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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历史上，开创者缔造的是关系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体系，而一般治理者建立的是日常运行的制度与规则。没有价值体系作底蕴的制度，往往沦为生产与消费的载体，所谓盛世容易流于物质成就，忽视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意义。而缺乏可靠制度支持的价值体系，则不免沦为空泛与虚伪，有赖执政者落实体制之中。         2013年年尾传来95岁的曼德拉逝世新闻，虽是意料中事，还是让全世界平添一抹阴郁。         曼德拉的去世引发全世界舆论排山倒海的关注与纪念，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时间默哀，数十个重要国家领袖出席追悼会。对于一个已经离开政坛十几年，在国际活动中消失许久的人物，世人的反应印证人心的公道。 　　人的伟大有很多种，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开创一个国家，为民族争取独立，为政党打造天下取得政权，建立一个有效运行一段时间的制度，以人格与道德的杰出感召国民，诸如此类，都在某种程度上会被一些人视为伟大，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都可能出现。 但超越一时一地与一两个族群的利益，能克制自身的欲望与权力，突破人性的局限，着眼于人类优良价值的高度，为人类示范一种看似难以企及的善，这样的伟大就更进一步超越凡俗，成为经典。         曼德拉正是这样的人。         南非在1948年大选之后，执政国民党将荷兰殖民者长期以来实施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手段明定为政策。但隔离统治手段从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乃至沙滩使用等全方位的区别待遇，一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反弹，于是一连串的反抗、压制、暴力冲突、逮捕拘禁、对抗，此起彼伏，终于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声援。         20世纪中叶是反抗殖民地统治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大时代，甘地在20世纪初从南非到印度发展出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后来包括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乃至翁山淑枝等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代历史上各种反抗压迫的故事中，当以黑人的奋起最悲壮。在长期隔离与分化下，白人统治者其实已经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两群人，相当大部分...

镜头外的文化焦虑 　　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民族，必然要做到对内部族群文化的尊重与利用。文化若因语言的衰败而持续低落不振，必然重挫一个族群的意志，进而伤及民族的凝聚力。如果靠威权维系，威权一旦崩塌或消失，民族与社会就很容易面对瓦解的命运。 　　本地电影《爸妈不在家》在斩获多个国际奖项后，在最近的台湾金马奖载誉而归，意外引发异族同胞在网络上表达异议。甚至有部分人担心华族文化的成就会造成少数种族更形边缘化。 　　这一茶杯里的风波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然而它所透露的其实是本地社会值得重视的课题，母语族裔对自身文化在本地发展前景的焦虑感。我们常在华文媒体看到的是对华族文化的关注，其实这一情绪应该同样出现在其他两大母语族裔当中。而随之衍生的课题，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到这个高度之余，如何看待个别种族文化与整体新加坡文化的未来。 　　看过影片的人，恐怕很难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部什么华人文化的电影，它其实非常好地呈现它的“新加坡性”（如果能这么表述）。不仅仅是混杂的语言，一个华族家庭的生活、习惯、应对问题的态度，都是本地人非常熟悉的方式。 　　 然而这样的情绪恐怕在少数种族当中不是孤立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里，我们有必要做出真诚而深入的反思，而不要继续假装大家都可以各安天命，满意自己的族群以及文化身份的既有状态。 　　当代儒学家杜维明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坦率地指出新加坡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注重以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而得出社会应该以英语为主的结论，导致华语华文遭到边缘化。而其实感受到边缘化的，还包括其他两大母语族裔。 　　曾经协助新加坡打造伦理教育课程，对新加坡文化与教育发展有长期观察的杜维明，对问题的把握准确而深入，令人难以回避。 　　我们的国家建设以经济和硬件发展为主，却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把容易看见成果的硬件工程做法，当做可以推而广之的有效手段，向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如法炮制。事实是很多经验显示，社会课题、文化与教育课题的处理，比规划一条高速公路，设计一个新镇，更加复杂而多变。 　　近些年来，我们常提起新加坡的软实力输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不久前写到，新加坡的软实力有七大支柱（Seven Pillars of Singapore’s Soft Power），其中之一是多元种族的和平群居，但...

特首不能自己选，连一个期待中的电视台也要被刷掉，多年来许多的抗争、纷扰，毋宁都离不开捍卫曾经有过的自由意识。今天的港人更担忧的是中共无所不在的控制意识。 https://www.facebook.com/supporthktv 　　过去几天本地区最大最刺激的风暴莫过于香港真人版的电视风云。如果按照前几日当地舆情的沸腾与汹涌，今天下午中环的游行恐怕、也许、说不定会很壮观。 　　《电视风云》是亚洲电视在2000年制作的大型电视剧，讲述上世纪70年代香港几家电视台的明争暗斗。随着香港娱乐事业的没落，电视台也成为无线一台独大，风云消散数十年。没想到今天却以真人版本再掀风波。 　　这一次，梁振英政府真是始料未及，一个本来可以赢得人心的发牌措施竟成了点燃满城怒火的汽油桶，一个电视执照的分配问题，竟然酿成三天50万人在面簿冲击政府的后果。 　　本来这世界已经进入数码网络时代，电视这个百年历史的发明早已相对于新媒体，被叫做“传统媒体”。然而一夜之间，数十万港人竟借着新媒体在力挺一个旧媒体的存在。借用不久前才诞生的“马英九语法”：如果这不是时代的讽刺，什么才是时代的讽刺。 　　这一切，不单让一个落选的媒体受到爆表式的关注，更使得它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王维基，从一介商人几乎摇身变成媒体英雄。出身电讯行业的王维基，声称三年前受到港府官员的鼓励，积极投入新电视台的经营，如今一切成了泡影，悲愤难免。从已经完成的一些作品来看，不少港人相信这位在行销上以破格创意著称的“魔童”，对电视业确实具有理想和更高的创意。 　　数十年来，香港电视业一直是无线电视称霸，亚洲电视陪衬，后者更被形容为已经近乎零收视，却仍占据几个频道，经营权几度易手。无线则早已失去昔日光辉，不说比不上日、韩节目，连大陆节目的素质都令它瞠乎其后。 　　当地民间团体对于一个报章、广播、电影等媒体都很活跃的社会，电视业却长期萎靡，早在90年代就要求开放更多免费电视频道，但官方直到今天才做出决定。 　　然而这一决定，在三家申请者当中，两家上榜者老板都具有显赫家世背景，唯独呼声最高、已投入营运并做出成果的香港电视网络落榜，民众的担忧变成事实，霎时引发网络上的怒吼。最大的质疑是政治介入，而且是北京的影响。因为王维基曾在五年前短短的亚洲电视总裁任内说出“不会做中央十台”的话，香港社会普遍解读这是他的港视...

怀抱天下、关心社会民瘼是华人商业历史的精华，过去在中国海内外，包括新加坡的例子多不胜数：毁家兴学、实业救国、扶贫施药、赈济灾民。对大企业家来说，多赚少赚一些已经没有分别，而持续创富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成为企业家境界高下的依据。 　　一名企业家“戏说”要给洗碗工3000元月薪，在城中被炒了一轮，成为坊间笑谈，也让社会底层劳工的收入再次引起关注。 　　最近以来，各界不断听到为低薪工友及相对低收入的职工加薪的各种建议与动作，从（区区）50元到50％的幅度都有，印证林崇椰教授不久前提出给低薪工友大幅加薪的建议，其实符合社会的期待。 　　最近听到一个小餐厅老板在抱怨，说新加坡人被宠坏了，所以请不到工人。这段近期变得耳熟能详的话，来源似乎已不可考，但确实在不少老板和官员口中重复着。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声音指出，薪水太低造成工人无法接受工作。长期以来，坊间都有人在抱怨，甚至不时有人投书报端，表示向有关部门申请安排的工作，薪水低，地点远，难以兼顾家庭。 　　对接误差造成求职与职位空缺现象并存，不完全是执行上的漏洞，从基层的反映来看，这更可能是期望上的落差。这样的声音存在很久，基层劳动者的待遇多年来始终没有相对应于经济增长而提高，当“请不到工人”的声音成为大量引进外来劳力的支撑依据，而另一方渴求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待遇一再落空，社会矛盾因而积沙成塔，从潜在化为具体，从无形走向变形，终于冲破社会表面的和谐。 　　一个工会实力庞大的社会是如何导致基层心声的走调甚至陷于静默，社会整体劳工政策的取向依据为何，这都是值得社会学家探讨的课题。然而现实所呈现的是部分企业界无视经济成长与整体人均所得逐年提升，长期依赖低工资劳力供应来创造企业的业绩。 　　这一现状固然与低工资劳动力容易取得有关，更值得深思的是企业家如何看待自己赖以成长、发迹与扎根的乡土。 　　我们现在看到，低廉劳动力源源供应的副作用，一方面是在累积底层人民的悲哀与怨气，另一方面其实是把老板宠坏了。 　　长期以来，最低工资被打成洪水猛兽，但无底线的低薪其实是宠坏了老板的胃口。当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撑起尊严的时候，各种资产价值节节攀高其实是对越来越富裕社会的讽刺。 　　金融风暴让世人对当下的资本主义进行大量反思。 对信奉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它不仅是让经济运转最有效的机制，也具有内在的道德原理与秩序。 　　作为资本主义运作的...

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必须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然而它面对的是没有疆界与范围的对象，只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更多的控制手段，意义都将令人存疑。 　　又有一个国家说要管制互联网，越南最近宣布从9月开始，限制博客和社交媒体提供或交流个人资料，并禁止分享新闻信息。在所谓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类似的行为与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 　　大数据概念过去一年被全世界越来越频密地讨论，去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首次发布报告，将“数据”视为新一类的经济资产，就像货币和黄金一样。 　　根据研究，去年全世界每天产生2.5艾字节（quintillion bytes）的数据资料，并且随着互联网与各种移动平台越来越广的拥有率和应用频率，这数据正不断叠加扩充。 　　以中文来说，上列数目只能以“恒河沙数”四个字来形容，1 quintillion相等于1的后面加18个零。因为移动平台技术的不断改进，公开数据也不断扩增，它一方面对人们了解世界提供更多的渠道与便利，另一方面对需要做决策或决定的人，也有了前所未有更多元也更直接的参照。这是“海量数据，弹指联通”的时代，而能进入这一切数据中间综合掌握并加以利用的“功夫”，其实就好比佛家的“顿悟”概念。 　　当然，统和运用数据的不是顿悟的禅师，而是日益提高、强化的网络运算技术。 　　大数据对企业的商业运转、市场策略、行销部署，以及客户服务等等，都有明显的重要性，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动力、产业转型、创意开发，乃至社会服务、官民互动，也都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教授布莱恩卓佛森（Erik Brynjolfsson）比喻，大数据的出现就像400年前的显微镜，可以细致地量度人的行为与情感，在商业、经济乃至其他领域都有助于企业主和政府做出更多基于数据与分析的科学决策，而不仅仅依靠经验和直觉。有报道指出，谷歌上查到的有关美国房屋销售的趋势，比房地产分析师还准确。 　　而这个趋势当然是中性的，它所带来的利弊，视乎受影响的对象。我们这几年也看到，不同对象的应对方式有天壤之别。美国选举千方百计要加以运用的是大数据，中国维稳千方百计要加以管制的也是大数据。而美国除了用于正面，也试图用在监控民众。 　　美国的顾问公司预测，美国今后还需要十多万个数据分析的专才，以及100多万名能够运用数据的经理人。早在...

魅力领袖的特质有助于翁山淑枝团结在野势力，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特定作用。但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让理想与现实不完全脱钩，为新兴国家的民主政体提供一个受尊敬的新版本，也许她在漫长的软禁期间，曾经拟过草稿。 　　近年来，天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备受世界瞩目，投资者与战略家的脚步接踵而来，一个封闭多年的富饶之邦在世界经济元气还未复苏的时代，迅速成为人们定睛聚焦的垂涎目标。 翁山淑枝的新加坡之行再度让这种关注加温。 　　在二战之后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里，除了陷入共产烈焰者，一般总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民生与经济进展，但缅甸却在军阀的枪杆子暴力下，比一些国家走得更坎坷。原本堪称东南亚小康的国家，如今近乎一穷二白。 　　长期与军政府关系良好，曾与毒枭坤沙齐名的鸦片将军罗星汉，在缅甸建立了以多项基础设施为主的庞大事业王国，他一年前接受前中国时报东南亚特派员梁东屏专访时说，1960年代的缅甸是东南亚最富裕国家，闭关50年却沦为数一数二的穷国，这使得现任总统登盛等军方背景人士与民主派都很清楚，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避免再度走错路。他因此肯定地说，这次的改革是真的，2015年的大选也不会再像1990年那样，民主派的胜利果实遭到暴力吞噬。罗星汉本人相信翁山淑枝的全民盟将在下次大选中胜出，也将能顺利接掌政权，因为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他也相信翁山与登盛双方应该有了不会算旧账的共识。 　　令人好奇的是，在几十年的独裁之后，军政府近年来朝民主化、自由化的转向之大，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虽然罗星汉发出那么肯定的“觉悟说”，但缅甸内部也有存疑派，“全民盟”第二号人物、83岁却吃了20年政治牢饭的温丁就在专访中坦言，说不清楚军政府为什么会“突然转向民主”，全民盟秘书长丁吾则相信是军方了解翁山的偶像作用，只有让她出头，才能让缅甸重新进入国际社会，推动军方想要的议程。 　　无论如何，全民盟决定借力使力，顺势崛起，在抵制2010年大选后，毅然投入去年国会的补选，一举拿下44席（仅占下议院议席的一成），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却也让人更看清民意所向。 　　一年多来，随着国际社会的大量支持行动，翁山淑枝和全民盟似乎已经对形势的稳健发展更有信心。 　　翁山淑枝在新加坡说了很多话，都大有深意。例如她呼吁国民回国，因为全民盟面对严重的人才断层。没有人才，将难以在两年后——几乎可以假设将胜选——组成具有实力的政府，应对百...

实际上，行动党把自身的思维碰撞、多元化历程公诸社会，将有助于全民看到它因应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积极性。但这一透明化过程，必将要伴随其党内的民主化，只有领导层的民主化才能让行动党真正走上党内核心多元化的道路。惟其如此，改革才可能真正来自于民间，立足于民间。 　　全国对话秘书处和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调查，根据取样标准和数量来看，应该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在主要数据方面，国人的诉求以就业、医药和房屋为主，确与一般认知接近。而调查对照政府近期所做的政策改变，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似乎更印证若干政策的转变是为了顺应民意。 　　2011年大选之后，总理和几位部长先后表示：确实听到了人民的声音，也知道民众的诉求是什么。于是两年来，从外劳缩减、移民限制、提高基层员工薪金、房地产调控、教育改革、医疗福利放宽到交通改善，许多政策与措施接二连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不但引起舆论的热议，也被视为选举带来的政治气候变化。 　　对照过去人民行动党政府强调了几十年“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这个“变化的年代”容易引发更多的关注。有些现象其实也值得进一步深思。 　　例如，过去说不受民意影响而不改变的政策，现在如果改变了，还是不是最好的政策？过去从财政、经济发展等等角度认为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了，会不会引起什么不好的后果？ 　　而紧接这些问题之后，人们会继续追问，如果改变不会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过去不行？如果改变可以变得更好，为什么现在才做？ 　　在很多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向多源于政治力量的消长，包括执政党的替换。然而在新加坡，半世纪以来的所有变化，都来自行动党自身。外人很难理解，行动党过去在面对民众诉求与不满的时候，在内部如何对政策与民间的反应进行分析与评价。 　　从过去的反应来看，民众会感觉许多事务与民意甚至专家的意见背道而驰，却迟迟不见改变，甚至必须年复一年听到官方为它辩护的论调。信手拈来的例子就是小学分流制，整整拖了25年才成功废除，2008年废除之后，民间反应一片叫好，更证明那是个迟来的正义。 　　对民间来说，套句台湾俗语，这种现象叫“歹戏拖棚”，然而更严重的是，这一政策对多少年轻人造成伤害，根本无从估计。而其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25年来是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又有哪个部门做过评估？ 　　由于长久以来都以“不向民意低头”为最高原则，行动党政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