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什么样的政改？
30几年来，寻求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以强化执政合法性，是中国领导者的共识，但近年来在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出现乃至没有界限地谈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象，其实说明富裕后的社会更需要制度化、可预测性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给全体民众安全感。
仅仅相隔一天，当世界目光迅速从悬念不大的太平洋彼岸选举转回东方古国的时候，早已退出和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两位老人家，正端立在富丽宏伟的礼堂舞台正中，接受如雷的掌声，也宣示着两股势力的持续张扬。
世界高度关注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大量报道、评论、预测持续了一整年，终于来到这一天。舆论聚焦的男主角习近平被赋予山高海阔的期待，特别是越来越迫切的政改课题上。
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课题都不仅限于本次大会会场，而是必然要延续到未来十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民众和国际观察者来说，没有人会预期习近平在政治上是个守成者，因为现状并不允许守成。过去十年取得的多项成就延续上世纪90年代的低起点，轻易获得高增长，然而偏废的发展方针产生的副作用，也已经累积成汪洋般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多方撕裂的局面。
经济上不按市场机制形成的众多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彼此各拥山头，相互角力；聘雇大量员工的民间经济遭到严重压抑，挣扎求存；外资寻求低廉劳力引发的劳资关系持续紧张，以及因成本上涨而出现的其他转变；房地产、物价，以及贫富差距继续带来社会躁动。
政治上因为薄熙来事件而激化的派系矛盾不因其彻底出局而消沉，仍将以其他方式延续，甚至可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不同的派系山头形成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势必继续寻求扩大与巩固地盘。
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随着城市化和电子媒介迅速蔓延，官方腐化现象加剧权威的瓦解，不仅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痕，民众之间也因认知差异而分裂；户口制、城乡差异等政策导致的鸿沟，在可见的未来或许进一步引发社会对立。
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于分配，而分配机制则可以归根于政治体制。撕裂的局面既与权力垄断而致腐败及抗争的结果有关，也与威权瓦解后，透明而受到普遍接受的权力分配规则尚未建立，众多群体争夺自身权利有关。
政治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目的是建立有效而能受到社会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包括政治代表性、领导层产生机制、政治挑战机制、民意回馈机制等等。目前所依循的一套固然有其渊源，但显然与现代国家及公民社会所期待的落差甚大。
胡温一再宣示的政改话语，恰恰说明政体在过去十年未曾做到应有的改革，与此同时也表明官方和民间同样清楚政改的必要。然则改革不前的原因何在？在过去十年不能大步迈出的关键为何？这些都必须得到深刻的反思，否则就不能想象习近平何以能成功迈出这个门槛，也无法在十年后社会（可能）的失落中加以解释。
许多评论都着眼于现行体制的不可持续，关键在于无法消除腐败问题，而没有任何政治是可以长期深沉腐败又能持续的。曾有党内研究者指出，扫除腐败抓人往往是派系斗争、互整的产物，而不是政党自清的纪律行动，这可从每年被对付的党员人数大致相若看出来。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公民意识越来越强，对这一现象势必越来越不可忍受。
导致政治无法产生根本性变革的原因有多方面，本文仅举两例。一是以党领政的设计，注定在两套班子中增加了运作与执行的复杂性。在社会转型期，政府与政党在政策措施的考虑层面将越来越多出现相互抵触的现象，政党与政府的利益不会始终保持一致，与民众的利益更不会时常一致。当政党利益高于政府的时候，必然日渐与社会背道而驰。
在这一体制设计中，政党甚至超越司法，但却没有充分能力驾驭庞大而多层级的党员、党官系统。党务系统的人治色彩浓烈，也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务系统甚至执法系统的运作，也无可避免影响了政府的公平性和道德意识。
党政分离与政教分离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规范，但中共现行制度设计使得这一步成为不可能。而在漫长的执政过程中，党务系统事实上越发壮大，深刻影响政府的运作。谈论扫除腐败的高官都会说要靠制度设计，而谈论政治改革者也都聚焦党内民主、差额选举等等，但长远目标若不是党政分离，所有的枝节改变终究都将归于原点，党内斗争也将继续影响国家的运行甚至危及国家安全。
党政分离在中国语境中是一大禁忌，另一更大的禁忌便是军队国家化。中国体制内外专家都不愿碰触这点，然而不谈论思考恰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一种风险。
现代民主国家的军队都只效忠国家与元首职位，在内部政党运作及政党与人民的矛盾中必须严守中立和距离。这是现代化国家的绝对价值与规范，不容逾越。基于历史因素，解放军的角色与中共相互依存，就像过去国民党军队一样。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在野阵营最早喊出的诉求之一便是“军队国家化”，这是充分而必要的考虑。军队若作为政党甚至个人或团体的工具，对国家来说，其危险性不言而喻。
“习近平的十年”如果会踏上政改之路，其开启必然要牵动不同势力的利益与版图，在理想性缺位的中共上层，这意味着赤裸裸与艰困异常的讨价还价过程，其中需要的不是理想的感动、理论的分析，而是充分的权谋与魄力，在合纵连横与帷幄运筹中，排除顽固的障碍，取得政改所需的空间与资本。
30几年来，寻求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以强化执政合法性，是中国领导者的共识，但近年来在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出现乃至没有界限地谈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象，其实说明富裕后的社会更需要制度化、可预测性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给全体民众安全感。
在今年激烈政争中上台的习李体制，估计不会有充足动力启动大幅的政改，外界只能期待小步碎步的回应。然而观察其最终成果或诚意，要看是否朝上述两大方向迈进。这两者涉及政治运作的正常与清明，以及国家的安全安定。
（原刊《联合早报》，2012年11月11日）
仅仅相隔一天，当世界目光迅速从悬念不大的太平洋彼岸选举转回东方古国的时候，早已退出和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两位老人家，正端立在富丽宏伟的礼堂舞台正中，接受如雷的掌声，也宣示着两股势力的持续张扬。
世界高度关注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大量报道、评论、预测持续了一整年，终于来到这一天。舆论聚焦的男主角习近平被赋予山高海阔的期待，特别是越来越迫切的政改课题上。
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课题都不仅限于本次大会会场，而是必然要延续到未来十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民众和国际观察者来说，没有人会预期习近平在政治上是个守成者，因为现状并不允许守成。过去十年取得的多项成就延续上世纪90年代的低起点，轻易获得高增长，然而偏废的发展方针产生的副作用，也已经累积成汪洋般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多方撕裂的局面。
经济上不按市场机制形成的众多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彼此各拥山头，相互角力；聘雇大量员工的民间经济遭到严重压抑，挣扎求存；外资寻求低廉劳力引发的劳资关系持续紧张，以及因成本上涨而出现的其他转变；房地产、物价，以及贫富差距继续带来社会躁动。
政治上因为薄熙来事件而激化的派系矛盾不因其彻底出局而消沉，仍将以其他方式延续，甚至可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不同的派系山头形成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势必继续寻求扩大与巩固地盘。
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随着城市化和电子媒介迅速蔓延，官方腐化现象加剧权威的瓦解，不仅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痕，民众之间也因认知差异而分裂；户口制、城乡差异等政策导致的鸿沟，在可见的未来或许进一步引发社会对立。
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于分配，而分配机制则可以归根于政治体制。撕裂的局面既与权力垄断而致腐败及抗争的结果有关，也与威权瓦解后，透明而受到普遍接受的权力分配规则尚未建立，众多群体争夺自身权利有关。
政治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目的是建立有效而能受到社会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包括政治代表性、领导层产生机制、政治挑战机制、民意回馈机制等等。目前所依循的一套固然有其渊源，但显然与现代国家及公民社会所期待的落差甚大。
胡温一再宣示的政改话语，恰恰说明政体在过去十年未曾做到应有的改革，与此同时也表明官方和民间同样清楚政改的必要。然则改革不前的原因何在？在过去十年不能大步迈出的关键为何？这些都必须得到深刻的反思，否则就不能想象习近平何以能成功迈出这个门槛，也无法在十年后社会（可能）的失落中加以解释。
许多评论都着眼于现行体制的不可持续，关键在于无法消除腐败问题，而没有任何政治是可以长期深沉腐败又能持续的。曾有党内研究者指出，扫除腐败抓人往往是派系斗争、互整的产物，而不是政党自清的纪律行动，这可从每年被对付的党员人数大致相若看出来。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公民意识越来越强，对这一现象势必越来越不可忍受。
导致政治无法产生根本性变革的原因有多方面，本文仅举两例。一是以党领政的设计，注定在两套班子中增加了运作与执行的复杂性。在社会转型期，政府与政党在政策措施的考虑层面将越来越多出现相互抵触的现象，政党与政府的利益不会始终保持一致，与民众的利益更不会时常一致。当政党利益高于政府的时候，必然日渐与社会背道而驰。
在这一体制设计中，政党甚至超越司法，但却没有充分能力驾驭庞大而多层级的党员、党官系统。党务系统的人治色彩浓烈，也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务系统甚至执法系统的运作，也无可避免影响了政府的公平性和道德意识。
党政分离与政教分离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规范，但中共现行制度设计使得这一步成为不可能。而在漫长的执政过程中，党务系统事实上越发壮大，深刻影响政府的运作。谈论扫除腐败的高官都会说要靠制度设计，而谈论政治改革者也都聚焦党内民主、差额选举等等，但长远目标若不是党政分离，所有的枝节改变终究都将归于原点，党内斗争也将继续影响国家的运行甚至危及国家安全。
党政分离在中国语境中是一大禁忌，另一更大的禁忌便是军队国家化。中国体制内外专家都不愿碰触这点，然而不谈论思考恰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一种风险。
现代民主国家的军队都只效忠国家与元首职位，在内部政党运作及政党与人民的矛盾中必须严守中立和距离。这是现代化国家的绝对价值与规范，不容逾越。基于历史因素，解放军的角色与中共相互依存，就像过去国民党军队一样。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在野阵营最早喊出的诉求之一便是“军队国家化”，这是充分而必要的考虑。军队若作为政党甚至个人或团体的工具，对国家来说，其危险性不言而喻。
“习近平的十年”如果会踏上政改之路，其开启必然要牵动不同势力的利益与版图，在理想性缺位的中共上层，这意味着赤裸裸与艰困异常的讨价还价过程，其中需要的不是理想的感动、理论的分析，而是充分的权谋与魄力，在合纵连横与帷幄运筹中，排除顽固的障碍，取得政改所需的空间与资本。
30几年来，寻求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以强化执政合法性，是中国领导者的共识，但近年来在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出现乃至没有界限地谈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象，其实说明富裕后的社会更需要制度化、可预测性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给全体民众安全感。
在今年激烈政争中上台的习李体制，估计不会有充足动力启动大幅的政改，外界只能期待小步碎步的回应。然而观察其最终成果或诚意，要看是否朝上述两大方向迈进。这两者涉及政治运作的正常与清明，以及国家的安全安定。
（原刊《联合早报》，2012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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