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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可以做菜，也一定可以泡茶、畫畫，甚至寫詩，但你不能說那是一種“道”，因為它從開始到完成之間，没有精神的灌注，也没有人從過程中體會任何美感經驗，更没有人挹注絲毫心血在成品之中。 如果你关注未来五年到10年的世界，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预测，从权威的国际组织、知名学者到名不见经传的网站和博客。之所以那么多，反衬的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意义。 我们身处的时代正经历一场科技带来的巨变，被称为工业4.0的革命，比起过去几次工业革命（或称产业革命），其颠覆性更大更深远，除了几乎完全改变人类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也将造成经济、社会、人际关系的实质变化。当然最终也将影响政治的走向。 手机等移动通讯工具的技术突破，不断将人类生活打造得更便利，从购物、娱乐，到开会、搜索资料，一机在手，醒掌天下权，醉看美人戏，夫复何求。 然而就在你以为历史将终结于掌心之际，技术革命却很可能在不久之后让手机无用武之地，虚拟屏幕、虚拟桌面之类的东西，以及还没出现但不需要等太久的发明，会让触控和声控甚至脑控的系统跟人如影随形。真好，我们再也不会把手机忘在厕所里了。 然而各种预测之中，却极少看见在这时代洪流里关于人文思想与哲学的位置。 早在新世纪之初，西方学界已经陆续传出人文科系一直在收缩的消息，过去10年，全世界忙着救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近几年又忙着打击恐怖主义，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越来越成熟，人们的目光不断被新产品以及所造成的影响牵动，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未来，科技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将逐渐浮现，世界又要忙着救工作。 谁来救人文与哲学？ 笔者不在学术领域，无从全面掌握学术分类细致化的结果，有没有造成整体人文精神的丧失或者零碎化。 但启蒙运动后茁壮起来的现代人文精神传统，曾经深受世人看重。它不但形塑今日世界许多的政经和社会科学理论，甚至影响宗教取向，当代显学之一，各种环保与保育运动，也源于人文主义精神。 在效率与效益主导的工业化、电脑化时代，人文主义精神转向劳动者福利、企业社会责任、更合理的劳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的正义等等工具化用途，后来，环保课题、两性平权、同志权益运动紧接而起，都借助了一部分人文主义的精神。 很多社会和政治运动更是离不开人文主义的理性基础，高举关怀弱势、尊重自由人权价值观的大旗。 新工业革命时代带给人们不断的惊叹，知识扁平化，越来越多人能掌握技术，许多...

从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100多年来，代表各种权威的“上帝”并没有远离我们，反倒是一些威权政体，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让“吾皇万岁”的意识又渐渐苏醒。然而这一次“上帝”的对手不再是纯粹相信自由民主的书生，而是无界限贯穿人群的网络新人类。你好像可以听见比她更年轻的网络原住民，正乘着颠覆号呼啸而来，没有人看得清去向。只是这 一次无论“上帝”还是“如来佛”，或许真的都要被打败了。 　　网络会在实质上推动经济和政治的改变，已经是一般常识；还不能确定的是这些改变的方向，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大概也取决于不同的国家社会，以及民族文化。 　　这个时代无论是哪一领域的观察者，都必须对网络在该领域的影响加以思考或有所体会，才能比较准确地谈论可能的趋势或变化。 　　对在网络世界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那是个绝对开放与自由的空间，它可以承载数不清的互动，拉近官方与民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认知差距，也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爱恨情仇、正负能量。它距离上世纪不过十几年，但已经是一个全然不同、越来越成熟的江湖世界。 　　几天前，台湾官方宣布10月起委任被誉为科技神童的唐凤进入内阁，担任政务委员，主管开放政府、社群连结等数码相关议题的跨部会协调。消息在台湾舆论界引发巨大回响。 　　35岁的唐凤是天才型人物，八岁开始写电脑程式，12岁辍学，靠自学和私人传授方式，掌握网络技术和哲学等人文知识。她十几岁就参与世界网络工程师在程式语言编写方面的工作，14岁开创电脑软件公司，成了《商业周刊》封面人物。她是台湾历来最年轻的政务官，但她出仕的最大意义在于标志着网络世界的人物，已经进入传统政治舞台。这在亚洲社会（不清楚网络世界更先进的欧洲如何）大概是第一个。 唐鳳2016年5月20日推文值得一讀：主題： On Utopia for Public Action https://medium.com/@audrey.tang/on-utopia-for-public-action-b4e5b2c816a9#.jzf61osia 唐鳳推文： 唐鳳推特在5月22日的推文，主題是：Flying to Paris & Madrid to brainstorm on how to get Plurality together for Singularity. 　　唐凤所代表...

全球化思潮如今遇上本土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分筋挫骨手夹攻，筋脉与穴位频遭打击，多元化所面对的疑虑空前巨大。今日世局纠结已非练练易筋经或洗髓经可轻易化解。 　　虽然已经上去无数次，太平山的夜景终归有种非一般的魅力，看不腻。这一次尤其特别，忽然有种感觉，这个夜景称得上世界第一。我当然没看尽世上的灯火夜景，甚至因为游历不多，看的其实很少。但上星期对着黄澄澄、光灿灿的维港两岸，忽然感觉那一定是世界第一的。 　　从太平山上看维多利亚港的夜景，胜在有高耸的建筑、低平的马路，有山、有水，有静止与流动的大小船只，现在中环还 有了摩天轮。多样的景观让眼前的一片光影，仿佛成了有立体感的生命，夜景不再单纯是一片光影辉映和建筑林立的明信片，在高与低、动与静、光与暗、青山与流 水之中，更体现多元化与兼容并蓄的内涵，等待观者的解读与揭示。 　　山上景观的多元不易被察觉，但那几天，山下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却实实在在体现了多元价值在这个城邦的意义。 　　本届香港书展以“武侠文学”为主题，引清代诗人龚自珍诗句“亦狂亦侠亦温文”点出要旨。这相信是两岸三地官方主办的文化活动中，首度赋予武侠文学如此崇高的地位，对于长期被视为文学界非主流的武侠小说以及小说迷而言，不啻是令人振奋的盛事。 　　武侠是中文文学特殊的风景，一如书展主办方所描述，“武侠文学处处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包括忠孝节义、尊师重道、锄强扶弱、为国为民。也因此，武侠文学的扛鼎之作，莫不兼具上乘文学作品之精华，文采斐然，深入人性；而武侠在近当代更一再突破载体限制，从大小屏幕到网络游戏，持续流传，遂受到今日的高度肯定。 　　武侠文学处境之演变，也反映文坛和书市的包容力。香港书展在世界性的网络大潮与阅读转移中，面对参展书商的萎缩，场面依然令人动容。其 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参展单位之多寡，而是参展单位与会场活动的有容乃大，印证香港长期以来的独特地位。无论从过去的左中右派，到今日的本土派或新兴的港独 声音，都占有显著的一席之地，各说各话。 2016.7香港書展 多元的声音总没有和谐之感，但也正因其纷乱，成为香港许多创意的活力来源。现代武侠的极致表现在金庸笔下的江湖，绝不是朝廷与武林盟主的附属品。一统江湖的欲望总面对自由与多元的挑战，近年来转向激烈的本土派，在很大程度上便缘起于抗拒多方面一统和掌控的政治欲望。 ...

走出封建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欧洲，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将现代文明的这些理念在亚洲落实。 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旷世巨著《悲惨世界》歌剧在本地上演进入尾声，好评一如世界各地。歌剧改编自1862年出版的小说，据说法文原版厚达1900页，描述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持续动荡的社会中，底层人民非但没有摆脱革命前的困境，反而在持续扩大的贫富不均和处处不公的环境里，继续遭遇凌辱、压迫和剥削。 150年过去了，多少杀戮、征战、并吞、侵凌发生在欧洲，政权更迭、民族国家之间历尽竞与合、结与离，终于迎来一个统合之中也见紧绷的局面，以及70年的总体和平。眼前政治形势看似纷乱，然而百余年前那个剥削凌辱处处，激发知识分子同情与愤慨的世界，基本上已经一去不复返。 “悲惨世界”在欧洲已经转化为舞台上的戏剧与歌声，以数十种语言传唱各大洲，但原文所指的“那些悲惨的人”（Les Miserables）并未绝迹，他们在中东的烽烟中苟存，在地中海的恶浪中求生，令举世不知如何应对。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已经超过6500万人，创下人类历史纪录。 逃离家园和战场的人群是为势所迫，无可奈何。但更远一些，在我们熟悉的远东地区，一种隐隐约约的悲情一直在延续。菲律宾长期以输出本国劳动力赚取外汇，人数多达1000万，每年创造超过200亿美元的外汇，占国民生产总值约一成五；印度有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卖淫村；中国有法律明定区分人口等级的户籍制度；缅甸的法律排除罗兴亚人的国民身份；还有以国家权力之名公然绑架人民的行为。 诸如此类不同程度的压迫与剥削现象，至今遍布亚洲许多国家，权力迫害、社会不公、制度或者宗教和传统施加于一些人的痛苦，超越现代社会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基本要求。 法国大革命以当时全新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原则为口号，历经数十年才走出混沌之局，饱受折腾，但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后，法国大革命在现代政治思想、人文主义等方面唤醒了全欧洲，给一个僵化和令人窒息的时代带来巨大的震撼与冲击，它凭借法国人的激情与浪漫，从勇于瓦解的行动中走出新生大道，影响深远。 虽然后世评论不乏诸多批判，但不能否定的是，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全法国数以千计的报章和无数印刷品将这些理念深化扩散，终于形塑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价值观的一部分。 走出封建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欧洲，并没...

艺术文化会影响经济，表面的影响是产品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例如韩国和美国影艺创作。但更深层的影响则是对一个社群所产生的潜移默化效果，艺术文化能锻炼 社会人群的意志与思维，应对巨变的时代。经济史家研究认为，蒸汽机在英国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却达不到效果，正是因为背后的文化差异。 　　本地剧场工作者、现任官委议员郭庆亮在今年财政预算案辩论中，指出预算案“只字未提艺术”。他认为预算案要通过进取精神与创新促进经济，“而艺术恰恰最能够激发创意、鼓励创新”，因此“问题是急切的”。 　　在这个全球经济面对各种各样转型需要的时代，很多国家的预算案都着重在刺激经济与消费、协助企业转型、帮助就业等等实际而直接的目标。把文化艺术和经济挂钩，认为两者有关联甚至能起到互补作用，是需要一番论证的。 　●　韩流是文化实力促进经济的典型 　　长期以来，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在谈论经济发展时，很少将文化艺术视为推动因素之一。 　　不过如果仔细审视1990年代的“韩流现象”，以及更早些的日本软实力现象，就可以明白，文化艺术在推动国家经济方面，可以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韩国的例子尤其非常经典。韩国总统金泳三在1994年根据一份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决定支持和资助韩国文化与传媒产业，打造成国家战略出口产业，并且设立专门部门推动其事，这在当时好莱坞电影占据八成市场份额的韩国，是充满挑战的企图。 　　在那年代，韩国官方有保护本国电影在电影院放映天数的配额制，文化部和经济部长期对此相持不下，文化部坚持要保留配额，经济部着眼于竞争力与对外谈判筹码 等原因，希望取消或降低配额。1999年，韩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开放电影业，甚至引发电影圈强烈的示威抗议，最终政府屈服于民意，继续采取配额制。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一保护制度并没有造成韩国电影业者失去竞争力或耽溺于少竞争的环境，反而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大财阀退出电影圈之后，独立 电影业者纷纷崛起抢滩，打破大财阀模仿好莱坞式的制作方式，一时间出现百花齐放的壮观景象，终于很快完成百溪竞奔、汇成韩流的时代篇章。 　　今天韩国的影艺产业早已全面多元化，英国著名顾问公司牛津经济几年前一份报告显示，韩国电影电视产业在2011年直接创造约89亿新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或相等于0.7%，直接创造67000多个工作职位，交税金额超过44亿...

近几十年亚洲很多国家从殖民地到独立，从威权到民主化，期间所面对的波折跌宕，必然留下许许多多没有被聆听和理解的声音。随着教育普及，我们越来越了解国家为什么必须保护个人权利，但如何避免国家政权在运作时刻意造成行政、司法、军警等部门偏离中立与多元的基本原则，倾向替威权服务，也须有相应的警惕。 　　特朗普胜出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发展态势，被赋予各种解读，最新情况是包括史蒂芬金在内的超过 600 名美国作家连署公开反对他当美国总统。视他为洪水猛兽，固然是因为他的竞选招数剑走偏锋，在很多事务上所表达的观点不仅乖离共和党路线，也显得与大环境的政治正确格格不入。 　　然而他却能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异军突起，这至少说明几点：一，主流政党和媒体建构的意识形态已经框不住人民的感觉，不能对民众在政经方面的感受做出具说服力的解释，特朗普提供的是一种情感与思维的突破口。二，美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政经变局，迫使个体无法再保持沉默，这一事实延续自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政坛后来没有回应形成社会不公的这一重大问题，特朗普（以及民主党的桑德斯）在这方面给了群众一个想要的强势姿态（暂时还只是姿态）。第三，也是重要一点，传统上，任由主流政治和媒体形塑的国家发展路径，在社交媒体与小众文化无所不在的时代，至少在美国，几乎失去主导政治议题与进程的能力。 　　 现代国家中，主流政党和媒体形塑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的现象存在已久，即便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对国家与爱国的概念也是长期经由主流话语的塑造，潜移默化影响社会大众。 《形塑歷史》。聯經出版　2015.4。 　　东伦敦大学社会学及政治心理学教授茉莉安德鲁斯（ Molly Andrews ）致力于个人叙事的研究与记录，从大量的个人访谈和口述历史中，建构历史事件的不同面向，填补主流官方与媒体形塑的宏大叙事。 　　在《形塑历史－－政治变迁如何被叙述》（ Shaping History ）这本书中，她记录了英国、美国、东德和南非四个国家在重大历史事件和转折中，关于个人／庶民的叙事。其中，从美国的纪录可以看出大党主导的叙事如何试图影响民众对国家大事的认知，以及庶民如何有着不同于主流的关怀路径，进而了解今日主流媒体影响力削弱后，大党主导能力被削弱的现实。 　　相对于之前数十年逐渐形成的多元文化氛围，以及越...

恐怖主义攻击行为打上宗教旗号，已经在欧洲多国激起针对性的反击团体，这些本土团体在当地法律范围内采取正面对抗行为，双方互不相让，让极端化的情况从街头扩大到议会。至此，合法宗教、弱势群体、恐怖主义、本土主义已经夹杂不清，文明理性对话与谈判的空间不断受挤压，“强（硬）强对抗”的结果， 必定要摒弃文明所赖以发扬的容忍等等价值观，走向反智、动员、非友即敌的方向。启蒙运动发源地的欧洲，会不会因此再度陷入极端主义窜起的反智漩涡？ 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中心易建，和平难得。（2016.1 作者摄） 　　恐怖主义肆虐不仅仅在国家安全、治安方面造成破坏，也在更深层次造成人类文化的震荡。我指的是恐怖主义所激化的反智现象。 　　反智现象（anti-intellectualism）贯穿人类历史许多阶段，无论东方和西方，不分民族，历史上都经历过甚至还生活在反智压力影响下。然而人类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抗拒反智，走向文明理性，才是值得追求的生命目标。 　　反智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但却普遍存在很多社会，有些直接表现在社会某一层面的规范中，有些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一些未构成大患的现象，例如社会大众阶层对精英的不满情绪、仇富心理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反智，但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情况。 　　人类史上最明显的反智行为莫过于漫长的猎巫行动（Witch-hunt），从最普遍的欧洲、非洲到一些亚洲地区都出现过。那是一个社会将诸如行为怪异或与众不同者——以现代语言来说可能属于“反社会人格”之类——扣上巫术等极端恐怖的帽子，加以追捕和残酷杀害，其行凶理由包括不为主流宗教接受、不合当时当地法律规定、习俗、统治者的喜怒等等。 　　猎巫在欧洲的高峰期是15世纪到18世纪，欧美学界近些年来估计实际遭杀害者总数约在五万人左右（有别于长期流传的上百万人之说），大多数来自下层社会。（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tch-hunt） 　　研究者认为，猎巫行为长期存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说明人性中都存在邪恶的一面，对于不可解答的事物或不被认同的行为，倾向于寻找代罪羔羊，其中过程充满宗教蒙昧的意味。 　　 在政治上，反智行为的存在同样历史悠久，但其背后理由却不是对自然现象缺乏认识，多是因独裁者铲除异己、压制异见或巩固权力所需。 近代最典型例子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