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當志業需要多少回報？

要克服虛榮、避免濫權、為踏實的理想服務，收入不是最好的保證。事實上，財富多寡和腐敗與否没有必然關係。韋伯要說的是：“總之一定要有某種信念，否則最偉大的政治成就，最終都不免歸於虚幻。”
如果金錢回報是今日或未来世代從政的主要考慮，那說明這一論述已經深入“精英”的人心。但把收入與才能對等的論述，與民間觀感搭不上，最終將造成官民之間剩下赤裸裸的交易。

忠犬八公。上野公園（作者攝）

　　针对公共事务的交流，在对课题做出衡量时必须采用正确而一致的标准，否则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让对话双方因为观念落差太大，出现沟通障碍。长期以来，针对部长薪水的课题始终无法在社会上取得共识，便是因为官民间认定的标准不同所致。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94年发布白皮书，为将部长和超级公务员的薪资与私人企业挂钩提出理据和标准。事实上，在白皮书通过之前，新加坡政府高官的薪资收入已经是亚洲数一数二。
　　为了合理化这一举措，行动党一开始就建立一套政治论述，在社会上取得相当多的认同与附和意见，说明这套论述不是没有道理。其实李光耀在更早之前已经多次谈到部长薪资不及私人企业所带来的影响。
　　这套论述简单明了，就是从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企业界加紧竞争顶尖人才，优秀学生多不愿投身公共服务领域，为了与企业界竞争人才，提高整体薪资水平以便接近企业界的待遇，便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
　　然而这套论述数十年来也一直面对不少质疑。质疑者的主要观点是新加坡政府高官薪资远远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领袖，要比较应该是政治领袖对政治领袖，而不是对私人企业高管。2012年另一份检讨薪资的白皮书发布，大幅降低总统到部长的薪资，算是对社会批评的一种回应。但高官薪资依然是世界最高。
　　社会批评始终无法平息的原因之一，是官方并没有完整面对几方面的质疑。
　　一、部长一目了然的显性待遇一如官方所陈述，要自己支付个人所有开支，没有其他福利。然而因职位而来的“机会”却是不可限量，甚至不是企业家可以轻易获得的，例如访问外国所享有的外交礼遇和接待层级，所能参观的特别场所和尊贵的对象，这些因政治职务而获取的机会，以及为此所累积的家族记忆，不是一般企业家所能享有，是从政者必须纳入考量的“成就收入”。
　　二、政治是价值理性的工作，一开始就不能用“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工具理性去衡量。价值理性的工作，其回报无从计算，但个人心理满足和历史记载对家族后代所带来的尊崇（当然也可能是恶名），是其他人无法享有甚至想象的。仅从私企职业类别与职位的市场价格去计算政治职务者的收入标准，再选取极高等级，通过政治与法律途径制定，这本质上与唯才是用，因表现而决定升迁与收入的价值观是有矛盾的。
　　三、包括新马一带和其他国家，都有数不尽的社会贤达、专业人士无私奉献，不计代价造福人群，他们未必都是发达以后才从事福利工作，为什么被社会授以大权的部长反而会计较财物上的利益得失？
　　百年前德国大思想家韦伯（Max Weber）曾经深入探讨官僚体系和权力结构以及投身其中的人员所应当具备的素质，他在1919年对德国大学生做过一场非常经典的演讲，讲题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
　　我不清楚新加坡公务员的训练有没有包含韦伯这一观念，但在我们的社会，关于精英的论述极少将社会奉献放在最高位置，其实很需要在学校就纳入韦伯这一篇章。
　　这篇演讲生动地描述政治工作的艰辛与代价之大，他将以政治作为职业的人分为两种：一是“为了”政治而活，这种人在心灵上把政治视为生命，他们明白自己的生命在政治这一专业中才能找到意义与价值。第二种人是“依赖”政治而活，跟依赖其他职业而活的人一样，这种人与“为了”政治而活的人的差别，主要就是经济收入。
　　韦伯重点强调以政治为职业的人，经常面对在道德伦理（坚定的信念）与责任伦理（运用权力为集体带来更好成果）之间，无法兼顾的落差。政治家必须真诚感受到自己对施政后果的责任。好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种特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如何在热情与冷静的判断力之间取得调和，韦伯认为唯一办法是养成保持距离的习惯，尤其要时时刻刻克服“虚荣”这个最大的敌人。
　　政治权力的诱惑非常巨大，韦伯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政治家会倾向于维护同伙或追随者的利益，而不是合乎公平与效益的理智决定。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从事政治者所享有的好处，政治权力也可以为家族和圈子带来财富与影响力的保障，而政治的危险，也正在于这种人际关系网络被滥用。
　　要克服虚荣、避免滥权、为踏实的理想服务，收入不是最好的保证，事实上，财富多寡和腐败与否没有必然关系。韦伯要说的是：“总之一定要有某种信念，否则最伟大的政治成就，最终都不免归于虚幻。”
　　政治职务“高薪”论述20年来对社会心理形成什么影响，其实值得探讨。在可预见的未来，行动党都将继续执政，如果计算薪资的标准不改，必定还继续成为社会话题，因为高级公务员和政务官早已是这个社会的富裕阶层，但他们所附带的责任与信念却鲜少被凸显。
　　如果金钱回报是今日或未来世代从政的主要考虑（因为比99%国人的收入更高他都不肯做），那说明这一论述已经深入“精英”的人心。但把收入与才能对等的论述，与民间观感搭不上，最终将造成官民之间剩下赤裸裸的交易：你拿那么多钱和权，当然要交出第一流的成绩，不能要求民间任何体谅与感谢。企业界正是这样的思维啊。
　　这，难道不是执政者乃至全社会的警讯？
（2018年8月19日刊于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