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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人寫的，歷史資料則受限於時間與客觀環境的保存完整與否，大時代 的重點人物要如何評價，當然可以有最低標準， 而從百姓視角出發應該是重點之一， 但也絕不能只用一個標準作為唯一標籤。 　　70年前的6月25日凌晨， 来自北方的T34坦克阵在夏夜星空下大举碾压过北纬38度， 三天就攻陷当时的大韩民国首都汉城。 　　首尔市为纪念韩战的战争纪念馆记述的历史指出， 联合国在二战后提议在1948年1月举行全朝鲜半岛的民主选举以 便选出统一的政府，但苏联拒绝让联合国临时委员会进入北方， 南方则在5月10日举行大选，成立大韩民国政府。 　　 紧接着， 苏联在北方支持金日成成立朝鲜政权。 北方人民也在投票过程中选出了金日成政府，他们没想到， 一生中唯一投的票就让金家为朝鲜“服务”了三代人。 　　金日成掌权后要求斯大林支持他南侵， 斯大林本不愿跟美军正面冲突，但看到苏联原子弹发展有了进展， 中共在内战中又旋风般取得政权，就让金日成去问毛泽东。“ 金毛会”在1950年5月13日， 毛泽东为表示感谢金氏在中国内战期间的支持， 也希望未来继续获得苏联的援助，答应一旦美军参战，中国就出兵， 但随即就遣送一支6万人的朝鲜中国人部队回北方。 由于作战经验丰富，这支部队成为金日成南侵主力之一。 南方部队在少数美军支持下节节败退， 最终只能坚守住东南角的釜山地区， 直到麦克阿瑟将军筹划仁川登陆战，才扭转局势。 　　朝鲜半岛在多方势力与意识形态的争夺战中，爆发冷战第一炮， 这中间，除了有两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大论述之外， 大量小人物的故事并不为外界（特别是外国人）所知，新一期《 亚洲周刊》 报道第一任韩国总统李承晚政府为了肃清可疑的共党分子， 大量屠杀平民，后来统计显示死者从数万到20万不等， 包括美军也杀了不少无辜百姓。 　　 这些大时代的冤魂在几十年后民主化的韩国终于获得昭雪或赔偿的机 会，还有生还的亲人得以祭告，韩国从金大中、 卢武铉到文在寅几个总统都积极对待真相调查、平反和赔偿等工作， 也是对本国历史负责的态度。然而在不远的北方， 70年来除了王朝霸业，平民只是舞台背景，更遑论白头山下、 鸭绿江边，22万平方公里地，多少冤屈不得人知， 亡魂只能随凛冽空气流散无影。 　　那是一个最热也最冷的大时代，紧接二战之后的世界，很多地方、 国家此起彼落的战斗、争取独立的抗争继续着， 在大战小战中活下来的年轻人...

華盛頓認定北京帶著曲線爭霸的思維，北京對華盛頓取而代之心態的堅定，最終可能導致特朗普所說的“全面脫鉤”應驗。   　　中美两强的对峙，已经从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取得对美国更有利的贸易关系，快速演变成全方位的抗衡局面。事实上，2018年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已经是 正式对北京发起全面战斗的檄文 。 　　他在40分钟的讲话中，历数美中近代关系的发展史，清晰地以中共称呼中国政府，刻意区分政权与中国和中国人。他从追溯美中两国在二战期间，如何历经艰辛，携手打败军国主义，共同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进而指出在中国政权易手、韩战等波折，1972年华盛顿与北京建交后，美国和西方世界如何帮助中国共产党政府，走出共产主义阵营的困境，在各领域栽培大量中国学生和企业家，持续大量投资中国。苏联阵营崩溃后，美国政府假设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化，于是在21世纪初进一步对中国开放市场和各个领域，加大投资中国，并引领北京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彭斯说，历届美国政府看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蓬勃发展，都假设中国在经济自由化、财产私有化等一连串改变后，政治民主化会是终极之路；然而事与愿违。他历数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几年如何违反自由贸易规则，却从与各国的自由贸易中壮大自己，尤其长期从美国取得大量贸易盈余和先进科技，包括要求美国企业交出科技专利、盗窃美国技术，终于反过来要取代美国的世界领袖角色，在军事上将美国驱赶出太平洋西岸。 　　这篇演讲稿背后所揭示的，其实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就已经对北京蓄势待发的“作战计划”。特朗普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就一改奥巴马时代两党经常僵持不下的政治局面，迅速凝聚朝野共识，在经贸、科技、法律、外交、金融、军事等领域展开对北京的出击。如今显而易见，关税战只是枝节，不管贸易平衡与否，让越来越摆明挑战美国、高调在全世界扩张势力的北京做出深刻改变，才是华盛顿的项庄之意。 　　因此，冠病疫情让特朗普经营三四年有成的经济打回原形，危及选战，或许就是美中关系崩裂的引爆点。 　　北京近年在大方向上抛弃韬光养晦的大智慧，无论对内对外，包括对港台，持续展现各种战狼姿态，惊动很多国家的政治和企业领袖，却正合美国鹰派之意，在短时间内出现国际舆论转向的现象。这场冠病大浩劫更提醒全世界，要反思中国政府的作为与美国政府的指控。 　　美中对峙会演变到什么程度？即便民主党的拜登能...

失靈的民主制度最大危機是逆流走向極端主義，民眾在誤判中導致自身權利喪失的結果，但是要改革民主制度，人民不能置身事外。 　　美国总统初选如火如荼在进行，皮尤研究中心不久前做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57%的美国成年受访者评价美国当前经济为“卓越”或“良好”，另外三分之一感觉“一般”。 　　虽然民调难免来自受访者政党倾向的影响，但整体上仍有44%受访者认为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让经济形势变好了，只有29%说变差了。无论如何，特朗普个人形象虽然从上任至今一直受到批评，但或许不能否认的是他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改变，让相当多的民众有感。 　　经济层面很可能帮助特朗普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蝉联，但同样最近皮尤的调查也显示，只有15%的成年美国人喜欢他当总统的行为表现，53%不喜欢。政治和经济虽是两回事，但在现实上往往难分难解。特朗普如果很快就被看好蝉联，那一定是民主党胜出的候选人问题更多。 杭州六和塔方腊像——造反者（作者摄） 　　因此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跟经济互为唇齿，脱不了关系，这是自古以来政治人物所必备的基本功课。人们生活有没有实质改善提升，是政治人物和政党最直接的成绩单。 　　皮尤在2018年第四季的另一份国际调查也印证这一点。在跨越北美、欧洲、东亚、西亚、非洲和南美的27个民选政府国家的调查中，对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满意的中位数是51%。其中，美国人的不满意度是58%，北欧国家人民满意的多，英、法人民都不满意，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这些南欧国家的不满意度更是高达七八成。 　　南欧国家的不满意已持续一段长时间，几乎跟经济长期无法振作，民众看不到前景脱不了关系。不满意度在2017年跟2018年之间较大幅度上升的六个国家中，几乎都是因为人民对经济表现的不满意。比较例外的是韩国和法国，在那两年之间对民主政治的不满意度大幅下降，韩国的原因是前总统朴槿惠在这期间被重判24年监禁，法国则可能是年轻的马克龙高票当选总统。比较独特的是美国，不满意民主政治的人增加了七个百分点达58%，但多数人认为经济是进步的。 　　皮尤调查最有意思的是顺着民众对民主政治的不满意度去设计问题，再问下去：那是否不排斥非民主的制度选项呢？ 在同一群受访者中，对民主制度较不满意的，较倾向不支持代议民主，而支持另类的治理选项，例如专家治理（而非民选官员）、强人治理（不受议会或司法干预）甚至军事（军人）治...

這一波疫情的失控，跟17年前的沙斯極為相似，許多輿論認為是因為中國政府隱瞞和耽誤的結果。今天中國國力已經超過當年太多，但在治理觀念與政治和行政機制方面，應該給鄰國和世界帶來更多信心。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愈演愈烈，祸及全球。眼下固然是抢救生命、避免扩散的关键时刻，但至今已公开的现象却让人不得不检视几个方面，作为中途的反思，期许有助于抗疫之举。 　　很多论述和证据都把这次疫情的源头归咎于野生动物，和2003年的沙斯疫情一样，食用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被认为是导致动物身上的病毒转移到人类身上寄生并传播开来的祸源。 　　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配合”疫情的扩散，很多吃野味的影片也传开来，让人瞠目结舌，看所谓“吃货”如何吃煮熟的蝙蝠、活的蝙蝠，如何生吃各种很少作为食物的海产。 　　中国网站最近盛传一篇据说是退役将领刘亚洲多年前在一次军方宴席上的即兴讲话，因为席上有一道龙虾刺身，活着的龙虾被生剥去壳，身上的肉被削开一片片，龙须颤动，眼珠子还在滴溜溜地转。文章说主人再三劝食，刘亚洲始终没有举箸，最后还忍不住讲了长篇大论，因为席上有人偷偷录音，讲话才得以化成文字整理出来。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5883674854/15eb1c0e601900poht） 　　且不论真假，这篇“刘亚洲谈话”的重点有二：一是劝诫中国人注意不要过度消耗资源，二是抛弃残忍毒辣的传统烹饪法和食用法。他举自己在各地看过的所谓名菜为例，像苏州的“松鼠桂鱼”、广东的“三叫”吞幼鼠、河北的“生离死别”，全都是让动物忍受极大的恐惧和痛楚再生生被吃掉。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残忍的一面，“这其中折射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阴暗的、残忍的心理”。 　　他说：“动物是人类的伙伴，地球的主人，再残忍地吃，我们民族是要遭天谴的。动物也会报复。” 　　中国物产丰博，固然人口也多，但早已衣食无忧，如果政治清明，能发挥分配正义，完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所有人口的饱暖问题。但丰衣足食之余，应当发挥更高的文明素养，让烹饪法免除动物不必要的痛苦，同时戒除种种食用野味的陋习，特别是骇人听闻的野生动物，例如很多研究者指出带有多种病毒的蝙蝠。 　　民族性的改变并不容易，但如果民族与文化的承载者不愿正视自己与文明的心理距离，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裕，为了彰显富裕而饮食毫无节制，终将带来...

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必定不能拋棄個別族群文化的多樣性，而個別族群的文化，必定包含語文、歷史和宗教。一個 多元社會，單靠語言文字其實不足以形成認同上重要的基礎。 首尔街头。（作者摄） 　　总结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的2019年，所展现寻找国家认同感的意愿非常浓烈，把历史上推至700年前，除了是扩大和深化国族源起的元素，也有助于一个新兴国家的不同族群和世代，思考彼此的差异与共同点。 　　近代很多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由于组成结构复杂，无论族群、宗教、文化甚至领土，都难免出现安德森所指“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处境，那么在政治上要凝聚共识，达到共同承担国家发展责任的目的，就不免要透过政策工具，形塑共同的国家意识。 　　这种形塑是极其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工程。在历史上，满洲人要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从外观上强制同一化，服饰与外观的改变属于文化的改变，文化的改变是心理改变的重要步骤，终极目的便是认同。清末国势日衰，民间反过来兴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声音，知识分子相信“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中国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剪掉辫子，他们甚至相信中国比西洋国家积弱，跟方块字有关，因此有必要废除方块字改用拼音文字。以强权介入达到国家认同目的，当然是一种方式，不过对建立和认同多元与包容的民主社会不会有帮助。 　　历史悠久的国家往往透过漫长过程形成民族认同感，这其中有数不清的正面和负面历史事件、人物，甚至内部族群的斗争，经过时间淬炼与沉淀，这些元素都在建构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化为共同记忆与历史内涵的一部分。 　　因此， 公民对国家或国族的认同，不会单纯只依靠光荣、伟大的事物，而是多面向、多层次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虽复杂，但它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意识却对公民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由于承载了共同的历史经历，国族身份才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因此所谓国族身份认同问题，自然形成是最好的途径，国族内部可能需要经由互相争执、否定、反省与和解等过程，达成许多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 强权威慑形成的共同体，近代最大例子就是苏联，在威权松垮后立刻分崩离析。 　　形成国族身份认同既是漫长复杂的过程，就不可能只由单一或少数因素代表。 　　简单来说， 国族身份认同的形成要素至少应有几方面：一、共同价值观。 价值观的形成复杂， 制度、 家庭、教育、宗教以及人性，都有影响，多元族群与...

要求改革資本主義的聲音，過去普遍被視為左翼思維，然而如今越來越多西方主流輿論正視這一召喚，已經使人類不得不認真看待“洗牌”或者“改寫遊戲規則”這件事。 　　在法国遍地开花的罢工和示威浪潮近日成为全球焦点，不仅因为全国几乎九成铁路运输中断、六七成的中小学教师罢工，甚至数目可观的医护人员也参与其中，新闻照片可以看到大队救护车集体停放在巴黎的大街上堵塞道路。报道指出，在私人企业也有高比例的炼油工人参与罢工，以工人为主的罢工行动也受到学生支持，民调显示支持罢工行动的民意高达六七成。 　　在这项肇因于不满总统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被视为削减）计划的抗争中，许多民众相信马克龙如果得逞，未来将进一步剥削和挤压工薪阶级。 　　在政府与工会关系长期紧张与互不信任的法国，资本主义一直在压制与反压制之间轮回，“黄背心运动”和这一次的抗争，无论导火线是提高燃料税还是削减养老金，都被视为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对左翼来说，劳动阶级这次大规模行动，突破一些传统工会领袖与马克龙政府妥协的可能，不愿像过去那样被安抚然后过一段时间再继续被挤压，并且吸取黄背心的经验，决定统一各种不同目标，一次过制造瘫痪效果，迫使被视为“亲富”的马克龙政府下台。事件与过去多年出现的罢工行动有本质不同，甚至被左翼人士视为针对资本主义的当代法国大革命。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两年前宣布投入政治以来，不仅没有因为缺乏政治背景而快速被淘汰，反而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关注。这名44岁的华裔科技企业家，以政治素人身份打破民主党众多政坛老将的垄断，在参选人中站稳一席之地。 　　更受瞩目的是他的主要政见：对每一个18岁以上成年美国公民无条件提供每月1000美元“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这项红利将取代部分国民正在领取的一些福利金。他相信这一红利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其资金来源则包括加征增值税以及科技企业的税收－－很多大型科技企业缴付的税相对偏低。他说自己“做了一番加减乘除”，这项政策在政治上非左派非右派，而是向前派。这一相对独特的背景和立场，吸引了很多互联网世代和政治中立的粉丝。 　　这个政见当然不是毫无来由的哗众取宠，而是伴随他的经济观点，就是应对即将席卷而来的机器人科技浪潮所能预见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他的竞选获得许多大型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家...

突如其來的禁令，嚴格來講，是對新時代的一種挫敗。儘管 政府不斷談論新時代新科技，但“電板車之禁”顯示的是新時代新科技與社會融合遠非想像中那麼容易。 　　个人代步工具成为社会话题持续超过一年，近日随着一夜之间的“禁令”而达到最高潮，网络上涌现大量民众满意喝彩的反应，却也同时刺激出因生计被中断或生活被打乱的不满声音。 　　 连日来，受影响民众集体到各区的议员接见选民场合“上访”，在以宁静与驯良见称的岛国，显示这已经不是小事。政府在星期五晚间迅速提出解决方案，补助最多千元给愿意转用电动脚踏车或助行车的送餐员，以及最多600元给转用脚踏车的送餐员。只要是三大送餐公司的雇员，并将电板车上交处置，就可申请补助。 　　从网络与社交媒体长时间针对这课题出现的大量评论与反应来看，舆论大多主张禁止是事实。然而 仔细梳理网络言论，会发现网民充斥情绪语言，特别是在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后，民众印象逐渐固化成“交通工具本身”就是问题。 　　然而根据笔者理解，很多出事的电板车都经过改装，无论是电池或机械，如果这是事实，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改装达不到安全标准。 改装如果是违法的，为什么不在更早前取缔？机械与电池为何不在一开始就设定安全标准？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说起来好像马后炮，但早早处理应该可以杜绝不负责任的使用行为，有助于防止问题的恶化。 　　梳理网络舆论，不难发现一些不错的建议，例如针对速度——这是肇事最主要原因，有网民建议，强制所有电板车在一定期限内由指定厂商更改最高时速，例如限制在15公里；开不快，也可以大大降低伤害程度，对纯粹要飚速的年轻人也有抑制作用，甚至打消部分人买来好玩的念头。如果技术上可行，这不失为不错的主意。 　　 根据本地国情提出技术上的要求，加上教育和适当的处罚吓阻，对引进任何新兴科技产品或商业模式并使之融入社会，加快大众接受程度，非常重要。 　　不久前，共享脚踏车的商业模式就因为没有及时制定规范和要求，在短时间内形成停车泛滥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怨言，同样在政府大刀挥舞下，如今几乎绝迹。 　　然而我们反过来想，这些交通工具之所以迅速受到民众追捧采用，自然有其优胜之处，也显然能符合并满足社会某方面的需求。关键在于监管和规范的部分，没有在初始阶段就制定符合国情的技术和商业准则，使之尽快融入本地社会环境。 　　笔者有个亲戚曾是共享脚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