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文化推动经济
艺术文化会影响经济，表面的影响是产品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例如韩国和美国影艺创作。但更深层的影响则是对一个社群所产生的潜移默化效果，艺术文化能锻炼
社会人群的意志与思维，应对巨变的时代。经济史家研究认为，蒸汽机在英国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却达不到效果，正是因为背后的文化差异。
本地剧场工作者、现任官委议员郭庆亮在今年财政预算案辩论中，指出预算案“只字未提艺术”。他认为预算案要通过进取精神与创新促进经济，“而艺术恰恰最能够激发创意、鼓励创新”，因此“问题是急切的”。
在这个全球经济面对各种各样转型需要的时代，很多国家的预算案都着重在刺激经济与消费、协助企业转型、帮助就业等等实际而直接的目标。把文化艺术和经济挂钩，认为两者有关联甚至能起到互补作用，是需要一番论证的。
● 韩流是文化实力促进经济的典型
长期以来，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在谈论经济发展时，很少将文化艺术视为推动因素之一。
不过如果仔细审视1990年代的“韩流现象”，以及更早些的日本软实力现象，就可以明白，文化艺术在推动国家经济方面，可以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韩国的例子尤其非常经典。韩国总统金泳三在1994年根据一份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决定支持和资助韩国文化与传媒产业，打造成国家战略出口产业，并且设立专门部门推动其事，这在当时好莱坞电影占据八成市场份额的韩国，是充满挑战的企图。
在那年代，韩国官方有保护本国电影在电影院放映天数的配额制，文化部和经济部长期对此相持不下，文化部坚持要保留配额，经济部着眼于竞争力与对外谈判筹码 等原因，希望取消或降低配额。1999年，韩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开放电影业，甚至引发电影圈强烈的示威抗议，最终政府屈服于民意，继续采取配额制。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一保护制度并没有造成韩国电影业者失去竞争力或耽溺于少竞争的环境，反而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大财阀退出电影圈之后，独立 电影业者纷纷崛起抢滩，打破大财阀模仿好莱坞式的制作方式，一时间出现百花齐放的壮观景象，终于很快完成百溪竞奔、汇成韩流的时代篇章。
今天韩国的影艺产业早已全面多元化，英国著名顾问公司牛津经济几年前一份报告显示，韩国电影电视产业在2011年直接创造约89亿新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或相等于0.7%，直接创造67000多个工作职位，交税金额超过44亿新元。把视线拉开来看，全球娱乐产业目前估计总产值超过两万亿美元，相 等于整个巴西的GDP。其中以美国占最大份额，约三成。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文化相关活动不但可以创造产值，而且可以成为经济体的重要支柱之一，像韩国影艺产业产值就超过该国的精密工业。
● 文化艺术创作是心灵的活动
当然，影艺只是文化定义的一小部分，其中还可以细分。而文化作为一种蓬勃发展带动经济的产业现象，在韩国之前已经存在美国、日本和香港等我们熟悉的许多经 济体。早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前，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已经通过大众化的影艺、体育、书籍、思想观念等领域的影响力，为自己创造价值，也达到一定的经济输出 效益。急起直追的中国在过去几年，积极开拓本身的文化与人力资源，例如杭州致力培育大量动漫影视人才，发展成动漫基地，创作更多影视娱乐作品，就是产业化 的一种努力。
至于被称为无烟囱工业的旅游业，其背后更涉及文化资源的保育和开拓。有传统及文化资产的地方，莫不用心加以整理，透过宣传成为旅游资本；缺乏这些东西的地 方，则以建设博物馆、美术馆或其他文化场所，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种手段。很多国家投入资源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却对艺术人文的支持缺乏规划，是不了解两者 共生的关系。文化旅游若缺少当地艺术人文的支撑，游客看不到创意，是很难持久的。
种种事实都显示，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环，已经越来越受重视。因此，如何善用资源（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创造经济条件，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政府积极探讨的事项。
将文化产业化或商品化，曾经是欧洲知识界一些人极力批判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最近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设立后，也有论者提醒勿让时尚模糊艺术的界限。
文化艺术的创作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心灵活动，不但涉及人类的智力表达，也呈现灵性的光辉。但自古以来，文化艺术与商业或市场活动也无法完全切割。英国文 豪莎士比亚和中国戏剧祖师爷关汉卿都是成功的剧作家，题材广泛、内容扣人心弦，更紧贴当时市场观众的口味。其他如各个时代的画家、雕塑家、文学家，也都不 乏懂得兼顾艺术性与市场的。以当代来说，金庸作品受到广泛肯定，而他正是成功的企业家。
唯一差别是，这年代将文化艺术产业化是国家有意识的行为，其目的是达到经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其手段则是有意识的培育年轻一代掌握文化艺术能力。
然而要达到足以推动经济的地步，社会整体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就很关键。文化水平不仅关系到创作者的数量和作品的成就，也与受众人数是否足够支持一个市场有 关。因此很多国家透过大学和专科教育，培养艺术人才与鉴赏能力。但对艺术文化工作者来说，除了作为基本市场的当地社会规模够不够大，更重要的问题是所处环 境开放与否。
● 开放与自由是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条件
开放与自由是文化艺术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一个社会的文化艺术要稳定持续出现较好的作品，不仅创作者必须自由，受众也必须自由。如果创作者必须经常瞻前顾 后，审视社会的诸般禁忌，就不可能出现好作品。受众如果在鉴赏艺术与文化果实的当儿，必须思考作品是否越界、能不能毫无忌惮加以赞赏或批评、会不会引起不 良后果？那就不可能与作品和创作者产生充分而完全的心灵交流。这样的社会大概会生产出基本的文化艺术成品，还有少量有水准的创作，却很难有大师级的作品出 现。
韩流的成功在于国家已经走出朴正熙的威权统治，创作题材与形式没有禁忌。而数十年称霸世界的好莱坞更不用说。虽然不少人批评好莱坞，推崇欧陆电影，但好莱坞的经典作品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甚至中文电影大师李安的作品也只能孕育在那样的环境里。
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不单纯是能不能创作出什么作品的问题，更远不止是作为经济生产元素那么简单。它有更深刻的内涵值得了解。
作为心灵与心智活动的结晶，文化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既记录一个社群中人类的生活与历史，也积累成厚度、深广度不一的活动成果。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厚度和广度，会影响社群的思维意识，进而在某个程度上决定他们看待事物、看待生命的维度，更进而影响他们面对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变迁时的应对态度与接受能力。
已故经济史家葛瑞里．克拉克 （Gregory Clark）的名著《告别施舍》（A Farewell to Alms）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原因是英国社会在那之前经历了500年的安稳与富裕，社会富裕阶层沉淀下 来，较富裕者一代代向下满溢到社会底层，把有关资本主义、文化教养等价值观渗透弥漫到整个社会。于是当经济结构面对技术剧变，蒸汽机等新发明带来冲击时， 英国人迅速适应了变迁，并且很快创造出新的经济成果。
与此相反，几乎差不多时候，蒸汽机也被引进印度，但印度工人的生产力与效率远远不及英国工人，因此虽然他们的工资低于英国工人，经济效益却是英国更好。
克拉克于是得出结论，认为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原因，不是地理位置、生物性特征（人种、性别）或民主政治架构、法律制度、私有产权等等，而是文化。印度工 人的生产力不如英国工人，凸显的意义是人和其背后的文化决定生产力，而不是机器。
换言之，深沉的精神文化和心理素质，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按现在的话来说，克拉克的结论非常政治不正确。但他的研究之所以隽永，正在于其坦诚面对问题。他说富者愈富，是因为富人能够推动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发 展，贫者愈贫，则因为穷人做不到这点。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积累越厚越丰富的社会或阶层人群，越有能力应付变局，走进新时代。
从这里可以进一步衍生，中国古训“富不过三代”所彰显的教训，乃是财富或经济积累本身不足以长久，特别是在世局出现大变迁的过程中，只有文化积累所焕发的精神与心理意志力，可以带领一个群体面对新的挑战，勇于适应新环境。
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相信，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和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素质息息相关。除了知识文化的涵养，也包括文化积累所展现的人格特质，勤奋、好学、 克制、自发、勇气，诸如此类的人格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傅高义的《日本第一》，都在阐述这方面的关联性。
各种各样的艺术人文教育，正是涵养文化深入个人乃至社会精神底层的手段，随着时间推移，它会积淀成社会潜意识，种瓜得瓜，如果涵养的是刻苦积极勤奋，社会 面对经济政治乃至自然巨变，必能以刻苦积极勤奋应对之。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涵养需要开放自由的土壤，而不仅仅是资金的帮助，管制闭锁，禁忌太多，只能收割 一整个平庸的时代。
（原载怡和世纪29期）
本地剧场工作者、现任官委议员郭庆亮在今年财政预算案辩论中，指出预算案“只字未提艺术”。他认为预算案要通过进取精神与创新促进经济，“而艺术恰恰最能够激发创意、鼓励创新”，因此“问题是急切的”。
在这个全球经济面对各种各样转型需要的时代，很多国家的预算案都着重在刺激经济与消费、协助企业转型、帮助就业等等实际而直接的目标。把文化艺术和经济挂钩，认为两者有关联甚至能起到互补作用，是需要一番论证的。
● 韩流是文化实力促进经济的典型
长期以来，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在谈论经济发展时，很少将文化艺术视为推动因素之一。
不过如果仔细审视1990年代的“韩流现象”，以及更早些的日本软实力现象，就可以明白，文化艺术在推动国家经济方面，可以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韩国的例子尤其非常经典。韩国总统金泳三在1994年根据一份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决定支持和资助韩国文化与传媒产业，打造成国家战略出口产业，并且设立专门部门推动其事，这在当时好莱坞电影占据八成市场份额的韩国，是充满挑战的企图。
在那年代，韩国官方有保护本国电影在电影院放映天数的配额制，文化部和经济部长期对此相持不下，文化部坚持要保留配额，经济部着眼于竞争力与对外谈判筹码 等原因，希望取消或降低配额。1999年，韩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开放电影业，甚至引发电影圈强烈的示威抗议，最终政府屈服于民意，继续采取配额制。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一保护制度并没有造成韩国电影业者失去竞争力或耽溺于少竞争的环境，反而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大财阀退出电影圈之后，独立 电影业者纷纷崛起抢滩，打破大财阀模仿好莱坞式的制作方式，一时间出现百花齐放的壮观景象，终于很快完成百溪竞奔、汇成韩流的时代篇章。
今天韩国的影艺产业早已全面多元化，英国著名顾问公司牛津经济几年前一份报告显示，韩国电影电视产业在2011年直接创造约89亿新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或相等于0.7%，直接创造67000多个工作职位，交税金额超过44亿新元。把视线拉开来看，全球娱乐产业目前估计总产值超过两万亿美元，相 等于整个巴西的GDP。其中以美国占最大份额，约三成。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文化相关活动不但可以创造产值，而且可以成为经济体的重要支柱之一，像韩国影艺产业产值就超过该国的精密工业。
● 文化艺术创作是心灵的活动
当然，影艺只是文化定义的一小部分，其中还可以细分。而文化作为一种蓬勃发展带动经济的产业现象，在韩国之前已经存在美国、日本和香港等我们熟悉的许多经 济体。早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前，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已经通过大众化的影艺、体育、书籍、思想观念等领域的影响力，为自己创造价值，也达到一定的经济输出 效益。急起直追的中国在过去几年，积极开拓本身的文化与人力资源，例如杭州致力培育大量动漫影视人才，发展成动漫基地，创作更多影视娱乐作品，就是产业化 的一种努力。
至于被称为无烟囱工业的旅游业，其背后更涉及文化资源的保育和开拓。有传统及文化资产的地方，莫不用心加以整理，透过宣传成为旅游资本；缺乏这些东西的地 方，则以建设博物馆、美术馆或其他文化场所，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种手段。很多国家投入资源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却对艺术人文的支持缺乏规划，是不了解两者 共生的关系。文化旅游若缺少当地艺术人文的支撑，游客看不到创意，是很难持久的。
种种事实都显示，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环，已经越来越受重视。因此，如何善用资源（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创造经济条件，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政府积极探讨的事项。
将文化产业化或商品化，曾经是欧洲知识界一些人极力批判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最近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设立后，也有论者提醒勿让时尚模糊艺术的界限。
文化艺术的创作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心灵活动，不但涉及人类的智力表达，也呈现灵性的光辉。但自古以来，文化艺术与商业或市场活动也无法完全切割。英国文 豪莎士比亚和中国戏剧祖师爷关汉卿都是成功的剧作家，题材广泛、内容扣人心弦，更紧贴当时市场观众的口味。其他如各个时代的画家、雕塑家、文学家，也都不 乏懂得兼顾艺术性与市场的。以当代来说，金庸作品受到广泛肯定，而他正是成功的企业家。
唯一差别是，这年代将文化艺术产业化是国家有意识的行为，其目的是达到经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其手段则是有意识的培育年轻一代掌握文化艺术能力。
然而要达到足以推动经济的地步，社会整体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就很关键。文化水平不仅关系到创作者的数量和作品的成就，也与受众人数是否足够支持一个市场有 关。因此很多国家透过大学和专科教育，培养艺术人才与鉴赏能力。但对艺术文化工作者来说，除了作为基本市场的当地社会规模够不够大，更重要的问题是所处环 境开放与否。
● 开放与自由是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条件
开放与自由是文化艺术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一个社会的文化艺术要稳定持续出现较好的作品，不仅创作者必须自由，受众也必须自由。如果创作者必须经常瞻前顾 后，审视社会的诸般禁忌，就不可能出现好作品。受众如果在鉴赏艺术与文化果实的当儿，必须思考作品是否越界、能不能毫无忌惮加以赞赏或批评、会不会引起不 良后果？那就不可能与作品和创作者产生充分而完全的心灵交流。这样的社会大概会生产出基本的文化艺术成品，还有少量有水准的创作，却很难有大师级的作品出 现。
韩流的成功在于国家已经走出朴正熙的威权统治，创作题材与形式没有禁忌。而数十年称霸世界的好莱坞更不用说。虽然不少人批评好莱坞，推崇欧陆电影，但好莱坞的经典作品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甚至中文电影大师李安的作品也只能孕育在那样的环境里。
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不单纯是能不能创作出什么作品的问题，更远不止是作为经济生产元素那么简单。它有更深刻的内涵值得了解。
作为心灵与心智活动的结晶，文化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既记录一个社群中人类的生活与历史，也积累成厚度、深广度不一的活动成果。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厚度和广度，会影响社群的思维意识，进而在某个程度上决定他们看待事物、看待生命的维度，更进而影响他们面对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变迁时的应对态度与接受能力。
已故经济史家葛瑞里．克拉克 （Gregory Clark）的名著《告别施舍》（A Farewell to Alms）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原因是英国社会在那之前经历了500年的安稳与富裕，社会富裕阶层沉淀下 来，较富裕者一代代向下满溢到社会底层，把有关资本主义、文化教养等价值观渗透弥漫到整个社会。于是当经济结构面对技术剧变，蒸汽机等新发明带来冲击时， 英国人迅速适应了变迁，并且很快创造出新的经济成果。
与此相反，几乎差不多时候，蒸汽机也被引进印度，但印度工人的生产力与效率远远不及英国工人，因此虽然他们的工资低于英国工人，经济效益却是英国更好。
克拉克于是得出结论，认为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原因，不是地理位置、生物性特征（人种、性别）或民主政治架构、法律制度、私有产权等等，而是文化。印度工 人的生产力不如英国工人，凸显的意义是人和其背后的文化决定生产力，而不是机器。
换言之，深沉的精神文化和心理素质，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按现在的话来说，克拉克的结论非常政治不正确。但他的研究之所以隽永，正在于其坦诚面对问题。他说富者愈富，是因为富人能够推动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发 展，贫者愈贫，则因为穷人做不到这点。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积累越厚越丰富的社会或阶层人群，越有能力应付变局，走进新时代。
从这里可以进一步衍生，中国古训“富不过三代”所彰显的教训，乃是财富或经济积累本身不足以长久，特别是在世局出现大变迁的过程中，只有文化积累所焕发的精神与心理意志力，可以带领一个群体面对新的挑战，勇于适应新环境。
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相信，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和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素质息息相关。除了知识文化的涵养，也包括文化积累所展现的人格特质，勤奋、好学、 克制、自发、勇气，诸如此类的人格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傅高义的《日本第一》，都在阐述这方面的关联性。
各种各样的艺术人文教育，正是涵养文化深入个人乃至社会精神底层的手段，随着时间推移，它会积淀成社会潜意识，种瓜得瓜，如果涵养的是刻苦积极勤奋，社会 面对经济政治乃至自然巨变，必能以刻苦积极勤奋应对之。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涵养需要开放自由的土壤，而不仅仅是资金的帮助，管制闭锁，禁忌太多，只能收割 一整个平庸的时代。
（原载怡和世纪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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