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外的文化焦虑

镜头外的文化焦虑

　　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民族，必然要做到对内部族群文化的尊重与利用。文化若因语言的衰败而持续低落不振，必然重挫一个族群的意志，进而伤及民族的凝聚力。如果靠威权维系，威权一旦崩塌或消失，民族与社会就很容易面对瓦解的命运。


　　本地电影《爸妈不在家》在斩获多个国际奖项后，在最近的台湾金马奖载誉而归，意外引发异族同胞在网络上表达异议。甚至有部分人担心华族文化的成就会造成少数种族更形边缘化。
　　这一茶杯里的风波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然而它所透露的其实是本地社会值得重视的课题，母语族裔对自身文化在本地发展前景的焦虑感。我们常在华文媒体看到的是对华族文化的关注，其实这一情绪应该同样出现在其他两大母语族裔当中。而随之衍生的课题，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到这个高度之余，如何看待个别种族文化与整体新加坡文化的未来。
　　看过影片的人，恐怕很难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部什么华人文化的电影，它其实非常好地呈现它的“新加坡性”（如果能这么表述）。不仅仅是混杂的语言，一个华族家庭的生活、习惯、应对问题的态度，都是本地人非常熟悉的方式。
　　然而这样的情绪恐怕在少数种族当中不是孤立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里，我们有必要做出真诚而深入的反思，而不要继续假装大家都可以各安天命，满意自己的族群以及文化身份的既有状态。
　　当代儒学家杜维明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坦率地指出新加坡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注重以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而得出社会应该以英语为主的结论，导致华语华文遭到边缘化。而其实感受到边缘化的，还包括其他两大母语族裔。
　　曾经协助新加坡打造伦理教育课程，对新加坡文化与教育发展有长期观察的杜维明，对问题的把握准确而深入，令人难以回避。
　　我们的国家建设以经济和硬件发展为主，却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把容易看见成果的硬件工程做法，当做可以推而广之的有效手段，向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如法炮制。事实是很多经验显示，社会课题、文化与教育课题的处理，比规划一条高速公路，设计一个新镇，更加复杂而多变。
　　近些年来，我们常提起新加坡的软实力输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不久前写到，新加坡的软实力有七大支柱（Seven Pillars of Singapore’s Soft Power），其中之一是多元种族的和平群居，但另一支柱却是“几乎全亚洲最强的说英语能力”。
　　令人不解的是，马凯硕没有把多元种族背后个别母族的语言文化当做软实力的支柱。
　　新加坡的族群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严厉的法治约束，而在此之前的相处经验，与其他多民族的国家其实没有太大差异。族群问题经不起挑拨，严厉、公平与受到信任的法制因而非常重要。在这种条件下长期维持的和谐，固然是一种政治与社会成就，然而真正能称为软实力的，应该是不同族群语言文化特点的发扬。
　　一个文化的构成，语言是基础的要素，它对于形塑文化内涵的价值观与信仰、规范，有着密切关系。虽然脱离语言的文化内涵能不能维持并有效延续发展，是个复杂甚至存在争议的课题，但语言的延续与传承必然有助于文化命脉的积淀，语言的消散、浅薄化，必然导致各种文化要素由于后代认识的不足而逐步流失。
　　美食是最普遍被视为一种文化特色的。食物确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当然可以沾沾自喜于多元族群条件下自然演化成的丰富美食。那确实是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已经是世界财富名列前茅的国家来说，族群如此丰富，却只能表现在餐桌上，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然而母族语言文化的边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实质性地影响了国人的表达能力，乃至更严重的影响文化理解与创造能力。恰恰是多部本土影片和电视节目，反映出本土母族语言的败象。这种现象如此具体，也难怪无法被视为软实力了。
　　这其实是一种选择，要给予母族语言文化多大的发展空间？英语独大的环境真的能形成一个新加坡民族？这是全民的期待吗？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一连串的问题，除了涉及政策取向，也需要社会在开放环境中经历长时间的对话，在最大程度上形成共识。
　　杜维明在访谈中指出：“语言是认同感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当你的语言被边缘化，你的感情世界也会受到很大的创伤。”
　　年长一辈在文化环境的变迁中，默默度过。也许有人曾经期待过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可以形成一个单一语言的美国式社会。然而马凯硕也指出，新加坡的软实力之一是对外开放。既然是开放式社会就不可能免于外界影响，尤其我们不是庞大、文化雄厚的民族，可以消解外来的影响。这么一来，本土的单语化进程必然不停遭到干扰，其结果就是自乱阵脚，邯郸学步，把自己本来能掌握好的东西丢了，却学不会别人优秀的本事。
　　半世纪以来语言文化的“阶段性”果实，应该值得深思与检讨。
　　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民族，必然要做到对内部族群文化的尊重与利用。文化若因语言的衰败而持续低落不振，必然重挫一个族群的意志，进而伤及民族的凝聚力。如果靠威权维系，威权一旦崩塌或消失，民族与社会就很容易面对瓦解的命运。
　　一部电影、一篇文学作品或者一个运动健将的成就，固然值得欣喜，有助于认同感的培养，也是政府建立凝聚力的施力点。然而我们更应该观察的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足够的社会底蕴值得期待，或者仅仅是流星划过。
（刊于2013年12月1日早报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