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陈词

要克服虛榮、避免濫權、為踏實的理想服務，收入不是最好的保證。事實上 ，財富多寡和腐敗與否没有必然關係。韋伯要說的是：“總之 一定要有某種信念，否則最偉大的政治成就，最終 都不免歸於虚幻。” 如果金錢回報是今日或未来世代從政的主要考慮 ，那說明這一論述已經深入“精英” 的人心。但把收入與才能對等的論述，與民間觀感搭不上，最終將 造成官民之間剩下赤裸裸的交易 。 忠犬八公。上野公園（作者攝） 　　针对公共事务的交流， 在对课题做出衡量时必须采用正确而一致的标准， 否则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让对话双方因为观念落差太大， 出现沟通障碍。长期以来， 针对部长薪水的课题始终无法在社会上取得共识， 便是因为官民间认定的标准不同所致。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94年发布白皮书， 为将部长和超级公务员的薪资与私人企业挂钩提出理据和标准。 事实上，在白皮书通过之前， 新加坡政府高官的薪资收入已经是亚洲数一数二。 　　为了合理化这一举措，行动党一开始就建立一套政治论述， 在社会上取得相当多的认同与附和意见， 说明这套论述不是没有道理。 其实李光耀在更早之前已经多次谈到部长薪资不及私人企业所带来的 影响。 　　这套论述简单明了，就是从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 企业界加紧竞争顶尖人才，优秀学生多不愿投身公共服务领域， 为了与企业界竞争人才，提高整体薪资水平以便接近企业界的待遇， 便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 　　然而这套论述数十年来也一直面对不少质疑。 质疑者的主要观点是新加坡政府高官薪资远远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 治领袖，要比较应该是政治领袖对政治领袖， 而不是对私人企业高管。2012年另一份检讨薪资的白皮书发布， 大幅降低总统到部长的薪资，算是对社会批评的一种回应。 但高官薪资依然是世界最高。 　　 社会批评始终无法平息的原因之一， 是官方并没有完整面对几方面的质疑。 　　 一、部长一目了然的显性待遇一如官方所陈述， 要自己支付个人所有开支，没有其他福利。然而因职位而来的“ 机会”却是不可限量 ，甚至不是企业家可以轻易获得的， 例如访问外国所享有的外交礼遇和接待层级， 所能参观的特别场所和尊贵的对象，这些因政治职务而获取的机会， 以及为此所累积的家族记忆，不是一般企业家所能享有， 是从政者必须纳入考量的“成就收入”。 　　 二、 政治是价值理性的工作，一开始就不能用...

金正恩在考虑自己的路线方面，有不小风险， 主要是身边太少对国际经济和国内条件能深刻综合理解的人。 当年中国是靠邓小平自己全世界到处看， 又借着李光耀等国际领袖的眼睛，才累积出一定心得。 一个五穷六绝的国家要转变为气息源源不断的经济体， 是极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年轻的金正恩靠着妹妹等极少数亲信， 如何广纳人才，分析判断各种信息与意见， 做出对自己国家最有利的决定，比造核弹更难。 　　金正恩与特朗普来新加坡会面之前， 我开始注意到面簿（FB）有个朝鲜官方网页（Northkorea_ officialpage）， 起初不免怀疑这是有人恶搞或者亲朝鲜的人开设的页面， 就像习近平也有好几个面簿页面一样难辨真假。 不过朝鲜这个的官方成分显然颇高，因为在金正恩来新加坡那几天（2018年6月10日至12日）， 它都及时发布最高领导的消息，同时刊登许多外界无法取得的照片。 　　这个英文网页近期接连发布金正恩走访国内各地视察的消息， 考察领域包括农田、假日营、建设中的旅馆、书包工厂、造船厂、 机械厂、食品工厂、建筑工地和体育场等等。 　　网页图文并茂，在英文第二语文的描述里，尽可能生动地传达“ 伟大领袖”对各个行业和民众的关切与指示， 以及对诸如浴缸和温泉太肮脏、旅馆建筑工程滞后拖沓、 书包背带的海绵垫不够厚、 纸张生产素质低下不足以供应学校课本印刷等等细节的认真， 并为此叱骂官员。 　　朝鲜没有公开自己的经济状况， 但韩国长期研究和评估朝鲜的方方面面， 韩国央行几天前发布报告指出， 朝鲜经济去年出现20年来最严峻的萎缩，跌到负3.5%， 主要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出口锐减，加上国内遇到大旱灾。 韩国评估朝鲜国民年收入只有韩国的4.4%，大约1758新元（或1300美元）。 　　经济形势的严峻乃至饿殍遍地对金正恩的爷爷和爸爸来说， 应该不是稀奇的事，但他们也代表百姓坚强地挺了过去。 这是极权政治统治者的特色。然而金正恩今年初还在测试洲际导弹， 随后忽然180度大转向， 与美国修好甚至经由新加坡登上国际舞台，却代表了更深刻的变化， 值得国际社会以不同的眼光细细审视。 　　很多关注者分析， 朝鲜官方近期接二连三发布金正恩视察各种经济相关的设施， 透过他英姿焕发、谈笑风生或严肃关切的表情和身影， 所要传达给外界的是朝鲜确实准备迈开大步，开展经济建设。 　　 官方一改共产国家家丑不外扬...

在零工經濟時代如何强化社會對弱勢者的保障？ 如何避免科技帶來的快速盈利機制讓少數人獲取暴利卻規避社會責任 ？如何避免短期雇傭合同成為壓榨勞工、為老闆擠壓利潤的工具？企業 在開創新經濟業務時，必須伴隨對社會大眾的教育投資； 政府在監管之餘有没有及時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 能不能建立機制避免企業犧牲打工仔與消費者的利益？這些 都是必須進一步更新的政策思維和對企業家的要求。 京都。腳踏車（作者攝） 　　“单车失窃记”是本周最直接令人联想到的题目。 　　这词有两个来源。二战后不久的一部意大利电影Ladri di biciclette中文译名就是“单车失窃记”， 讲述百废待兴的罗马社会失业严重， 一对父子好不容易找到贴海报的工作，代步的单车（脚踏车） 却被偷了，为了生活不得已去偷别人的脚踏车，却被逮个正着。 　　另一个来源是台湾作家吴明益201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 讲述主人翁寻找失踪20年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幸福牌脚踏车的曲折过 程，小说英译本在今年3月入围英国布克奖， 是台湾第一个入围这个国际奖项的作家和作品。 　　脚踏车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也是许多文艺创作中关键的配角。然而这一两年来， 它却与科技挂钩，成为庞大产业的核心，而过去这一周， 本地竟然也发生“类似”的故事，只不过单车变成单车企业的老板， 失窃变成了失踪。 数以万计的oBike会员急着寻找单车企业的主人要回押金， 故事没有前面的电影和文学伤感， 却有着这个新科技时代浓浓的荒谬感。 　　共享脚踏车的概念并不新鲜，巴黎在2007年已经开始， 杭州在2008年出现，台北在2009年也有了。从资料上来看， 本世纪开始不久就已经在很多国家的都会区试行。 原初的概念是借由脚踏车这一无污染的交通工具，结合大众运输， 解决城市人短距离的交通问题，希望鼓励城市人放弃汽车， 改善城市环境。 　　然而近两三年在创业概念四处喷发的中国， 却被包装成可以快速累积财富的企业， 原因就在脚踏车使用的需求量超大，经营者只要每人收取小额押金， 就可迅速获利。 因此2016年忽然冒出大量共享脚踏车公司要分一杯羹， 最多的时候市场大约有30家企业在竞争。于是没多久， 新闻媒体就出现堆积如山的脚踏车乱葬岗的画面。 那些靠着相对简单的手机应用科技经营的脚踏车企业， 在取得市场一窝蜂资金投放过后没多久， 难以为继者纷纷宣布退出市场， 但...

政治上很多课题确实因国家、地域、社会和文化而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不相适用，但人类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这是检验政治人物最好的标准。   　　风暴从西南边刮起，瞬间席卷全球目光。薄熙来曾是全球瞩目的中国政治明星，红色家世背景、讨好的外貌，一度被某些人比作大陆此岸的马英九。 　　然而巨星陨落真是突如其来的吗？ 　　几年来"唱红打黑"掀起的声势令人侧目，直到风暴暂时止息的今天，所谓左右派系或者路线、意识形态的争论还在继续，至少说明几个问题。 　　政治人物在做人行事上，不能不注意历史潮流。历史潮流并不虚幻，而是实实在在的，能不能从民众切实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便是历史潮流，因为与民众实在利益相反的作为，终究会招来逆反。 　　对旁观者或处身其间的人来说，政治纷扰往往令人困惑，因为一方或多方的言行常常都能理据十足。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演说家可以让人听出耳油甚至泪流满面，在宣传机器全面启动的环境下，黑白转换一点都不困难。那么掌握过往的历史轨迹就非常重要。 　　资深政治人物都有轨迹可寻。在自由民主社会，过往的历史会成为媒体挖掘、政敌和民众质疑的依据，也可能是支持者力挺的理由。公开与透明因此是绝对必要的政治逻辑，因为不这样无法让人知道这人好不好；即便他有瑕疵，但能不能胜任公职，选民自己负责。 　　没有选举也不透明不但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反而是一种麻烦。不仅政坛人士麻烦，民众也麻烦。大小政治人物往往不能从密室操作的政治上找到最适当的遵循路线，为民服务也可能是大错；民间、媒体和知识界在非常时期也容易迷失方向。 　　想到在言论自由的大时代如上世纪初叶到中叶，面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滚滚大潮，有学问的人也会作出错误的抉择，就知道政治有时候很像丛林。 　　但一些基本原则还是可以帮助人们走出丛林，避免做小兔子。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体尊严的尊重，是最大的成就之一。现代社会许多法律和政治议题，甚至社会、文化、环保论述，最终都可以找到通向肯定个体的道路。这已经无关西方东方或任何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而是人类文明的进展指标。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在行事作风上有悖于此，甚至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基本上就应该受到质疑。 　　政治家爱找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道德的理由侵犯个人权利，因为这对工作或政治意图的完成是最容易的，也能满足凌驾...

面对体制弊端，体制领导者和管理者可以选择两种回应方式。一是像美国那样坦然公开，虽然全世界都为之哗然：大名鼎鼎的第七舰队原来有那么大缺陷，但这一曝光，可逼使整个体制成为检讨对象，必须做出实质的改变自我完善；另一种态度是发现后默不作声，试图静静修改。   　　 美国海军近日爆出大丑闻扩大的消息，超过60名将领和数百名军官涉嫌受贿被调查。这可能是美国军方历来最大规模的受贿舞弊案。 　　一个叫法兰西斯（Leonard Glenn Francis）的国防承包商，在2015年1月承认贿赂与舞弊罪行并转为污点证人，与调查单位合作揭发第七舰队与此案相关的海军人员，至今已有440名现役和退休人员被调查，其中29人已被起诉，十几人认罪；退休海军将领吉尔博已被判监18个月。 　　法兰西斯在他的亚洲业务中，多次以酒色和旅游招待贿赂海军人员，从而为自己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诈取美国军方超过3500万美元的款项。 　　案件近日受到美国媒体高度重视。而就在一星期前，美国海军官网也公布今年6月和8月，两起军舰——菲兹杰拉德号和麦凯恩号——在太平洋与商船相撞，导致多名军人死亡的调查报告，指出海军人员和指挥官都存在多项失误，两起意外"都是可避免的"。 　　官方媒体和高层毫不避讳本身缺失，并在责任归属上果断而立即。麦凯恩号出事后没几天，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随即解除还有一个月就退休的第七舰队司令奥库安的职务，理由是对他的指挥能力"失去信心"。与此同时，不直接承担撞船事故责任的海军水面作战司令罗登，则主动要求提早两个月退休，"以便海军新领导层整顿水面部队"。 　　美国海军有32万战斗人员及10万后备人员，各类战船278艘、战机近4000架，遍布全世界。它是美国世纪的象征，类似于大不列颠时代的皇家海军。然而二战期间，英国两艘军舰在马来亚半岛东岸很快遭日军炸沉，瞬间震破东南亚人民心目中无敌的大英帝国形象。 　　清朝在19世纪末建立新式海军，规模最大的是北洋水师，一度被视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日本更对之戒慎恐惧。但军事预算后来遭朝廷挤压，在世界海军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几年没有更新，加之军纪废弛，终在甲午战争中遭日本重挫。 　　美国海军或整个美军规模之大，机制与任务之繁琐，可以想见其管理与指挥统御之复杂艰巨。外有实际敌人与作战任务，内有...

大数据不是未来课题，当我们开始享受它所带来的众多好处，切不可麻痹在其中，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物联网技术日臻成熟与持续突破，有人估计10年内全世界各种连接到互联网的感应器可能多达1500亿个，这大串数据又交互产生更多内容和信息，超级电脑、人工智能的自我整合与演进将进一步产生多少信息量，以及其中所衍生的意涵，都将远远超过对一个700平方公里智慧国的想象。 　　全球科技精英近年越来越频繁针对科技迅猛发展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失控现象发出警告。其中包括广泛的产业转型、人类就业机会的缩减、社会伦理的新挑战、教育和医疗及法律问题等等。 　　当然也包括民主化课题。大数据科技让各种信息公开化，是“上帝已死”（尼采名言）的最新版本。很多人乐观地认为民众上网就可以查到各种官方信息和记录，对监督政府和政治人物有直接作用，也可以直接反映社会舆论。的确，民主国家社交媒体甚至被形容为“无政府状态”，虽然各种尖酸刻薄占多数，却也有深刻和理性的辩论，在这过程中出现不少意见极端化与对立现象，却没有人会轻率地认为应该终结这些发声的管道。 　　这一现象的另一面其实更引人担忧。大数据基地的建立几乎只有大型科技企业做得到，在欧美开放社会，这些企业掌握在私人企业家手中，官方要做的是及时制定合适的法律规范，让科技企业在法律范围内运行。科技企业以及行业内部近年自我规范的声音越来越多，由于不同企业间存在技术与商业竞争关系，社会上也有许多独立而自由的专业人士和发声管道，形成一种法律框架内的制衡与自然监督，因此具有可预测的社会伦理关系。 　　然而 在非民主国家，科技的长足进步却给人民带来更多隐忧。这一点在高科技界和西方舆论界有不少讨论。高科技公司如果可以轻易而隐秘地受到政治权力的介入和指挥，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虽未必在短时间造成巨大而广泛的破坏，长远却会对社会国家产生深邃的负面影响。 　　政治权力缺乏有效制衡或制衡不足的国家，执政者过去要打击异己，必须派人鬼鬼祟祟地跟踪，逮捕后还要神秘拘禁，屈打成招。遇到坚强不屈者，还要制造伪证或干脆炮制成“被死亡”。新科技的联网与便捷则省去这些麻烦，只要控制电信公司，通过手机或其他通讯设备，就能掌控个人大部分行为和社交关系，加上卫星定位和各种感应器，几乎无人可免于监控。 　　科技做得到这些，不意味科技公司就会这样做，实际上也不大可能有一家规模和制度相对完善的公司会...

特定历史符号都有其产生背景，甚至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如果否定过去时代的所有象征物，就可以为当下的人群树立正确价值观、道德感，让社会更加和谐团结，事情就太好办了。   　　一座雕像引发一场骚乱，也激起一场无止境的政治与历史思辨。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是弗吉尼亚大学城所在。当地市议会今年初表决通过要将市内公园矗立超过90年的李将军铜像移走，激起右翼民众反弹提起诉讼。在这过程中，舆论承接了特朗普竞选总统以来美国至上白人至上的情绪，左右翼论战激化“新纳粹主义”现身，终于在一场示威活动中，打着纳粹、三K党等种族主义标签的队伍招摇过街，与反种族主义的队伍短兵相接，而以车撞人群导致三死多伤告一段落。 　　标榜各种主张的游行示威在美国司空见惯，这次事件若非等同恐怖袭击的车撞人群，一般拳脚棍棒打斗或许不会引起太大关注，不但造成特朗普极度尴尬，也引发来自两党历任总统及五大将领同声谴责，就因为大家都知道种族主义的火苗不容煽惑。 　　李将军（Gen. Robert E. Lee）是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时期南军著名将领，在那场历时四年的内战中，工业化与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北方与农业化和仰赖蓄奴劳动的南方，长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反对蓄奴的林肯当选总统而表面化，触发蓄奴的南方七州脱离联邦，在观念与利益无法调和之下，终于引发影响深远的内战。李将军在南军失败之后回归家乡弗吉尼亚从事教育，深受南方人爱戴，留下诸多精神遗产。 　　南北战争在后来越来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几乎不可避免出现反差极大的评价，在民族主义右翼史观受推崇的年代，美国众议院1925年拨款重修他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内的故居，视他为坚持理念的国家英雄，但不少历史研究者也指出李将军并没有很强的蓄奴立场和白人至上分离主义意识。这样的人物不免随着时代和主流价值的转换而被贴上不同标签，或说被政治所利用。这次冲突的缘起便是当地市议会认为他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而构成当地主要人口的弗吉尼亚大学，有四成学生是非白人，因此“拆除铜像”似乎是个迎合潮流、政治正确的做法。 　　这并非近期“拆铜像”风波的第一回，纽奥良在2015年也拆了李将军铜像。民权运动的觉醒和随后少数族裔增加，让带着浓厚白人至上意味的历史象征物，面对越来越多责难与压力，却也同时诱发社会内部持续的矛盾。 　　“拆铜像”矛盾最耳熟能详的例子是邻近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