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
历史上没有规律指出民主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会下台，但也没有规律显示什么情况下、做些什么改革就能延续执政。
2013年的社会氛围在年初的榜鹅东补选之后，持续高涨。国际社会都注意到，这股迥异于过去数十年的激情，是延续2011年的大选，也是互联网时代下，与全球同步的躁动潮流。
财政预算案被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是执政人民行动党试图回应社会舆论与不满的举动，弥补长期存在的分配不均、改变低下阶层人士处境的方案。
这股躁动的脉搏从两年前大选开始越来越清晰，而1月份的补选结果则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相信对推动执政党下重手做出改变起了一定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家庭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者占了就业人口的80%，与富裕国家的形象显然有很大出入。衡量贫富差距指标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也是许多民众心中的真实感觉。
过去数十年经济的长足发展没有让社会各领域成员雨露均沾，近十几年的发展，更进一步造成相当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感觉处境不易。多年来，一股要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与公平正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并且借助互联网的工具，迅速引起社会的共鸣。
靠着中下阶级支持上台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及时察觉这股呼声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适时做出自我调整，终于导致今日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左右为难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右派政府在经济顺境时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不公现象，都被迫面对左派的诘难并且要由政府买单。困难是解决问题的药方在逆境中往往捉襟见肘。
分配不均或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问题是一个社会可以容忍这种不均和不平等到什么地步，政党又以什么态度看待这一现象，以什么手段面对和处理它。许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兼顾基尼系数等数据化指标呈现的分配问题，最终往往必须付出政治代价。
行动党在一帆风顺的阶段至少有两大做法埋下今日与许多民众之间的嫌隙，其一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弭平社会鸿沟的重要工作；其二是没有促进与社会大众的平等沟通。
第一点基于相信执政的首要任务是创建经济增长，不相信社会福利等再分配的重要性，对于落后的社会人群收入的提升速度，不及社会预期；第二是不认为弯下身倾听民意比“下达指示”具有意义，造成与社会大众的隔阂日深。这两点不仅累积深受其害者的怨气，也激发社会道德力量的反击。
这一局面已经形成行动党始料不及的重大危机。近期以来的世界潮流之一，正是对长期执政政党的厌腻与背弃，发展中国家社会与经济波动大，冲击也大。
但抛开国际反抗潮流、互联网的凝聚力量与反对党的策略种种因素，行动党的危机还是必须从其内部与结构来看。
在许多党外人士看来，行动党最大的失误是多年来自我演化成一个自我崇拜的精英党，党内高层从出身到思维越来越朝向高度的同一化，决策模式也倾向同一化、集体化。作为建国以来唯一的执政党，无论这一走向的理据如何坚强，事实是这一发展已经使它失去“全民政党”的多元代表性，失去对基层脉动的直觉。
外人很难理解基层组织遍布全岛、每周固定接见选民的机制，如何使一个在各个选区根深蒂固的政党，引发民众越来越普遍的反抗情绪。是下情不能上达，还是上达了却被忽视？从结果反推，许多人因而相信，精英思维所潜藏的傲慢与偏见，是使它失去民众相挺的关键。
此外，两年来的许多事件让人看到，行动党在政治与公共事务的公关、行销与包装上，都差强人意，甚至出现多重失误，为自己带来接二连三的负面效果。这是另一个危机，它与长期不重视公关形象的塑造有直接关系。无论什么体制，政治本来就需要包装，在民主时代更是如此，但行动党的一些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一些失误在舆论开放与快速传播的环境里，后果必然加剧。
然而再怎么样公关与化妆，都不应该低估民众的智慧。
从房屋、移民、交通到政府薪金，乃至更早以前的组屋翻新与选票挂钩，各种课题在官方论述中都言之成理，却没有意识到在民众观感中产生什么效应，效应如何累积。
右倾的政党党内长期缺乏反映基层心声的左翼观点制衡力量，是值得正视的危机。因为新加坡没有成气候的亲大众的左翼声音，已经造成社会的失衡。连“民意”有时候都被等同于民粹，其实是民主社会的一大忌讳。
两年来，接连的挫败给行动党带来相当的震撼，预算案被视为一种纠正与转变，固然是好事。但同样可以被视为危机的是，强大的政治力量竟无法让执政党在事前更准确地掌握选民动向。
选举民调在很多国家已是一门准确度相当高的学科，在新加坡却依然讳莫如深，没有一个独立机构做出可靠而权威的调查，造成全社会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所有危险的因素都集中在投票日，这不仅是政党的危机，更是国家的危机。
历史上没有规律指出民主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会下台，但也没有规律显示什么情况下、做些什么改革就能延续执政。面对未来的大选，行动党难免产生围城之急，内外因素交迫使得选举形势汹汹，一旦城破扩大，军心必然涣散。维系政党意志的除了执政的优势与利益，有没有其他精神与心灵层面的东西？这是很值得内省的。
行动党的主要危机都源自内部思维，转变估计费力。如何说服因各种原因入党从政的专业人士和技术官僚是一回事，如何让大众看到并相信它已经改变，懂得在左右两边的需要之中找到平衡有效的解决方法，更是攸关成败的考验。
（原刊《联合早报》，2013年3月3日）
2013年的社会氛围在年初的榜鹅东补选之后，持续高涨。国际社会都注意到，这股迥异于过去数十年的激情，是延续2011年的大选，也是互联网时代下，与全球同步的躁动潮流。
财政预算案被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是执政人民行动党试图回应社会舆论与不满的举动，弥补长期存在的分配不均、改变低下阶层人士处境的方案。
这股躁动的脉搏从两年前大选开始越来越清晰，而1月份的补选结果则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相信对推动执政党下重手做出改变起了一定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家庭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者占了就业人口的80%，与富裕国家的形象显然有很大出入。衡量贫富差距指标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也是许多民众心中的真实感觉。
过去数十年经济的长足发展没有让社会各领域成员雨露均沾，近十几年的发展，更进一步造成相当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感觉处境不易。多年来，一股要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与公平正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并且借助互联网的工具，迅速引起社会的共鸣。
靠着中下阶级支持上台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及时察觉这股呼声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适时做出自我调整，终于导致今日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左右为难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右派政府在经济顺境时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不公现象，都被迫面对左派的诘难并且要由政府买单。困难是解决问题的药方在逆境中往往捉襟见肘。
分配不均或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问题是一个社会可以容忍这种不均和不平等到什么地步，政党又以什么态度看待这一现象，以什么手段面对和处理它。许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兼顾基尼系数等数据化指标呈现的分配问题，最终往往必须付出政治代价。
行动党在一帆风顺的阶段至少有两大做法埋下今日与许多民众之间的嫌隙，其一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弭平社会鸿沟的重要工作；其二是没有促进与社会大众的平等沟通。
第一点基于相信执政的首要任务是创建经济增长，不相信社会福利等再分配的重要性，对于落后的社会人群收入的提升速度，不及社会预期；第二是不认为弯下身倾听民意比“下达指示”具有意义，造成与社会大众的隔阂日深。这两点不仅累积深受其害者的怨气，也激发社会道德力量的反击。
这一局面已经形成行动党始料不及的重大危机。近期以来的世界潮流之一，正是对长期执政政党的厌腻与背弃，发展中国家社会与经济波动大，冲击也大。
但抛开国际反抗潮流、互联网的凝聚力量与反对党的策略种种因素，行动党的危机还是必须从其内部与结构来看。
在许多党外人士看来，行动党最大的失误是多年来自我演化成一个自我崇拜的精英党，党内高层从出身到思维越来越朝向高度的同一化，决策模式也倾向同一化、集体化。作为建国以来唯一的执政党，无论这一走向的理据如何坚强，事实是这一发展已经使它失去“全民政党”的多元代表性，失去对基层脉动的直觉。
外人很难理解基层组织遍布全岛、每周固定接见选民的机制，如何使一个在各个选区根深蒂固的政党，引发民众越来越普遍的反抗情绪。是下情不能上达，还是上达了却被忽视？从结果反推，许多人因而相信，精英思维所潜藏的傲慢与偏见，是使它失去民众相挺的关键。
此外，两年来的许多事件让人看到，行动党在政治与公共事务的公关、行销与包装上，都差强人意，甚至出现多重失误，为自己带来接二连三的负面效果。这是另一个危机，它与长期不重视公关形象的塑造有直接关系。无论什么体制，政治本来就需要包装，在民主时代更是如此，但行动党的一些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一些失误在舆论开放与快速传播的环境里，后果必然加剧。
然而再怎么样公关与化妆，都不应该低估民众的智慧。
从房屋、移民、交通到政府薪金，乃至更早以前的组屋翻新与选票挂钩，各种课题在官方论述中都言之成理，却没有意识到在民众观感中产生什么效应，效应如何累积。
右倾的政党党内长期缺乏反映基层心声的左翼观点制衡力量，是值得正视的危机。因为新加坡没有成气候的亲大众的左翼声音，已经造成社会的失衡。连“民意”有时候都被等同于民粹，其实是民主社会的一大忌讳。
两年来，接连的挫败给行动党带来相当的震撼，预算案被视为一种纠正与转变，固然是好事。但同样可以被视为危机的是，强大的政治力量竟无法让执政党在事前更准确地掌握选民动向。
选举民调在很多国家已是一门准确度相当高的学科，在新加坡却依然讳莫如深，没有一个独立机构做出可靠而权威的调查，造成全社会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所有危险的因素都集中在投票日，这不仅是政党的危机，更是国家的危机。
历史上没有规律指出民主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会下台，但也没有规律显示什么情况下、做些什么改革就能延续执政。面对未来的大选，行动党难免产生围城之急，内外因素交迫使得选举形势汹汹，一旦城破扩大，军心必然涣散。维系政党意志的除了执政的优势与利益，有没有其他精神与心灵层面的东西？这是很值得内省的。
行动党的主要危机都源自内部思维，转变估计费力。如何说服因各种原因入党从政的专业人士和技术官僚是一回事，如何让大众看到并相信它已经改变，懂得在左右两边的需要之中找到平衡有效的解决方法，更是攸关成败的考验。
（原刊《联合早报》，201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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