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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好的藝術評論和公共討論來自知識和理論的積累，它無關人際是非，卻可以提升社會整體素養，擴大思維空間。 因为一幅红头巾壁画，本地舆论圈最近又热闹起来。有别于此前牛车水灯饰创作等等争论，这次的议论在华文和英文圈都很热闹，而正反两方的看法在两种语文的媒体中都有，真是公平。  　　本地社会舆论场平日大课题极少，这从一方面来说不是坏事，意味着国家社会没太多让老百姓烦心冒火的事，主要多是长青的民生、各种费用、小孩教育等等话题，华社则还有语文问题容易引发议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民众生活安逸，也意味着在很多国家容易爆发口水战的某些政治性、法律性甚至社会性议题，在本地市场不大。很多人在工作与生活之外，不太关心或没有太大意见，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对政府的信任，相信政府不会做坏事，或至少意味着，那些议题都没有大到或坏到人们必须抛下工作与生活去追问的地步。 　　政府不会做坏事或不敢做坏事，当然与我们民主制度中大致有效的制衡机制有关，它抵消或对冲了人性中想做坏事的恶的一面。不过， 经过几代人无大事可忧可辩，民众对国家事务所该具备的思考能力，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倒是值得今天的国人深思。 　　一般相信，随着年轻世代教育程度普遍比上一两代都高，应该更具备思考能力。然而我们说的是对复杂课题辨析论理的能力。这不单单是知识的积累，更需要逻辑分析与批判思维能力。这方面必须从小训练，而这是我们近年来的教育才比较鼓励的。 　　当然，对很多事务的批判分析也不一定都要经过学校教育，一般性事务其实离不开人的常识与逻辑。就像很多政策，政府在解释的过程中，仔细了解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与常识性规律，这大概是很多人在了解之后能接受（未必满意）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政策或措施被认为不合理，但那或许涉及更复杂的政策背景，非本文题旨。 　　这样的思辨和论辩能力，对个人或社会来说都不可或缺。 在越来越复杂的时局中，从社会到邻里，有更多大小事务经常具备多面性，不是非黑即白那么清晰，而是带有不同程度的灰色。当人们必须去面对时，如何把握问题的核心，做出正确决定或者判断，很可能不是凭直觉或常识就够用的。 　　历史上有太多例子，普通人面对大时代的抉择，哪怕攸关性命，只因为信息或推理能力不足，或基于成见和想象，而做出错误决定，贻误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国家领袖更可能基于个人的主观意识和认知偏差，耽误了国家。 　　这种涉及公共事务的...

没有幾個人有改變世界的機會和能力，但改變自己的人生甚至只是滿足他人的味蕾，都是一種像製作納米晶片那樣微觀的藝術，值得用心經營，付出熱情。 过去一周的台北国际电脑展或许有非凡的意义。与人工智能（AI）这一世界潮流密切相关的国际科技大厂领军人物齐齐亮相，英伟达、超微（AMD）、英特尔、高通、美超微（Supermicro）、亚马逊、谷歌等等，台湾科技业者上新闻更不用说，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都指向未来的新世界。 　　这些报道和评论取向并不夸张。比所有国际大厂高层抢先抵达台湾好几天的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的言行很能说明一切。他让93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和一群台湾科技业老板跟着他一起逛夜市，仿佛号令天下的武林盟主。这些大老板每个都在科技业独当一面，有些甚至因为业务竞争等关系，平时王不见王，却都乖乖地一起坐在狭窄的店里，吃一桌4000元新台币（约167新元）的饭，聆听黄仁勋对未来的发展与布局，如何建立下个世代的科技产业。英伟达此前与今后给这些厂商下的订单真的很大。 　　英伟达一直能领先世界AI晶片生产，除了因为黄仁勋数十年不怕失败的坚持与大胆的创意和远见，也包括和台湾厂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能让步履略显蹒跚的张忠谋陪着走夜市，代表的不仅是两人的关系，更是整个台湾科技业不敢轻忽英伟达实力的见证。 　　黄仁勋在台期间，英伟达在纽约的股价冲破3万亿美元市值，是最有价值的半导体公司。去年全球10大半导体厂的利润，英伟达独占四成，难免引起对手的强势挑战，黄仁勋的夜市行程无疑是另类搏感情与抢占生产线的举动。 　　过去几年随着中美博弈深化，大陆科技业台商纷纷回流建厂，一度从北到南大兴土木，正好碰上英伟达主导的AI浪潮崛起，很多企业股价都创新高。连脚踏车品牌捷安特也回流台湾，在英伟达协助下建了第一条全机器人生产线。因为AI已是地缘政治关键武器，英伟达和其他国际科技业者受制于美国禁令，必须抢攻台湾有限的生产线，而台积电在美、日、德等地扩厂，也是为了因应繁忙的需求。AI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竞争激烈，任何科技公司在步伐上稍有不慎，轻则失去阵地，重则粉身碎骨。 　　英伟达与台积电都因为技术的卓越尖端，被美国视为必须掌握的武器。黄仁勋今年2月在迪拜的世界政府峰会上提出主权AI的概念，因为能力越来越强大的AI数据系统，不仅将具有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知识和历史等等数据，也将诞生由此产生的理念与见解，所以不管是为了...

連坐是與現代文明背反的罰則，無視人權與人格尊嚴，製造家庭怨恨情緒，這在古代都是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的冤案，在今天文明國家的精英是連想都不該想的事情。 　　盛事经济话题让新加坡再次成为国际媒体焦点，国人和政府一直不曾自滿，总希望精益求精，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不自满包括在公共事务等细微处不断改善。不过，随着社会更精细化、复杂化，如何在不同利益者之间达致平衡，一直都是考验，特别是在公共空间的治理方面，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与原则方方面面，例如归还碗盘与公共卫生的争论；至于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更无法轻易定案。 　　公共空间与公共议题的治理本来就不容易，其中涉及许多现代社会不能忽视的基本原则，包括不能侵犯私领域，所以法律不能允许进屋子去抓吸烟者。 　　对私领域与个人的尊严的保护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之一。新加坡一开始能走上务实道路，在追求富与强并进的过程中，能同时维护现代法制对人的基本尊重，以相对极低的（不流血）代价，走过高度威权主义时代到今天，是相当幸运的。 　　我们的民主政治恰逢世代交替（ 指新加坡总理正准备交接 ），期待政治与社会更符合尊重民意、人权与普世价值的世界潮流，应当是合理的共识。根据这种预期，很多社会政策应以更新的思维方式去面对。然而近日看到在亚洲新闻台的访问中，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康安德鲁和一名本地学者Dr Serene Koh，在谈论处罚“垃圾虫”当街扫地的劳改令（CWO）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所提出的建议，不免感到震惊。 　　综合两人意见，劳改令所蕴含的羞辱元素，因为被羞辱者多是无名之辈，已经无法达到因羞愧而不敢再犯的作用。康安德鲁于是建议，让被判劳改者全家一起劳改，“那种痛苦就不单落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全家，甚至包括女佣。如果家里有孩子，那个（对当事人的）影响会更大”。 　　1992年实施的CWO针对的是乱丢垃圾的重犯者，立法用意是透过在公开场所、穿上显眼背心打扫环境，让路人看见这些人是“垃圾虫”。经由公开羞辱的过程，试图诱发孟子四端中的羞恶之心，从而促使他们洗心革面，改过自新。 　　我小时候的新加坡，教育程度普遍低很多，随手丢垃圾、吐痰擤鼻涕、飙脏话等不良习性的人不少。你可以把这番话作为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然而随着知识水平提高， 人们应该明白，以对公民公开“羞辱”为宗旨的法律，其实是错的。今天负责审视公共卫生的人，竟然提出与大秦帝国时代商鞅发明的连坐法精神相通的...

所有的抵抗戰爭都必須打進戰爭發起者的本土核心，只有讓敵人付出同樣或更大更慘痛的代價，戰爭才有可能相對公平地結束。只有「侵略者必敗」成為定律，戰爭才可能永遠消失。 　　教宗方济各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乌克兰“表现出举白旗的勇气”，更积极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的说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6tiwLV-xss ，引发乌克兰的愤怒以及整个欧洲和美国舆论的震动，几天后教廷被迫改口，只呼吁和平，不谈投降。 　　87岁的教宗固然老迈，但他其实代表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群当代绥靖主义者的思维，包括熟悉国际关系的资深政治家和学者。他们认为乌克兰靠着西方国家的支持抵抗俄罗斯入侵，虽然顶住了两年，但俄罗斯可以动用的资源源源不绝，现在又有中国和朝鲜的人力物力供应，相比于协助乌军抗战却意志不坚定的北约国家，乌克兰更该早日坐上谈判桌，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避免人民和国家继续付出惨痛代价。 　　相对于一大堆国际问题专家，教宗最诚恳之处是把“举白旗”的字眼明白讲出口，其他人怎么绕着讲都很聪明地避开投降的意思，摆出一副悲天悯人为乌克兰人民着想的眼神和词汇。 　　近期以来，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开始展开支援乌克兰的大动作，原因是深怕特朗普选上美国总统后带来的大变数，尤其特朗普明白说出为了财务分担问题，宁愿不管俄罗斯入侵欧洲国家这种话。 　　 稍微清醒的欧洲政治家，没有不忌惮俄罗斯的，特别是俄国近邻。他们有些曾被共产苏联兼并奴役，更多的是因为了解共产主义发展历史与本质，以及越来越清楚俄国总统普京的底层思维。换言之，他们越来越看懂乌克兰其实就是整个欧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乌克兰的妥协不可能换来开战前那种长期和平，反而会是梦魇的开端。 北约固然有联防协议，但老大哥美国的国内政治可能导致欧洲国家必须自救，却已是摊在阳光下的现实。 　　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改变70几年的现代史，可以想象，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当代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讲出类似和平主义（Pasifism）的话语，未必是对乌克兰 心存 恶意。只不过， 在战争画面太残酷的情况下，要求停火是人的本能；而特别要求弱小者停火，却不敢大声喝阻最先动手的大个子，却也是人性丑陋的阴暗面。 不幸的是，这一阴暗面连宗教领袖也遮掩不住。 　　近代史上最鼎鼎有名的和平主义者当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0年前这时候，以纳粹屠犹为主题的美国...

當政策讓安居樂業成為可能，自己和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成為可能，克制就會變成人民內心認可的價值，煽動與渲染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 　　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距离武昌起义过了半年，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在上一年的阳历12月，由各省代表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定下当年元旦为中华民国元年。 宣統皇帝退位詔書象征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終結。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絡圖片） 　　带着六岁的溥仪而无奈接受命运的隆裕皇太后，对王朝倾覆后最关心的，应该是皇室的待遇。武昌事变后，全国多地爆发革命党和汉人屠杀满人事件，但紫禁城里没有强敌破城，也大致还维持君臣之礼。皇室最在意的是和掌握兵权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商谈后路。 　　对清室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不接受的和平演变，但200多年的朝廷还在，儒家仁义还在，诏书写得审时度势，甚至带点义薄云天。 　　“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这部分最值得注意：“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可见紫禁城里知道全国屠杀满人的种族报复已经野火燎原。袁世凯等大臣和清室极大可能是凛于血腥蔓延，才“钦此”了王朝的葬礼。 　　《逊清四诏》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明示五族“完全领土”合为一大中华民国，与南京政府形式上合体。袁世凯政府制定了多项优待皇室和皇族以及满蒙回藏的条款。如果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地方势力都能接受这一安排，近代中国会提早很多走上真正的共和宪政体制。最重要的是，后来内战和乱政中上亿生灵涂炭都可避免。 　　被当时外国记者和传教士以及一些革命党人记录下来的这些屠杀满人的见证，受害者总数难以想象。后续的汉人政府都不乐意着墨这段民族大事。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前的太平天国就以仇视满族为目标，所到之处皆屠成血海，直到革命党（包括孙中山）兴起，为达目的更大力渲染种族仇恨，包括报章、书籍等不断重复满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罪孽，激起汉人的愤慨。 　　武昌起义成功更直接原因，是上海股市随着国际橡胶价格暴跌引发大股灾，辗转造成全国金融风暴。朝廷上下都缺钱，邮传大臣盛宣怀贸然宣布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再由朝廷拿去借外债，无视各地民众集资兴建的股份权益，爆发保路运动。同盟会和一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