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止不住改变的风
经济建设止不住改变的风
这两年来吹遍全球的自由风，都是掌权者无视自己已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坏皇帝”的事实，在经济滑坡、分配失衡、失业率上升、权力节制不足、科技发明等因素结合下，一触而发。
走在上海街头或北京商场的外国旅人，一定感觉社会的繁荣与富裕。对比邻近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京沪两地的人均国民所得属于高端，市容更不用说了。
但中国领导人也说过的，这两个地方不代表中国。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商业大街、XX广场、XX天地，不代表中国。但那些欣欣向荣、高雅富贵的地方确实出现在中国城市里，而且越来越多。
它们代表中国的兴旺发达，还有对世界的吸引力。
市场规模形成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龙苏醒”的认知，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带动亚洲对世界的影响力；对外投资越来越多，也让世人听到仿如过去日本崛起的脚步声。
还有一种脚步声也让世人察觉到了。移民的步伐走向全球，并且没有随着国家的富裕而放缓，反倒越来越多。
很多富人走出去的理由是寻找安全感。一个上海律师告诉笔者，曾有全国知名的企业家来找他咨询。企业家已经收到入籍新加坡的批准信，但内心还在挣扎要不要接受。他最大考虑是作为中国公民，对庞大的资产和全家的人身安全，不知何时开始竟产生莫名的恐惧感。他问律师，拿外国护照在中国做生意，是不是比较安全？
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官场生态及官商互动有深刻体会。长期以来不时传出企业家遭到地方政府甚至少数官员对付，企业或财产遭殃的事情，有些被报道出来，更多则石沉大海。
浙江某市一名入了新加坡籍的当地商人，就因为地方官员换了人，先前因“招商引资”而来的投资被认定违法，打了几年官司，被罚近千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事件多如牛毛，商人钱再多，还得怕地方小官员。
清末李鸿章说，中国面对西方的处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今日商人的处境来看，过去富可敌国的沈万三、胡雪岩因得罪官员而倒霉的情况，倒是“数千年未有变之局”了。
今日中国学者刘吉接受本报专访时就说，现行中央集权体制事实上与两千年来的郡县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能改变现状开创新制的，显然比创造经济奇迹更值得传颂千古。
官权太大、法治不彰、缺乏制衡的体制，甚至给官员本身也带来不安全感。年初发生的重庆变局，尤其给许多中下层官员带来冲击，高层官员和国企领导大量在海外安置家属和财产，也说明这班加速中的富贵列车，亟须负责任和头脑清晰的驾驶员。
这样的担心和警告不仅一再出现在知识分子之间，也是普罗民众感受到的。显然，认为经济成果可以转换为政治资本，延缓甚至取代政治体制变化的想法，越来越没有市场，也越来越经不起考验。
美国学者福山近日一篇文章指出，这种高度集中但缺乏制衡的权力体制，表面看来效率很高，但它始终不能摆脱“坏皇帝”的问题。
这种体制带来很多“民主无用论者”所称颂的效率，但都不能免于强人的铁腕，“民主无用论”也指出民主同样会产生希特勒，却不去算算人类出现希特勒的机会大，还是坏皇帝的队伍长。
中国知识界朋友表示，不可否认多年来生活改善了，财富增加了，但对权力分配的方式越来越感到“不可忍受”。很多人会用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求层次论”来解释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思想。
这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对一个文化底蕴深厚而悠久，知识分子数量庞大，思想多元的国度，人的自我实现、价值的确立与捍卫，几乎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哪怕是国家贫弱的时期，也有追求价值实现的人群，只不过这些人在最紧绷窒息的政治环境下，只能选择自尽。
以经济发展的阶段说法来要求社会放弃对人类价值的追求和体现，压抑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基本上是一种权宜，但权宜时期无视社会的成长，调整政治轨道，就很容易造成整体社会的对立与紧绷。
这两年来吹遍全球的自由风，都是掌权者无视自己已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坏皇帝”的事实，在经济滑坡、分配失衡、失业率上升、权力节制不足、科技发明等因素结合下，一触而发。
在不同国家，“坏皇帝”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党。不过对不能满足“公平对待”这个价值需求的很多民众来说，都一样。
转变的风还在刮。柯林顿竞选时说：“笨蛋，问题是经济！”提醒了很多理想主义者正视民众收入的问题。但如果以为整体经济发展良好，就不是笨蛋，却忽视分配正义问题在大众心目中的分量，也不能算精明的政治家。
中国社会追求价值体系实现的呼声日益高亢，必然迫使政治体制出现变革。而价值体系的呼声在小国新加坡一样出现高分贝。
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新加坡很多事情都上了轨道，不能理解哪来那么多反对票。但近年来低收入群体的数量与其他“失灵”现象，让经济成果与价值建设的问题搬上台面。一年来的选举结果显示，如果不能理解整体民众对实现“扶贫”等价值感的内在需求，未来政治变天不是不可能。
不必靠枪炮上街，这是民主社会的优点，然而没有过第二个执政党的岛国，开始做准备了吗？
（2012年6月3日刊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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