来安全感,但墙内的人必须弄清楚,掌握城门钥匙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当你不敢探头去欣赏墙外风光,不能自由进出城堡,筑墙者是想把你变成什么样的面貌和思维?当你自己搬砖砌瓦堆起城墙,你到底害怕什么?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最近获得德国《世界报》的文学奖,英国《卫报》网站刊登他的得奖感言,适逢柏林围墙倒塌25周年,小说家借墙发挥,讲述与柏林围墙的渊源。他在1982年第一次到柏林,经过重重关卡,越过围墙进入东柏林,依照规定,必须在午夜前回返西柏林。他们在晚上看完演出后,匆忙赶在封关之前,回到查理哨站的情景,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查理哨站(Checkpoint Charlie)是冷战时期,围墙分隔东西柏林的一个关口,供德国人与非德国人通行两边,如今已是冷战的重要象征。
1989年11月围墙倒塌后,村上春树一度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松了一口气,感觉世界从此步入太平。但旋即而起的宗教与恐怖冲突,又令人无法乐观。
身为文学家,村上在感言中,对墙做了这么一段意象十足的描述:“……墙是分隔人群的象征,分隔两套价值观。在某种情况下墙能保护我们,但为了保护我们,它必须排除他人――这是墙的逻辑。墙最终成了一套定型的体系,排除其他体系的逻辑,(手段)甚至是粗暴的。柏林围墙正是明显的例子。”
在他看来,“我们有时候拆卸了一堵墙只为了竖立另一堵,那可能是实际的墙,或者围堵心灵的无形之墙。墙提醒我们不要再往前进,也不许他人进来。一堵墙终于垮了……我们却发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有别的墙巍然挺立……”
他指的墙包括族群主义、宗教、偏狭、基本教义,甚至贪婪、恐惧也是一堵堵的墙。村上问:“没有种种墙的体系,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吗?”
柏林围墙围起一群人和一个世界,长达27年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对墙外人以及文学家来说,155公里长、3.6公尺高的这样一堵墙,象征无限的意涵。它的瓦解,固然代表墙内体系与权力的消散,却不意味墙外的永恒胜利。对墙内人来说,他们(或许是少数)也曾相信,自己固守的是一部真理。东德把它称为“反法西斯保护城墙”,把墙外的西德政府和西方国家,视为必须打倒的法西斯主义者。
后来,大家发现这样的政治体系,其实靠的是谎言在维持。谎言给了围墙正当性,围墙保护谎言的完整性。而当两者不能相互支持,溃塌就是时间的问题。
东欧华沙集团瓦解的直接导因,当然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意志。但墙倒不是一人之力所能及,墙倒众人推,才是事实。哈佛大学历史学者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遍访东西德多人写成《崩溃》(The Collapse)一书指出,促成这个完美风暴的发生,仰赖大量奋不顾身的地下革命分子、不满的东德官员、海外的长期声援。当然,里根总统1987年在现场,对戈尔巴乔夫发出“拆掉这堵墙”的心战喊话,乃至上世纪80年代走红欧洲的美国艺人大卫哈塞尔霍夫(David Hasselhoff)、《霹雳游侠》(Knight Rider)男主角——尤其他在1989年红遍德国的名曲“Looking for Freedom”(《寻找自由》),都是层层叠加的因素。
实体的墙与对身体和思想的控制,很容易累积愤怒,最终在物质无法支撑的时候,面对挑战和冲击。
但对自由的渴求,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在时过境迁之后,世界上很多人宁可相信,压制自由、限制权利以换取经济发展和某些官方许可的秩序,更值得肯定。这一思想的代表,莫过于影星成龙在2009年博鳌年会上的名言:“太自由就很乱,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如果不管,一开放,就会为所欲为。”
成龙在讲话中,以香港和台湾做例子,表达他所厌恶的乱。但其实类似观点在中国以外,也有不少支持者。对这些人来说,把围墙建好,才能保证安全与发展。虽然历史上最强大的铁幕,25年前刚证明围墙的坚固与经济没有必然关系,但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眼前的安逸,认可围墙的存在,即便自己就身处墙角之下,也不想探头看看另一边。这既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探头会带来不安;也是自我的安慰——不会有更舒适的环境。哪怕这种舒适安逸,并不存在于围墙内的每个角落;哪怕墙内发生侵害自由违反人性的事情,“成龙们”总会找到说服自己相信围墙的理由。
智利裔的墨西哥籍剧作家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有句名言:“生在笼里的鸟儿,觉得飞翔是一种病。”围墙的最大害处,是它无形中对人性的形塑,世界心理学界最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人性的脆弱,让好人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变成恶魔。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完成实验30几年后出版了《路西法效应》一书,说明特定的情境与氛围,如何诱发人性的丑恶基因。
围墙可以带来安全感,但墙内的人必须弄清楚,掌握城门钥匙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当你不敢探头去欣赏墙外风光,不能自由进出城堡,筑墙者是想把你变成什么样的面貌和思维?当你自己搬砖砌瓦堆起城墙,你到底害怕什么?
笔者爱游城墙,登城楼,但在亚洲国家,史上的城墙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不过,多年以来,总感觉有一种眷恋城墙的心理,存留在许许多多人的潜意识里。固体的城墙容易拆卸,对墙的依赖心理,是几千年的文化沉渣,极难摆脱,甚至会在宣传之中,重新赋予使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让爱墙者和依赖墙体统治者花容失色,也筑起一道有史以来最大的无形之墙阻断网络,固守一方,摒绝外界。
经济发展与稳定,和人权自由等等价值之间,并不必然对立,更不属于道德的两难范畴。事实上,只要是对人性与自由的捍卫,就符合道德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对个人、社会及国家来说,反映更多的是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选择。墙里秋千墙外道,本就是两般风情,而墙若有罪,罪在阻绝了视野与选择。(刊于2014年11月30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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