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社会责任
怀抱天下、关心社会民瘼是华人商业历史的精华，过去在中国海内外，包括新加坡的例子多不胜数：毁家兴学、实业救国、扶贫施药、赈济灾民。对大企业家来说，多赚少赚一些已经没有分别，而持续创富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成为企业家境界高下的依据。
一名企业家“戏说”要给洗碗工3000元月薪，在城中被炒了一轮，成为坊间笑谈，也让社会底层劳工的收入再次引起关注。
最近以来，各界不断听到为低薪工友及相对低收入的职工加薪的各种建议与动作，从（区区）50元到50％的幅度都有，印证林崇椰教授不久前提出给低薪工友大幅加薪的建议，其实符合社会的期待。
最近听到一个小餐厅老板在抱怨，说新加坡人被宠坏了，所以请不到工人。这段近期变得耳熟能详的话，来源似乎已不可考，但确实在不少老板和官员口中重复着。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声音指出，薪水太低造成工人无法接受工作。长期以来，坊间都有人在抱怨，甚至不时有人投书报端，表示向有关部门申请安排的工作，薪水低，地点远，难以兼顾家庭。
对接误差造成求职与职位空缺现象并存，不完全是执行上的漏洞，从基层的反映来看，这更可能是期望上的落差。这样的声音存在很久，基层劳动者的待遇多年来始终没有相对应于经济增长而提高，当“请不到工人”的声音成为大量引进外来劳力的支撑依据，而另一方渴求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待遇一再落空，社会矛盾因而积沙成塔，从潜在化为具体，从无形走向变形，终于冲破社会表面的和谐。
一个工会实力庞大的社会是如何导致基层心声的走调甚至陷于静默，社会整体劳工政策的取向依据为何，这都是值得社会学家探讨的课题。然而现实所呈现的是部分企业界无视经济成长与整体人均所得逐年提升，长期依赖低工资劳力供应来创造企业的业绩。
这一现状固然与低工资劳动力容易取得有关，更值得深思的是企业家如何看待自己赖以成长、发迹与扎根的乡土。
我们现在看到，低廉劳动力源源供应的副作用，一方面是在累积底层人民的悲哀与怨气，另一方面其实是把老板宠坏了。
长期以来，最低工资被打成洪水猛兽，但无底线的低薪其实是宠坏了老板的胃口。当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撑起尊严的时候，各种资产价值节节攀高其实是对越来越富裕社会的讽刺。
金融风暴让世人对当下的资本主义进行大量反思。对信奉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它不仅是让经济运转最有效的机制，也具有内在的道德原理与秩序。
作为资本主义运作的承载者和推进者，商人或企业家必须发挥最大的能耐与创意，取得原料、控制成本、让员工忠心服务、赢取市场信任、说服伙伴建立合作关系，诸如此类的环节，在连串的买卖过程中，不仅需要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也需要诚信、互惠、尊重与勤奋等道德感的推动，才能永续进行。缺乏诚信就得不到商业伙伴与顾客的支持，缺乏尊重与关怀意识，也不可能得到员工的诚心效力。
企业家也是人类文明普及的推动者，人类技术与文化的创新发明，都有赖企业家发挥关键本能，加以商品化。
但在实际的商业环境里，一些企业家的成功往往经由各种非正常情况，例如官商勾结取得的垄断地位或资源掠夺。因此法制与规则的完备及遵循意识非常重要，也因此真正民主自由的环境才能让商业竞争与发展正常化，企业家也才更愿意关注并有意识地遵循他所赖以发展的道德原理。
史学家余英时研究中国商业史与商人精神指出，儒家主导的历史上，商人地位到了宋代以后受到读书人的接纳而转向，到明清时代已经普遍提升，“由士入商”“弃儒就贾”者不胜枚举，甚至有理论家表示不仅是读书人可以为圣贤，商人也可以为圣贤。而商人为圣贤的关键，除了“尽心”做好本分，就在于怀抱天下之志。
怀抱天下、关心社会民瘼是华人商业历史的精华，过去在中国海内外，包括新加坡的例子多不胜数：毁家兴学、实业救国、扶贫施药、赈济灾民。对大企业家来说，多赚少赚一些已经没有分别，而持续创富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成为企业家境界高下的依据。
笔者一名商界友人深受陈嘉庚传记影响，对其中一个故事特别有印象。陈嘉庚某次生意受到景气影响，学校校长试着体恤地劝他当年就少捐点钱给学校，他却反过来说，做生意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学校，捐少了就没意思了。
财富累积对富人来说，可以是升华人格、实践大我的途径，让自己的生活与生命变得更有价值。很多企业以为向社会捐钱，既是做慈善也能出名，因而乐此不疲。然而对富裕的社会来说，捐钱未必是企业家最好的贡献。想办法把企业做好，把员工照顾好，不以压缩员工福利换取企业利润，帮助员工提升自己，接纳有缺陷的人在企业内，这些都是企业家实践天下之志的重大贡献，也是创造社会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善举。
政府因种种理由采取亲商政策，其中未必完全符合或能兼顾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本土企业如果不能站在作为社会一员的立场思考自身的角色，却设法利用政策把自身利益最大化，员工待遇最小化，本土员工边缘化，那是完全不足以言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如果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大量本土企业都抱此心态，短时间内必然导致人心浮躁涣散，利弊得失难以计算。据此而言，政策之影响莫大矣。
（原刊《联合早报》，201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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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朱公三致千金，当今企业家呢？ |
一名企业家“戏说”要给洗碗工3000元月薪，在城中被炒了一轮，成为坊间笑谈，也让社会底层劳工的收入再次引起关注。
最近以来，各界不断听到为低薪工友及相对低收入的职工加薪的各种建议与动作，从（区区）50元到50％的幅度都有，印证林崇椰教授不久前提出给低薪工友大幅加薪的建议，其实符合社会的期待。
最近听到一个小餐厅老板在抱怨，说新加坡人被宠坏了，所以请不到工人。这段近期变得耳熟能详的话，来源似乎已不可考，但确实在不少老板和官员口中重复着。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声音指出，薪水太低造成工人无法接受工作。长期以来，坊间都有人在抱怨，甚至不时有人投书报端，表示向有关部门申请安排的工作，薪水低，地点远，难以兼顾家庭。
对接误差造成求职与职位空缺现象并存，不完全是执行上的漏洞，从基层的反映来看，这更可能是期望上的落差。这样的声音存在很久，基层劳动者的待遇多年来始终没有相对应于经济增长而提高，当“请不到工人”的声音成为大量引进外来劳力的支撑依据，而另一方渴求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待遇一再落空，社会矛盾因而积沙成塔，从潜在化为具体，从无形走向变形，终于冲破社会表面的和谐。
一个工会实力庞大的社会是如何导致基层心声的走调甚至陷于静默，社会整体劳工政策的取向依据为何，这都是值得社会学家探讨的课题。然而现实所呈现的是部分企业界无视经济成长与整体人均所得逐年提升，长期依赖低工资劳力供应来创造企业的业绩。
这一现状固然与低工资劳动力容易取得有关，更值得深思的是企业家如何看待自己赖以成长、发迹与扎根的乡土。
我们现在看到，低廉劳动力源源供应的副作用，一方面是在累积底层人民的悲哀与怨气，另一方面其实是把老板宠坏了。
长期以来，最低工资被打成洪水猛兽，但无底线的低薪其实是宠坏了老板的胃口。当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撑起尊严的时候，各种资产价值节节攀高其实是对越来越富裕社会的讽刺。
金融风暴让世人对当下的资本主义进行大量反思。对信奉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它不仅是让经济运转最有效的机制，也具有内在的道德原理与秩序。
作为资本主义运作的承载者和推进者，商人或企业家必须发挥最大的能耐与创意，取得原料、控制成本、让员工忠心服务、赢取市场信任、说服伙伴建立合作关系，诸如此类的环节，在连串的买卖过程中，不仅需要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也需要诚信、互惠、尊重与勤奋等道德感的推动，才能永续进行。缺乏诚信就得不到商业伙伴与顾客的支持，缺乏尊重与关怀意识，也不可能得到员工的诚心效力。
企业家也是人类文明普及的推动者，人类技术与文化的创新发明，都有赖企业家发挥关键本能，加以商品化。
但在实际的商业环境里，一些企业家的成功往往经由各种非正常情况，例如官商勾结取得的垄断地位或资源掠夺。因此法制与规则的完备及遵循意识非常重要，也因此真正民主自由的环境才能让商业竞争与发展正常化，企业家也才更愿意关注并有意识地遵循他所赖以发展的道德原理。
史学家余英时研究中国商业史与商人精神指出，儒家主导的历史上，商人地位到了宋代以后受到读书人的接纳而转向，到明清时代已经普遍提升，“由士入商”“弃儒就贾”者不胜枚举，甚至有理论家表示不仅是读书人可以为圣贤，商人也可以为圣贤。而商人为圣贤的关键，除了“尽心”做好本分，就在于怀抱天下之志。
怀抱天下、关心社会民瘼是华人商业历史的精华，过去在中国海内外，包括新加坡的例子多不胜数：毁家兴学、实业救国、扶贫施药、赈济灾民。对大企业家来说，多赚少赚一些已经没有分别，而持续创富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成为企业家境界高下的依据。
笔者一名商界友人深受陈嘉庚传记影响，对其中一个故事特别有印象。陈嘉庚某次生意受到景气影响，学校校长试着体恤地劝他当年就少捐点钱给学校，他却反过来说，做生意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学校，捐少了就没意思了。
财富累积对富人来说，可以是升华人格、实践大我的途径，让自己的生活与生命变得更有价值。很多企业以为向社会捐钱，既是做慈善也能出名，因而乐此不疲。然而对富裕的社会来说，捐钱未必是企业家最好的贡献。想办法把企业做好，把员工照顾好，不以压缩员工福利换取企业利润，帮助员工提升自己，接纳有缺陷的人在企业内，这些都是企业家实践天下之志的重大贡献，也是创造社会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善举。
政府因种种理由采取亲商政策，其中未必完全符合或能兼顾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本土企业如果不能站在作为社会一员的立场思考自身的角色，却设法利用政策把自身利益最大化，员工待遇最小化，本土员工边缘化，那是完全不足以言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如果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大量本土企业都抱此心态，短时间内必然导致人心浮躁涣散，利弊得失难以计算。据此而言，政策之影响莫大矣。
（原刊《联合早报》，201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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