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內在困境
鄧小平在1984年說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現在已經見效了”，所以他相信一國兩制可以用來解決港台問題，“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有理由相信，老人家心裡或許想著加上50年的過渡期，大陸在各方面都會變得更開放、更趨近與港台的制度。他太樂觀了。
香港百万人示威的画面再次引起世界关注，也再次引发人们反思“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22年后的种种问题。
各种评论可以综合为两大类观点：一、支持北京政府和特区政府，反对“反修例”示威，其理由大致认同特区政府的说辞，即引渡可停止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修补法律的漏洞；二、支持反修例示威，主要理由是中国大陆司法不独立、人权记录不佳，反中共人士很可能被设计罪名由港府移交内地， 面对不公平的审讯或判刑。
双方理由都有所依据，但特首林郑月娥始终以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一个案例为代表，终究薄弱；港府也没有回应反对者关于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被绑架等案例；在条例内容上，没有在必要时足以实质抗衡中央引渡要求的机制，因此令港人难以相信这不是政治操作。
作为解决台湾和港澳与大陆统一的试验性方案，“一国两制”在近代史上容或有新意，但在历史上，这并不是完全创新的机制。
“一国”之下在不同地域采用有别于中央政府（宗主国政府）的全部或部分体制，这在殖民主义历史上普遍存在。殖民宗主国在不同殖民地，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采用不同制度以便于统治，做得最成功当属英国。最显著例子是香港直到1971年新的婚姻条例颁布后，才终结男性按《大清律例》纳妾休妻的权利，从此华人男子只能一夫一妻，但此前男子的妾侍和子女仍依《大清律例》享有继承权。
对殖民主义者来说，只要不冲击统治权，并不要求殖民地跟宗主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上采用相同制度，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过去的殖民地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宗主国，宗主国在猎取资源、拓展商业版图之余，也输出本身的软硬实力到殖民地。这种透过潜移默化方式影响殖民地人民的统治文化，以英国的“特别统治主义”为代表，日本殖民台湾之初，一度仿效英国在印度施行的这种统治方式，尊重当地原有习惯风俗。相对于其他殖民主义者实施全面同化的“内地延长主义”，英国这一套具有更深远的特殊意义。
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期，并没有太细致的设计，在被蒋经国拒绝之后，两岸其实都没有深入探讨其可行性。它用在香港作为一种试验，北京以中央政府的姿态俯视港澳，着眼点是赋予经济与社会等制度上与大陆相对的差异与自由。但有相当大部分的港人更在意的是延续自殖民时代的政治权利与法律独立，会不会逐步被稀释进大陆的体制之中。
有一种批评港人的说法认为他们在英殖民时代不争取民主，到了回归以后才大声疾呼。这种批评是片面的。民主制度的核心固然是透过自由与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但仅仅选举并不构成民主制度的全部，一个实质的民主社会至少必须伴随人民结社与集会的自由、言论与表达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独立司法制度。殖民时代的港人除了不能选举港督，其余自由与司法独立几乎一概具备，普通市民甚至可以参与法庭的陪审。这种自由除了孕育香港独有的大众文化，也让精致的新儒学和资本主义等等思想得以百花齐放，左中右思想并行不悖，塑造今日港人独特的多元精神面貌。
这样的香港社会现状，与法律明文由执政党（实际指党纪、党领袖意志，而非仅仅是执政党组织遵循国法治理）领导政治、司法、军队等等一切国家事务的体制，无疑截然相反。而两制期限尚未过半，港府已经持续推动一些使香港体制向大陆趋同的法案，其招致人心惶惶，实亦无可厚非。
“一国两制”到这里，其内在结构不可调节的困境暴露无遗。
按照经验法则，两制要顺利运行应该至少具备两种情况之一：一、双方处于大致对等的地位；二、若不对等，中央一方体制内人民的权利必须等同或优于辖下一方，例如英殖民情况。第一种不属于陆港现实。第二种情况必须具备的理由是，若辖下体制内人民长期拥有比中央体制内人民更多的权利，例如选举权和各种自由权利，必定引起中央体制内人民的质疑和不满，不可持续。
邓小平在构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讲话中，多着墨于经济与社会体制，他相信50年的时间，大陆在经济上与国际交往更加频繁，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他多次强调大陆继续奉行社会主义，但另外“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港澳台湾）”实行资本主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后来的实践始终没有更多超越邓小平构想的新思维，换言之，邓小平所不碰触或极少碰触的政治和法律体制文化差异问题，也就是两地人民权利不均等的问题，并没有受到正视，设法消弭。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人对两制感到悲观，因为一部《基本法》的白纸黑字，不足以有效制约随着人事变迁而更动的党意。
邓小平在1984年说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现在已经见效了”，所以他相信一国两制可以用来解决港台问题，“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有理由相信，老人家心里或许想着加上50年的过渡期，大陆在各方面都会变得更开放、更趋近与港台的制度。
他太乐观了。
（原刊于2019年6月23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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