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高唱社会变革进行曲
亚洲社会当前的问题是还没有彻底走出贫困，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不公恶化。在这一坐标条件下，政府行有余力必须兼顾民生的安顿，同时让经济成果尽可能广泛均匀地分配，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教条成为难以改变的社会梦魇。
缅甸国会人民院议长瑞曼近日访问新加坡，接受本地西报专访时，解释缅甸在过去一两年的短时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深沉原因是执政者看到民主的国家大多繁荣，而“缅甸也要繁荣”。曾经是军人专政骨干之一的瑞曼，在访谈中并不掩饰思想上的转变。他说：“我相信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是正常不过的。只有一种声音，可能导致威权统治。”
不久前才看了翁山淑枝被软禁20年的自传体影片，且不论拍摄手法，观看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在国际上被高调声援的民主斗士，还能住在父亲留下的大洋房里，期间还能与英国的丈夫孩子相聚，一定羡慕死其他国家的异议人士了。
笔者无意贬低翁山的形象，她的伟大与精神和勇气在缅甸无疑不言而喻，但仅就影片的观感而言，人们应该会更同情中国民主人士和朝鲜反抗分子严酷而惊恐十倍百倍的遭遇。
民主开放的政治权利从来都不易取得，但近20年来的世界趋势却迫使专制体制越来越难以为继。专制集权的核心技术就是信息控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把这一点演绎得成为经典：“简单的谎话一旦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天大的谎言不断重复，人们终究会相信，而要人们相信，国家以一切力量压制异议就极其重要，真理是国家最大的敌人”。
然而网络科技的发展给信息控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工作越来越复杂，这是近年来一些国家信息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长期的封闭在经济与民生方面无法持续，随时会激发民变。朝鲜金三世的举动就是明证。
按照美国学者福山的说法，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往自由民主汇集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越来越少，试图依赖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走出政治体制困境的少数国家，不得不面对政治上的窘迫。
然而依靠政治体制绑架全体民众的政权处于劣势，面对“自变”或“他变”的严峻时期，虽然能说明自由民主更受到广大人群接受，却不能完全引申为这是没有问题、已经完工可以交差的体制。
事实上，自由民主社会眼下还没有走出自己塑造出来的困境。
由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各种社会福利，曾经让西方世界成为世人称羡的天堂。然而随着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生产成本高涨导致企业出走，税收减少，人口减少等等因素，今天同样面临社会转变的时刻。
西方社会的福利概念源起于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贪婪与自私，资本家赢者全拿，为了利润，尽可能地欺负劳动者，社会改革使得资本主义出现种种制衡措施，包括工会的出现。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网”概念的福利体制，不仅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很必要。然而安全网在后来演变成舒适的弹簧床，利益团体走向极端，成为长期而难以解决的社会负担。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在关注亚洲越来越普遍出现的社会福利课题时指出，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大国，都开始在国内推行覆盖面更广泛的医疗保障等福利制度。
过去1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让亚洲国家受惠不少，这一方面印证经济发展不必然与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因为从专政的中国到民主化的印尼都出现高增长——增长的内部因素更主要来自政策与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亚洲执政者都开始注意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意义，就是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素质。
《经济学人》指出，亚洲国家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好好借鉴西方的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亚洲和其他新兴国家有必要把西方世界今天的困境，以及资本主义出现的歧路当作教材。不过与此同时，也必须看清楚自己的历史坐标。西方国家在解决资本主义衍生的社会不公与分配正义时，激发或者诱发了人类的惰性、贪婪等负面心理，然而无论何种体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像超高的薪水可以养廉，却也可能养成贪婪心理一样。
亚洲社会当前的问题是还没有彻底走出贫困，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不公恶化。在这一坐标条件下，政府行有余力必须兼顾民生的安顿，同时让经济成果尽可能广泛均匀地分配，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教条成为难以改变的社会梦魇。
西方的社会困境激发人们重新审视福利制度，然而许多亚洲国家的福利根本还不上轨道，贫病者只能等待病死，或自杀以解除家人的负担，失业者只能等待尊严一日日地流失，更有甚者，在一些社会，官僚主义以及专制政体的本质则加剧底层处境的恶化。
视福利为畏途、闻福利而色变曾经是我们社会的特殊现象，但理性借镜他人经验，亚洲国家应能在造福不幸者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比西方更好的平衡点，困难则是一些国家还达不到西方的相对平均富裕，就已经要面对老龄化等现象。
自由民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权利、个体自由的根本问题，但社会体制的变革是另一个重大考验。历史上没有不变的社会，政治上也没有不变的理由。
（2012年9月30日刊登于联合早报）
缅甸国会人民院议长瑞曼近日访问新加坡，接受本地西报专访时，解释缅甸在过去一两年的短时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深沉原因是执政者看到民主的国家大多繁荣，而“缅甸也要繁荣”。曾经是军人专政骨干之一的瑞曼，在访谈中并不掩饰思想上的转变。他说：“我相信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是正常不过的。只有一种声音，可能导致威权统治。”
不久前才看了翁山淑枝被软禁20年的自传体影片，且不论拍摄手法，观看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在国际上被高调声援的民主斗士，还能住在父亲留下的大洋房里，期间还能与英国的丈夫孩子相聚，一定羡慕死其他国家的异议人士了。
笔者无意贬低翁山的形象，她的伟大与精神和勇气在缅甸无疑不言而喻，但仅就影片的观感而言，人们应该会更同情中国民主人士和朝鲜反抗分子严酷而惊恐十倍百倍的遭遇。
民主开放的政治权利从来都不易取得，但近20年来的世界趋势却迫使专制体制越来越难以为继。专制集权的核心技术就是信息控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把这一点演绎得成为经典：“简单的谎话一旦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天大的谎言不断重复，人们终究会相信，而要人们相信，国家以一切力量压制异议就极其重要，真理是国家最大的敌人”。
然而网络科技的发展给信息控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工作越来越复杂，这是近年来一些国家信息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长期的封闭在经济与民生方面无法持续，随时会激发民变。朝鲜金三世的举动就是明证。
按照美国学者福山的说法，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往自由民主汇集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越来越少，试图依赖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走出政治体制困境的少数国家，不得不面对政治上的窘迫。
然而依靠政治体制绑架全体民众的政权处于劣势，面对“自变”或“他变”的严峻时期，虽然能说明自由民主更受到广大人群接受，却不能完全引申为这是没有问题、已经完工可以交差的体制。
事实上，自由民主社会眼下还没有走出自己塑造出来的困境。
由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各种社会福利，曾经让西方世界成为世人称羡的天堂。然而随着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生产成本高涨导致企业出走，税收减少，人口减少等等因素，今天同样面临社会转变的时刻。
西方社会的福利概念源起于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贪婪与自私，资本家赢者全拿，为了利润，尽可能地欺负劳动者，社会改革使得资本主义出现种种制衡措施，包括工会的出现。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网”概念的福利体制，不仅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很必要。然而安全网在后来演变成舒适的弹簧床，利益团体走向极端，成为长期而难以解决的社会负担。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在关注亚洲越来越普遍出现的社会福利课题时指出，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大国，都开始在国内推行覆盖面更广泛的医疗保障等福利制度。
过去1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让亚洲国家受惠不少，这一方面印证经济发展不必然与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因为从专政的中国到民主化的印尼都出现高增长——增长的内部因素更主要来自政策与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亚洲执政者都开始注意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意义，就是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素质。
《经济学人》指出，亚洲国家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好好借鉴西方的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亚洲和其他新兴国家有必要把西方世界今天的困境，以及资本主义出现的歧路当作教材。不过与此同时，也必须看清楚自己的历史坐标。西方国家在解决资本主义衍生的社会不公与分配正义时，激发或者诱发了人类的惰性、贪婪等负面心理，然而无论何种体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像超高的薪水可以养廉，却也可能养成贪婪心理一样。
亚洲社会当前的问题是还没有彻底走出贫困，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不公恶化。在这一坐标条件下，政府行有余力必须兼顾民生的安顿，同时让经济成果尽可能广泛均匀地分配，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教条成为难以改变的社会梦魇。
西方的社会困境激发人们重新审视福利制度，然而许多亚洲国家的福利根本还不上轨道，贫病者只能等待病死，或自杀以解除家人的负担，失业者只能等待尊严一日日地流失，更有甚者，在一些社会，官僚主义以及专制政体的本质则加剧底层处境的恶化。
视福利为畏途、闻福利而色变曾经是我们社会的特殊现象，但理性借镜他人经验，亚洲国家应能在造福不幸者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比西方更好的平衡点，困难则是一些国家还达不到西方的相对平均富裕，就已经要面对老龄化等现象。
自由民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权利、个体自由的根本问题，但社会体制的变革是另一个重大考验。历史上没有不变的社会，政治上也没有不变的理由。
（2012年9月30日刊登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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