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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心目中或許充分肯定民主價值，但在武林時代，當然 再勉强也不能塞進一個“人人可以做皇帝”的觀念。 倒是對個人自由與幸福的追求， 他寫出了諸多笑傲江湖的範例供讀者 各取所需。 　　金庸去世触发中文世界全方位的热议，从他的小说、办报事业、 政治言行到家庭情感。作为誉满天下数十年的畅销作家， 并且因为活得久，做的事情多，这样的反应完全在意料 之 中。 　　金庸小说开创武 侠 文学的空前高度，不仅在于故事结构、情节铺陈、 大 量经典人物的塑造、文字技巧等等文学造诣， 更得力于家学渊源的深厚，本身学贯中西，又从事新闻事业， 天天接触世界 大 事，长年经受思辨上的磨炼， 许多观念因而融入故事 之 中，赋予小说丰富的生命力与时代感。 插图：卢芳楷 　　在风云际会的年代，金庸小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其政治意识的变迁， 其中又以国族观念的演变值得一提。 　　按发表时序来观察，在1955年开始写的第一部小说《 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与红花会威逼利诱乾隆的， 便是做个汉人皇帝的开国 之 君，把已经统治百年的满人赶出关外。 为了恢复汉人江山，陈家洛甚至抛弃两情相悦的香香公主。 紧接着在1957年和1959年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 侠 侣》 中，汉人英雄郭靖率领百姓协助朝廷抗击金国和蒙古两 大 强敌， 也正是在这时候，金庸借着郭靖对杨过的教诲， 提出他后来备受引述的“武 侠 ”定义：“ 侠 之 大 者 ，为国为民”。 哪怕当时 大 宋朝廷已经明显腐败， 并不影响郭靖和江湖英雄们的效忠对象， 其间夷夏 之 分的国族观念一清二楚。 插图：卢芳楷 　　“ 侠 ”最早在崇尚执政秩序的法家韩非子眼中是负面的，他在《 五蠹》一文提出“儒以文乱法， 侠 以武犯禁” 之 说， 批判当时的儒与 侠 两种人专门搞破坏。然而到了汉代， 司马迁却别具慧眼，对社会上这类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史记》 中特辟《游 侠 列传》记载这些人的故事。 　　在金庸笔下，当时已然是豪 侠 的郭靖勉励杨过： 行 侠 仗义、 济人困厄只不过是 侠 之 小 者 ，而江湖人称他一声“郭 大 侠 ”， 乃是敬重他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至此， 金庸对武 侠 的精神赋予了深沉的意义与灵魂。但“为国为民” 也仍是坚守汉人与异族的分界。 　　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明教的使命则是夺...

如果立法者因此認爲立法提供法律依據就可以便宜行事，進入私人家門解決各種問題，那是很嚴重的誤解。 一旦任由法律乃至政治權力侵門踏户，對個人最後權利做終極的剝削，所謂尊嚴，所謂自由的普世價值，在執法者撬開門把或者踏進門檻那一刻就會被撕裂，它衝擊的不是一門一家，而是一個社會理當維護的個人尊嚴被瓦解的問題。 　　良好的法律是社会运行良好的基础，人人遵从法律是民主社会有效运作的最低要求。越是结构复杂的社会，法律的规范越是不容易一体适用，然则为了管治需要，法律的制定难免越来越多。 不过对一个成熟国家来说，社会行为的规范除了遵从法律，更应该仰赖的是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社会有助于培养公民责任感和公德意识，对于社会乃至国家的凝聚力和稳定不可或缺。公民社会疲弱不振的国家，政府的强大和法律的琐细，并不能保障整体社会的健康和永续发展，因为政府的管制与法律的强制作用，都只是外在的约束，人们对社会 与社群互动之间 的道德意识需要由个人内在建立，强制性的公权力很可能适得其反。 近日，有议员在国会要求立法禁止或者管制在住宅内吸烟，甚至惩罚在自家吸烟的人。环境及水源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在回答时指出，住家是私人空间，不是每个人都支持在管制吸烟问题时，介入私人空间。如果要把禁烟令扩大到住家，将造成人们面对在家中接受调查与执法的局面，她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使用如此侵入性质的管制方式来解决邻里问题，可能因此对社区和谐与自主权造成更不利的影响。” 不得不说这是成熟正确而慎重的态度。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法律多如牛毛可能造成人民动辄得咎的情况，美国是出名的法律繁杂，因而犯人比例也特别高。另一个问题是执行上能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如果法律制定的结果让一些人动辄得咎，另一些人因为住家条件甚至社会地位等情况，相对难以执法，这样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当然不应该订立。 国家治理很多时候必须伴随哲学的思维和视角，现代社会趋向复杂化，很多问题的治理不但要适应传统社会文化，更要有应对新世代需求的思维，如果都要靠制定惩罚条例规范各种情况，一定会面对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经不起人们的追问。领袖看待问题能具备哲学高度，才能在宏观上把握社会价值，理解应该怎么处理社会现象，化解矛盾。 民主社会的最高价值之一，是对个人空间的留白与尊重。 古代皇权覆盖有限，还有归隐空间，现代借由科技操控，个人面对国...

要克服虛榮、避免濫權、為踏實的理想服務，收入不是最好的保證。事實上 ，財富多寡和腐敗與否没有必然關係。韋伯要說的是：“總之 一定要有某種信念，否則最偉大的政治成就，最終 都不免歸於虚幻。” 如果金錢回報是今日或未来世代從政的主要考慮 ，那說明這一論述已經深入“精英” 的人心。但把收入與才能對等的論述，與民間觀感搭不上，最終將 造成官民之間剩下赤裸裸的交易 。 忠犬八公。上野公園（作者攝） 　　针对公共事务的交流， 在对课题做出衡量时必须采用正确而一致的标准， 否则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让对话双方因为观念落差太大， 出现沟通障碍。长期以来， 针对部长薪水的课题始终无法在社会上取得共识， 便是因为官民间认定的标准不同所致。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94年发布白皮书， 为将部长和超级公务员的薪资与私人企业挂钩提出理据和标准。 事实上，在白皮书通过之前， 新加坡政府高官的薪资收入已经是亚洲数一数二。 　　为了合理化这一举措，行动党一开始就建立一套政治论述， 在社会上取得相当多的认同与附和意见， 说明这套论述不是没有道理。 其实李光耀在更早之前已经多次谈到部长薪资不及私人企业所带来的 影响。 　　这套论述简单明了，就是从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 企业界加紧竞争顶尖人才，优秀学生多不愿投身公共服务领域， 为了与企业界竞争人才，提高整体薪资水平以便接近企业界的待遇， 便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 　　然而这套论述数十年来也一直面对不少质疑。 质疑者的主要观点是新加坡政府高官薪资远远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 治领袖，要比较应该是政治领袖对政治领袖， 而不是对私人企业高管。2012年另一份检讨薪资的白皮书发布， 大幅降低总统到部长的薪资，算是对社会批评的一种回应。 但高官薪资依然是世界最高。 　　 社会批评始终无法平息的原因之一， 是官方并没有完整面对几方面的质疑。 　　 一、部长一目了然的显性待遇一如官方所陈述， 要自己支付个人所有开支，没有其他福利。然而因职位而来的“ 机会”却是不可限量 ，甚至不是企业家可以轻易获得的， 例如访问外国所享有的外交礼遇和接待层级， 所能参观的特别场所和尊贵的对象，这些因政治职务而获取的机会， 以及为此所累积的家族记忆，不是一般企业家所能享有， 是从政者必须纳入考量的“成就收入”。 　　 二、 政治是价值理性的工作，一开始就不能用...

金正恩在考虑自己的路线方面，有不小风险， 主要是身边太少对国际经济和国内条件能深刻综合理解的人。 当年中国是靠邓小平自己全世界到处看， 又借着李光耀等国际领袖的眼睛，才累积出一定心得。 一个五穷六绝的国家要转变为气息源源不断的经济体， 是极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年轻的金正恩靠着妹妹等极少数亲信， 如何广纳人才，分析判断各种信息与意见， 做出对自己国家最有利的决定，比造核弹更难。 　　金正恩与特朗普来新加坡会面之前， 我开始注意到面簿（FB）有个朝鲜官方网页（Northkorea_ officialpage）， 起初不免怀疑这是有人恶搞或者亲朝鲜的人开设的页面， 就像习近平也有好几个面簿页面一样难辨真假。 不过朝鲜这个的官方成分显然颇高，因为在金正恩来新加坡那几天（2018年6月10日至12日）， 它都及时发布最高领导的消息，同时刊登许多外界无法取得的照片。 　　这个英文网页近期接连发布金正恩走访国内各地视察的消息， 考察领域包括农田、假日营、建设中的旅馆、书包工厂、造船厂、 机械厂、食品工厂、建筑工地和体育场等等。 　　网页图文并茂，在英文第二语文的描述里，尽可能生动地传达“ 伟大领袖”对各个行业和民众的关切与指示， 以及对诸如浴缸和温泉太肮脏、旅馆建筑工程滞后拖沓、 书包背带的海绵垫不够厚、 纸张生产素质低下不足以供应学校课本印刷等等细节的认真， 并为此叱骂官员。 　　朝鲜没有公开自己的经济状况， 但韩国长期研究和评估朝鲜的方方面面， 韩国央行几天前发布报告指出， 朝鲜经济去年出现20年来最严峻的萎缩，跌到负3.5%， 主要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出口锐减，加上国内遇到大旱灾。 韩国评估朝鲜国民年收入只有韩国的4.4%，大约1758新元（或1300美元）。 　　经济形势的严峻乃至饿殍遍地对金正恩的爷爷和爸爸来说， 应该不是稀奇的事，但他们也代表百姓坚强地挺了过去。 这是极权政治统治者的特色。然而金正恩今年初还在测试洲际导弹， 随后忽然180度大转向， 与美国修好甚至经由新加坡登上国际舞台，却代表了更深刻的变化， 值得国际社会以不同的眼光细细审视。 　　很多关注者分析， 朝鲜官方近期接二连三发布金正恩视察各种经济相关的设施， 透过他英姿焕发、谈笑风生或严肃关切的表情和身影， 所要传达给外界的是朝鲜确实准备迈开大步，开展经济建设。 　　 官方一改共产国家家丑不外扬...

在零工經濟時代如何强化社會對弱勢者的保障？ 如何避免科技帶來的快速盈利機制讓少數人獲取暴利卻規避社會責任 ？如何避免短期雇傭合同成為壓榨勞工、為老闆擠壓利潤的工具？企業 在開創新經濟業務時，必須伴隨對社會大眾的教育投資； 政府在監管之餘有没有及時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 能不能建立機制避免企業犧牲打工仔與消費者的利益？這些 都是必須進一步更新的政策思維和對企業家的要求。 京都。腳踏車（作者攝） 　　“单车失窃记”是本周最直接令人联想到的题目。 　　这词有两个来源。二战后不久的一部意大利电影Ladri di biciclette中文译名就是“单车失窃记”， 讲述百废待兴的罗马社会失业严重， 一对父子好不容易找到贴海报的工作，代步的单车（脚踏车） 却被偷了，为了生活不得已去偷别人的脚踏车，却被逮个正着。 　　另一个来源是台湾作家吴明益201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 讲述主人翁寻找失踪20年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幸福牌脚踏车的曲折过 程，小说英译本在今年3月入围英国布克奖， 是台湾第一个入围这个国际奖项的作家和作品。 　　脚踏车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也是许多文艺创作中关键的配角。然而这一两年来， 它却与科技挂钩，成为庞大产业的核心，而过去这一周， 本地竟然也发生“类似”的故事，只不过单车变成单车企业的老板， 失窃变成了失踪。 数以万计的oBike会员急着寻找单车企业的主人要回押金， 故事没有前面的电影和文学伤感， 却有着这个新科技时代浓浓的荒谬感。 　　共享脚踏车的概念并不新鲜，巴黎在2007年已经开始， 杭州在2008年出现，台北在2009年也有了。从资料上来看， 本世纪开始不久就已经在很多国家的都会区试行。 原初的概念是借由脚踏车这一无污染的交通工具，结合大众运输， 解决城市人短距离的交通问题，希望鼓励城市人放弃汽车， 改善城市环境。 　　然而近两三年在创业概念四处喷发的中国， 却被包装成可以快速累积财富的企业， 原因就在脚踏车使用的需求量超大，经营者只要每人收取小额押金， 就可迅速获利。 因此2016年忽然冒出大量共享脚踏车公司要分一杯羹， 最多的时候市场大约有30家企业在竞争。于是没多久， 新闻媒体就出现堆积如山的脚踏车乱葬岗的画面。 那些靠着相对简单的手机应用科技经营的脚踏车企业， 在取得市场一窝蜂资金投放过后没多久， 难以为继者纷纷宣布退出市场， 但...

政治上很多课题确实因国家、地域、社会和文化而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不相适用，但人类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这是检验政治人物最好的标准。   　　风暴从西南边刮起，瞬间席卷全球目光。薄熙来曾是全球瞩目的中国政治明星，红色家世背景、讨好的外貌，一度被某些人比作大陆此岸的马英九。 　　然而巨星陨落真是突如其来的吗？ 　　几年来"唱红打黑"掀起的声势令人侧目，直到风暴暂时止息的今天，所谓左右派系或者路线、意识形态的争论还在继续，至少说明几个问题。 　　政治人物在做人行事上，不能不注意历史潮流。历史潮流并不虚幻，而是实实在在的，能不能从民众切实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便是历史潮流，因为与民众实在利益相反的作为，终究会招来逆反。 　　对旁观者或处身其间的人来说，政治纷扰往往令人困惑，因为一方或多方的言行常常都能理据十足。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演说家可以让人听出耳油甚至泪流满面，在宣传机器全面启动的环境下，黑白转换一点都不困难。那么掌握过往的历史轨迹就非常重要。 　　资深政治人物都有轨迹可寻。在自由民主社会，过往的历史会成为媒体挖掘、政敌和民众质疑的依据，也可能是支持者力挺的理由。公开与透明因此是绝对必要的政治逻辑，因为不这样无法让人知道这人好不好；即便他有瑕疵，但能不能胜任公职，选民自己负责。 　　没有选举也不透明不但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反而是一种麻烦。不仅政坛人士麻烦，民众也麻烦。大小政治人物往往不能从密室操作的政治上找到最适当的遵循路线，为民服务也可能是大错；民间、媒体和知识界在非常时期也容易迷失方向。 　　想到在言论自由的大时代如上世纪初叶到中叶，面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滚滚大潮，有学问的人也会作出错误的抉择，就知道政治有时候很像丛林。 　　但一些基本原则还是可以帮助人们走出丛林，避免做小兔子。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体尊严的尊重，是最大的成就之一。现代社会许多法律和政治议题，甚至社会、文化、环保论述，最终都可以找到通向肯定个体的道路。这已经无关西方东方或任何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而是人类文明的进展指标。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在行事作风上有悖于此，甚至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基本上就应该受到质疑。 　　政治家爱找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道德的理由侵犯个人权利，因为这对工作或政治意图的完成是最容易的，也能满足凌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