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公转与自转

实际上，行动党把自身的思维碰撞、多元化历程公诸社会，将有助于全民看到它因应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积极性。但这一透明化过程，必将要伴随其党内的民主化，只有领导层的民主化才能让行动党真正走上党内核心多元化的道路。惟其如此，改革才可能真正来自于民间，立足于民间。

　　全国对话秘书处和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调查，根据取样标准和数量来看，应该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在主要数据方面，国人的诉求以就业、医药和房屋为主，确与一般认知接近。而调查对照政府近期所做的政策改变，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似乎更印证若干政策的转变是为了顺应民意。

　　2011年大选之后，总理和几位部长先后表示：确实听到了人民的声音，也知道民众的诉求是什么。于是两年来，从外劳缩减、移民限制、提高基层员工薪金、房地产调控、教育改革、医疗福利放宽到交通改善，许多政策与措施接二连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不但引起舆论的热议，也被视为选举带来的政治气候变化。

　　对照过去人民行动党政府强调了几十年“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这个“变化的年代”容易引发更多的关注。有些现象其实也值得进一步深思。

　　例如，过去说不受民意影响而不改变的政策，现在如果改变了，还是不是最好的政策？过去从财政、经济发展等等角度认为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了，会不会引起什么不好的后果？

　　而紧接这些问题之后，人们会继续追问，如果改变不会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过去不行？如果改变可以变得更好，为什么现在才做？

　　在很多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向多源于政治力量的消长，包括执政党的替换。然而在新加坡，半世纪以来的所有变化，都来自行动党自身。外人很难理解，行动党过去在面对民众诉求与不满的时候，在内部如何对政策与民间的反应进行分析与评价。

　　从过去的反应来看，民众会感觉许多事务与民意甚至专家的意见背道而驰，却迟迟不见改变，甚至必须年复一年听到官方为它辩护的论调。信手拈来的例子就是小学分流制，整整拖了25年才成功废除，2008年废除之后，民间反应一片叫好，更证明那是个迟来的正义。

　　对民间来说，套句台湾俗语，这种现象叫“歹戏拖棚”，然而更严重的是，这一政策对多少年轻人造成伤害，根本无从估计。而其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25年来是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又有哪个部门做过评估？

　　由于长久以来都以“不向民意低头”为最高原则，行动党政府对一些政策的改变，犹如铁达尼号转弯，显得非常困难，无法像在对外和经济政策方面那样，体现小国的灵活度。

　　这是让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执政心理。在这种心理下，一个政策要做出重大调整，必须更换部长才能做到，似乎同一个部长不能拿“考虑到民意如何如何”，自我做出调整。相反，民众或打工仔常常被告知时代如何变化，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人生和技能，迎合时代。两相比较，落差之大，似乎永远只有老百姓要适应时代，高官都不必。

　　在这种环境、背景下，面对眼前诸多看似甜美的改变，人们难免要问，行动党的转变，是内部反思之后的自我驱动，还是受到民意压力下的被迫调整？

　　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是在初始理念之上，结合了所需要与所选择的利益势力，经过时间的对流、互动与沉淀，逐渐形成。它所焕发的精神必然贯串全党并且成为主流思维，主导着全党的言行，进而表现在政治行为与政策上。政治利益经过长期积累、深化，必然会盘结成越来越难以撼动的政党性格。

　　如果它的改变主要是基于外部的压力、政党的生存、权力的延续，这种改变很可能止步于政党或政党核心成员的利益跟前，或者停留于表面。改变如果不是出于对价值与信念的重新评估、辩论、妥协、接纳与认同这样一个过程的转向，真心开创一种新局面的生态，则很可能在触及执政利益的底线时，被迫终止甚至U转。

　　如果是基于政党内部的反思（soul searching）检讨，决定做出改革以求继续引领社会，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它会持久融入成为政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未来政治生态如何变化。

　　如果可以借用天文学的名词，它是受制于民意牵引而运动的公转行为，还是依据本身价值系统而运动的自转。自转行为除了能提高本身的价值辨识度，也能带动其他星体，形成一个价值体系。

　　然而这一来又触及另一个问题：一个政党在没有巨大冲击之下，有没有可能主动做出改变本身性格与文化的行为？

　　行动党作为一个右倾性格明显的政党，它向中间移动甚至稍向左转，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求、平衡各方的利益？

　　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政党性格与文化的转变，必然需要政党成员付出代价。在外国，很多时候这种代价是以成员出走或另起炉灶为结果，但在新加坡一党独大的环境下，执政党是铁打而舒适的窝，许多成员都是一时俊彦，不会演出类似戏码。不过由于透明度还不够，党内对问题的思索过程，外界所知非常有限，它能够带来的终极变化会到什么程度，社会基本上难以把握，也就无从预期。对一个在政治思考上愈来愈活跃与成熟的民间社会来说，这必然会导致愈来愈多的信任问题。

　　在可见的未来，行动党仍将继续执政，它内部的思维变化与互动过程因而非常重要，行动党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以关起门来的方式解决意见的分歧，再以统一口径对全民宣读一套决策、一个理由。实际上，行动党把自身的思维碰撞、多元化历程公诸社会，将有助于全民看到它因应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积极性。

　　但这一透明化过程，必将要伴随其党内的民主化，只有领导层的民主化才能让行动党真正走上党内核心多元化的道路。这样的方向，或许将触碰诸多关键利益，面对强大阻力，但是惟其如此，改革才可能真正来自于民间，立足于民间，也才能让行动党在精神上重投民间，在脉动上继续牵引社会。（原刊《联合早报》，2013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