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信直视冲突 以坚定面对暴力


应对冲突、矛盾或暴力威吓,各种理论都强调个人的自信,自信低落者往往倾向于妥协或者“忍辱负重”,在挑战面前选择退缩,以为可以避免冲突的发生。但经验显示,冲突或者欺凌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消失,而是可能会变本加厉。 
  一名青年在工作场所惨遭老板掌掴的视频,引发举国哗然,舆论纷纷好奇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如此逆来顺受的“乖孩子”。媒体迅速找了社会工作者来评论,有经验的社工直指青年内心缺乏自信与社交能力。相信这是哑忍职场霸凌的主要原因。
  几周前事件发生期间,正好在进修一个“冲突管理”的课程,这类在本地职场上相信属于罕见的拳脚暴力冲突,引发学员们不少联想。
  职场非战场,一般的冲突或所谓暴力属于言语、态度或观念方面,其中态度属于肢体语言,而肢体语言是最容易导致冲突与矛盾的。面对冲突的人如何选择应对方式,甚至是否了解如何应对,往往决定冲突的结果或发展方向。
  应对冲突、矛盾或暴力威吓,各种理论都强调个人的自信(assertiveness),自信低落者往往倾向于妥协或者“忍辱负重”,在挑战面前选择退缩,以为可以避免冲突的发生。但经验显示,冲突或者欺凌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消失,而是可能会变本加厉。
  因此研究者强调自信的建立,以及掌握正确的应对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正视矛盾与冲突,以积极态度和同理心看待,清楚表达自身感受与想法,与对方寻求共同解决之道。
  解决职场上的冲突与矛盾之道,是建基于雇佣、上下属或者同侪之间都有意达成双赢或至少接近双赢,合乎彼此的利益。理论不能告诉你的是如果其中一方无意于双赢的结果,或者基于偏见或其他意图,要让冲突局面持续,这时候该怎么办。一旦这一意图明朗化,唯一化解之道就是其中一方走人。
  相关理论在职场上乃至人际间的应用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与实用性。然而理论归理论,冲突与矛盾的产生原因更多时候涉及社会习惯与文化特质,甚至解决之道也不能无视于此。
  职场的冲突在规范与制度相对完备的企业,应该都有解决之道,或者离去之门。在文明与法制健全的社会框架下,其实对个人的冲击和破坏性不会太大。所谓“东家不打打西家”,企业与机构纵然在条例与管理上无法缓和冲突事件受害者的困境,但企业大门之外还有法律与社会架构的监督与制衡,让暴力或不合理的情况得到制约,个人受到保护。
  但如果冲突或者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暴力来源是国家,对个人与社会成员施加暴力的是国家机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从维基泄密主导者阿桑奇到近日成为风云人物的“棱镜”揭发者斯诺登,都在官方的“叛国”指控与“吹哨人”标签之间,成为争议人物,而不是一面倒地被舆论视为违背国家利益者,说明在宏观的价值上,他们与认同者所相信的是国家机器对个人侵害或可能造成的侵害,必须加以监督、揭发和防范。
  有消息说,因为斯诺登选择逃往香港,以致当地的《一九八四》这本小说卖得特别好。奥威尔的这部经典能成为传世之作,不仅因为西方国家曾经深受纳粹与共产主义实质的戕害,因而特别警惕国家机器对个人的荼毒,也在于深刻了解到,以国家利益之名,动用国家机器侵犯个体和社会的情况,是手无寸铁的民间完全难以招架的。
  在马克思韦伯看来,国家是能够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对暴力的垄断使得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可以通过授权指挥军警、便衣和其他秘密人员执行法律,维护国家利益。
  然而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公器私用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在监督制衡机制不完善的国家,这种国家暴力经常以法律或合乎条例的姿态出现,公然侵害个人或团体的自由权利,乃至人身和财产安全。
  在面对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冲突时,个人的自信更加可能被掩盖甚至淹没。 
  一个坚持法治的社会,必然能够允许个人以充分的自信看待国家机器所施加的压力,无论这种压力是起于对政治的分歧与挑战,还是因为触犯当道者的忌讳,甚至仅仅是因为一些人的滥权。
  李文和在面对美国政府的间谍指控时,历经身心压力仍自信挺立,最终得以还个人清白与自由,这是说明文明政府中权力制衡对个人保护的重要性。正由于国家权力得以实施合法的暴力,互不隶属的三权分立,乃至现代传播学界所肯定的第四权――媒体,作为民间的监督机制,就更为重要。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政权的存在是必要之恶,国家暴力对个人的威胁性远远大于职场或社会上人与人的冲突。现代文明国家的许多作为,以及政治学者的许多研究,都在于如何限制国家权力,即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
  在冲突管理中,坦率沟通,了解彼此的想法与愿望,寻求妥协,对化解冲突都很重要。但在国家事务上,很多政府都不希望透明化,而以各种理由寻求对政府工作的掩盖,限制言论,垄断言论,试图让政治与政府事务都从单一的角度呈现给大众。这其实就是一种国家暴力行为。
  互联网的发展让国家暴力行为产生裂痕乃至破碎,很多国家政府被迫面对越来越有自信、不再哑忍的民众。
  愚蠢的军师会告诉当权者,如何管理民众,如何更细致地操控民众的期待,以为这样就能降低冲突与矛盾产生的机会,殊不知民众都在看的是你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权力,把民众的权利完整归还,以平等的姿态讨论双赢的可能性。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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