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之大者須與時並進

金庸心目中或許充分肯定民主價值，但在武林時代，當然再勉强也不能塞進一個“人人可以做皇帝”的觀念。倒是對個人自由與幸福的追求，他寫出了諸多笑傲江湖的範例供讀者各取所需。

　　金庸去世触发中文世界全方位的热议，从他的小说、办报事业、政治言行到家庭情感。作为誉满天下数十年的畅销作家，并且因为活得久，做的事情多，这样的反应完全在意料之中。

　　金庸小说开创武侠文学的空前高度，不仅在于故事结构、情节铺陈、大量经典人物的塑造、文字技巧等等文学造诣，更得力于家学渊源的深厚，本身学贯中西，又从事新闻事业，天天接触世界大事，长年经受思辨上的磨炼，许多观念因而融入故事之中，赋予小说丰富的生命力与时代感。

插图：卢芳楷

　　在风云际会的年代，金庸小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其政治意识的变迁，其中又以国族观念的演变值得一提。

　　按发表时序来观察，在1955年开始写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与红花会威逼利诱乾隆的，便是做个汉人皇帝的开国之君，把已经统治百年的满人赶出关外。为了恢复汉人江山，陈家洛甚至抛弃两情相悦的香香公主。紧接着在1957年和1959年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汉人英雄郭靖率领百姓协助朝廷抗击金国和蒙古两大强敌，也正是在这时候，金庸借着郭靖对杨过的教诲，提出他后来备受引述的“武侠”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哪怕当时大宋朝廷已经明显腐败，并不影响郭靖和江湖英雄们的效忠对象，其间夷夏之分的国族观念一清二楚。

插图：卢芳楷

　　“侠”最早在崇尚执政秩序的法家韩非子眼中是负面的，他在《五蠹》一文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说，批判当时的儒与侠两种人专门搞破坏。然而到了汉代，司马迁却别具慧眼，对社会上这类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史记》中特辟《游侠列传》记载这些人的故事。

　　在金庸笔下，当时已然是豪侠的郭靖勉励杨过：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只不过是侠之小者，而江湖人称他一声“郭大侠”，乃是敬重他为国为民、奋不顾身。至此，金庸对武侠的精神赋予了深沉的意义与灵魂。但“为国为民”也仍是坚守汉人与异族的分界。

　　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明教的使命则是夺取武穆遗书兵法，驱逐元朝的蒙古鞑子，“还我河山，直捣黄龙”，“克成大汉子孙中兴的大业”（旧版110回）

　　到1963年开始创作的《天龙八部》，契丹人萧峰已经在汉胡两个民族之间产生身份认同的焦虑与痛苦，由于民族间的征战与恩仇纠结，身份认同问题无从化解，为了报答养育自己的大宋，在要挟辽国皇帝耶律洪基许诺不再侵犯大宋之后，萧峰自感“身为契丹的大罪人，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旧版140回），唯一出路是自尽。

　　然而书中没有身份认同危机的慕容博父子，费尽心思匡复燕国大业，却因为时移世易，无力回天，父亲只能遁入空门，儿子慕容复则因心有不甘而以失心疯告终。可见在这时候，民族大义问题在金庸心中已经发生转变，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

插图：卢芳楷

　　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写于1969年，当其时金庸已经受到波及香港的文化大革命红潮冲击，被左报列为主要汉奸之一，这或许进一步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也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民族主义的观念已经出现明显变化。

　　最经典的莫如康熙在知道韦小宝拒绝天地会属下请求他刺杀皇帝的事后，对韦小宝说的这番话：“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旧版145回）

　　此外，《鹿鼎记》在描述降清的施琅与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对话中，更是意有所指。陈近南说：“咱们受国姓爷（郑成功）大恩，纵然受了冤屈，又有什么法子？”施琅回道：“难道要我学岳飞含冤而死？”陈近南斥责他降清是“去做猪狗不如的汉奸”，施琅驳斥说自己父母妻儿都被国姓爷杀得一个不剩，就算陈近南取了他性命，“只怕是国姓爷没脸见我，不是我没脸见他。”

　　金庸在30出头到40几岁创作武侠小说，正是思维趋向成熟的年龄，小说里的家国观念逐渐抛开中国传统文学狭隘的忠君思想，转向以统治者爱民与否、残暴与否，还有治理效能为依据的“效忠”观念。国族也不再是个人献身与否的主要依据。

　　在2002年附录在《碧血剑》的长文《袁崇焕评传》中，金庸进一步申论这一观念：袁崇焕班师回北京解救崇祯皇帝，崇祯却对他猜忌，不许兵马进城，金庸直言这是儒家所说“君之视臣如土芥”，臣大可视君如寇仇，不必为他卖命了。

　　虽然八九十年代在香港与大陆的政坛一些事迹受到部分港人严厉批判，然而金庸到最后始终肯定自己在港英制度中所处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环境。《袁崇焕评传》指出“专制政治制度对国家、人民、社会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现得最明显”，而“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观念其实有浓厚中国文化根源，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到“达则兼善天下”皆是，但其中也隐含陈腐的忠君思想，只是一般人不去追问社会失能的根源罢了。

　　金庸后期的演变走出这一框框，与时并进，提出以社会大众利益为依归的政治评价，但与孟子“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还是有些距离。他心目中或许充分肯定民主价值，但在武林时代，当然再勉强也不能塞进一个“人人可以做皇帝”的观念。倒是对个人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他写出了诸多笑傲江湖的范例供读者各取所需。只不过，那是一个江湖辽阔、“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权力有限的遥远时代。今非昔比。（2018年11月11日刊于联合早报）

插图：卢芳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