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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抗争经历、文学艺术创作、宗教投入和人情味与社会公德心的挥发，可以看出台湾社会发展的一条轨迹：人群潜意识中普遍具有的浪漫主义驱动力。  　　了解一个社会的角度可以很多，社会学家可能会寻找社会常态与病态的形成、制度之间造成的矛盾等等，提出系统性的分析，或设计解决方案。 　　而从历史脉络的观察中，归纳出一个社会的某种特点，固然不能解答问题，却是一种趣味。 　　几十年来的台湾社会发展，可以从几个方面找到一股“浪漫”的轨迹。 　　 一、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政治的热忱。 太远的不说，仅以国民党到台湾之后，从早期的雷震、殷海光、吴三连等等外省与本省籍知识精英，都以言论和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信仰。在蒋介石铁腕统治时期，许多人都在这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 　　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坚信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需要成立反对党制衡国民党而遭蒋介石疏远，继而被免去官职、撤销党籍，又为筹备组党而锒铛入狱，被判十年徒刑。出狱后仍坚持为台湾的处境发言，今天台湾提起民主化的历史，都不能不提这位外省人。 　　殷海光被誉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他积极引进自由派新思潮，并为上世纪60年代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在雷震入狱、《自由中国》被查封后，他持续遭到国民党围剿，失去台湾大学教职和补助，经济陷入窘境，生活遭到监视，却坚持做“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拒绝向权力屈服，他的学术与政论文章影响深远，铮铮风骨更受到党外人士的尊崇，影响了后面数十年反抗国民党政治运动的人物与思想。身心备受煎熬，殷海光罹癌仍坚持著作，49岁病逝，留下800多万字的著述。 　　吴三连创办台湾第一份晚报《自立晚报》，在民主化前始终坚持无党无派的理念，为此三度遭到停刊。施明德为民主运动坐牢25年，被称为台湾曼德拉。受殷海光影响的人物包括李敖，他与国民党缠斗多年，坐牢四年，数十本著作被禁，在那个印刷才能传播的时代，仍坚持偷偷出书，目的只为揭露国民党。以揭露政府来说，他可算是斯诺登的老祖宗。 　　而从党外到成立民进党的第一代政治人物，坐牢、妻离子散者，所在多有，林义雄一家三口被刺杀，郑南榕自焚，并未制止抗争者前仆后继。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反抗专制、追求民主权利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影代代接力，不曾断绝。这些行为背后是强大的精神理念，为国家社会遂行正义。这一套在金庸笔下、传统中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的重要，但大家更在意政府发挥兼顾多方面的能力，并且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肥、渔利。近年来全世界越来越关注的贫富差距、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问题，更印证了经济发展如果缺乏社会大众的介入、监督与关注，很可能走上严重偏差的地步，甚至难以挽回。  　　报业控股大楼底层有一幅《清明上河图》，闲来驻足细看，颇有体悟。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的作品，原件藏北京故宫。它有几个仿本，报社的是清院本，原件藏于台北故宫。此画反映的是北宋时期京师开封的繁华景象，无论是牧者、农民、商家、店铺，各种商业活动都活灵活现，具体表现1000年前中国首都市民的经济生活。 　　经济活动不仅关系个人的生计与社会的荣枯，也影响国家的兴衰。 研读经济史与一般以政治兴衰为主轴的历史，会给人大不相同的感受。我们以为国力兴盛的王朝或时代，很可能百姓却过得苦哈哈，富裕的可能是一小部分依附政治权力的人，或仅仅是王朝当政者的近亲。曾经富裕的商人可能在政策的转变或靠山的崩塌之下，一夜间倾家荡产。 　　在漫长的经济史上，一些影响后世甚至决定兴衰的政策未必得到充分的解读与分析，因为历史学者可能不擅长经济问题，甚至常常带着儒家或什么家的既定思维书写心目中的成败因果。 　　冷战结束至今一个世代，意识形态的束缚大致瓦解，到今时今日，经济发展成了举世追逐的显学。但我们看到，在竞相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多经济体都免不了面对这样那样的困窘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在国家或经济体的内部层面，经济发展经常与环境保护、民众健康与社会不公发生冲突。 这现象尤其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利益经常盖过环境与文物的价值，以致破坏不断发生，底层劳动者遭到持久的剥削，而其过程带来的利益并不归属于为此付出自然、人文甚至乡土代价的当地民众，而是与地方居住环境毫不相干的官僚与企业主，久而久之累积起来的怨气，终将造成反弹与怒火，一再发作。 　　这一层面，尤其是针对社会不公的抗争，经过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在发达国家显得特别突出，也让世人强烈意识到当代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已经走到严重偏颇失衡的极致。 　　 二、 在另一个层次，由于全球化、跨国界的经贸大环境已经形成，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自给自足，因此 经济发展在遭遇跨国演变的过程中，不免一再上演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戏码。 ...

从国家权力收缩，个人权利扩大，自由意志得到更多保障， 人民更直接参与国家大政方针，避免统治者随意发动战争这些方面来说， 这100年的路走来，人类历史还是进步不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迄今100周年，人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上了月球，漫天人造卫星，还看得见宇宙非常遥远的星体。如今在地球上，除了历史学家和教师，还有多少人记得1914那一年，那些欧洲人一起干了些什么事儿。 　　在19和20世纪交替的那个阶段，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旧秩序被打破，经济腾跃促使民族国家纷纷对外发展殖民地，在欧洲本土的割据与兼并活动和各种阴谋阳谋日益炽烈，合纵连横层出不穷。那是帝国走向黄昏的时代，议会制度逐步取代帝制。与此同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剥削与压榨导致社会两极化等现象，也催生出追求社会公义的众多新思潮。 　　新思潮传播到亚洲，颠覆了中国，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落幕，世界最古老的帝制寿终正寝。 　　回顾100年前的历史，发现那其实是个危险的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弥漫着不信任感。没有国际联盟，没有联合国，国际秩序的唯一依据是强权，于是帝国间根据各自利益结合成不同盟邦，也根据自己的实力寻找扩大地盘与吞并弱小的机会，像极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云随时笼罩，全面性的大战也就一触即发。 　　最近，台海两岸官方代表在65年之后首度举行会谈，一派春暖花开气息，引发本区域特别是全世界华人社群的关注。百年前仓促建立的民国，在不确定的年代里仓皇辞庙大陆，除了内外战争的原因，最大挫折在于人民对国家政权失去信赖感。 　　欧陆那时候呈现的丛林竞争现象，信任感不足、秩序缺位、权力失衡等情况，固然是战火易燃的要素，但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人权与个体自由的价值意识还没有充分确立，国家乃至帝王的利益所及，往往就是百姓的宿命，为了达致政权或政治领袖的目标，个人性命甚至整体社会都可以遭到理所当然的牺牲。 　　百年路蹒跚，民主自由体制在两次大战后，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茁壮扩张，益发稳固，个人权利的保障不断扩大，性别、肤色、种族的不平等，大规模消失于国家建制之中。 与此同时，个人权利意识的抬头与政治参与度的提升，也使得国家政权在对外课题上，必须更加顾及大众的普遍意志。国际大环境变得更有规范，也进一步限制战争的发生。 　　来到这个世纪之交，国与国之...

一个有自信的大国，必然也是遇事从容的大国，诉诸历史情绪，无助于解决现实政治，高声拉拢邻居甚至威吓利诱，更不是睦邻之道，也有损软实力潜移默化的效果。 　　时值甲午年，从去年底开始，这一敏感词汇已在中国舆论陆续出现，原因是这个甲午年正好是1894年以来的120周年。 　　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之一，不仅因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清王朝海军被后起之秀日本在海战中一举击垮，更在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遭到无情摧毁。中国是重视历史的民族，读书人从不轻忽历史教训，也爱以史训诫子弟与国民，时值如此重大年份，又逢中日关系紧张，历史更发挥了借题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周前发表文章《东南亚，你为什么对安倍噤若寒蝉？》指责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占领时期的“如此深仇大恨”，“多国政府选择了集体失声”。文章认为东南亚国家为了日本在经济和贷款上提供的“蝇头小利”，没有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作为加以谴责，“在大是大非上犯了糊涂”。 　　去年以来，中日关系在钓鱼岛争端上逐步升温，随着安倍政府在军事上转向进取的主张接二连三，以及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和钓鱼岛的姿态强化，局势变得有些剑拔弩张，引起区域国家不安。安倍近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则进一步刺激中国外交底线，发起全方位的炮轰，被称为“舆论甲午战争”，除了把问题带入联合国，也发动驻外使节为文批判。质问东南亚国家的文章正是这系列动作的一环。 　　但此甲午非彼甲午，这120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和一次长达数十年的冷战。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世界更懂得外交与政治妥协的艺术，也更看重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对改善国与国关系的重要性。 　　国际关系合纵连横，论理更论势，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有诸多论述。应对今日区域和国际形势，必须施以今日的手段与方法，国际纠纷自有现代社会的文明解决之道，以骂街式语言诉诸历史悲情的手段，适不适合用来累积国际压力，不无疑问。 　　已有论者指出，东南亚国情与民情复杂，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就能涵括的。本地区对日本振兴武力、祭拜靖国神社等作为，没有中国显得那么激动，实际原因还包括几方面。 　　一、二战之后，日本与陆续独立建国的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早于中国甚多，除了工商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投资、建设，也包括流行文化、语言乃至品味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能都看成是日本的“阴谋”，而是双边交往中必然的互动结果。对东南亚许多民众来说，这...

        在人类历史上，开创者缔造的是关系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体系，而一般治理者建立的是日常运行的制度与规则。没有价值体系作底蕴的制度，往往沦为生产与消费的载体，所谓盛世容易流于物质成就，忽视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意义。而缺乏可靠制度支持的价值体系，则不免沦为空泛与虚伪，有赖执政者落实体制之中。         2013年年尾传来95岁的曼德拉逝世新闻，虽是意料中事，还是让全世界平添一抹阴郁。         曼德拉的去世引发全世界舆论排山倒海的关注与纪念，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时间默哀，数十个重要国家领袖出席追悼会。对于一个已经离开政坛十几年，在国际活动中消失许久的人物，世人的反应印证人心的公道。 　　人的伟大有很多种，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开创一个国家，为民族争取独立，为政党打造天下取得政权，建立一个有效运行一段时间的制度，以人格与道德的杰出感召国民，诸如此类，都在某种程度上会被一些人视为伟大，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都可能出现。 但超越一时一地与一两个族群的利益，能克制自身的欲望与权力，突破人性的局限，着眼于人类优良价值的高度，为人类示范一种看似难以企及的善，这样的伟大就更进一步超越凡俗，成为经典。         曼德拉正是这样的人。         南非在1948年大选之后，执政国民党将荷兰殖民者长期以来实施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手段明定为政策。但隔离统治手段从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乃至沙滩使用等全方位的区别待遇，一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反弹，于是一连串的反抗、压制、暴力冲突、逮捕拘禁、对抗，此起彼伏，终于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声援。         20世纪中叶是反抗殖民地统治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大时代，甘地在20世纪初从南非到印度发展出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后来包括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乃至翁山淑枝等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代历史上各种反抗压迫的故事中，当以黑人的奋起最悲壮。在长期隔离与分化下，白人统治者其实已经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两群人，相当大部分...

镜头外的文化焦虑 　　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民族，必然要做到对内部族群文化的尊重与利用。文化若因语言的衰败而持续低落不振，必然重挫一个族群的意志，进而伤及民族的凝聚力。如果靠威权维系，威权一旦崩塌或消失，民族与社会就很容易面对瓦解的命运。 　　本地电影《爸妈不在家》在斩获多个国际奖项后，在最近的台湾金马奖载誉而归，意外引发异族同胞在网络上表达异议。甚至有部分人担心华族文化的成就会造成少数种族更形边缘化。 　　这一茶杯里的风波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然而它所透露的其实是本地社会值得重视的课题，母语族裔对自身文化在本地发展前景的焦虑感。我们常在华文媒体看到的是对华族文化的关注，其实这一情绪应该同样出现在其他两大母语族裔当中。而随之衍生的课题，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到这个高度之余，如何看待个别种族文化与整体新加坡文化的未来。 　　看过影片的人，恐怕很难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部什么华人文化的电影，它其实非常好地呈现它的“新加坡性”（如果能这么表述）。不仅仅是混杂的语言，一个华族家庭的生活、习惯、应对问题的态度，都是本地人非常熟悉的方式。 　　 然而这样的情绪恐怕在少数种族当中不是孤立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里，我们有必要做出真诚而深入的反思，而不要继续假装大家都可以各安天命，满意自己的族群以及文化身份的既有状态。 　　当代儒学家杜维明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坦率地指出新加坡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注重以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而得出社会应该以英语为主的结论，导致华语华文遭到边缘化。而其实感受到边缘化的，还包括其他两大母语族裔。 　　曾经协助新加坡打造伦理教育课程，对新加坡文化与教育发展有长期观察的杜维明，对问题的把握准确而深入，令人难以回避。 　　我们的国家建设以经济和硬件发展为主，却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把容易看见成果的硬件工程做法，当做可以推而广之的有效手段，向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如法炮制。事实是很多经验显示，社会课题、文化与教育课题的处理，比规划一条高速公路，设计一个新镇，更加复杂而多变。 　　近些年来，我们常提起新加坡的软实力输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不久前写到，新加坡的软实力有七大支柱（Seven Pillars of Singapore’s Soft Power），其中之一是多元种族的和平群居，但...

特首不能自己选，连一个期待中的电视台也要被刷掉，多年来许多的抗争、纷扰，毋宁都离不开捍卫曾经有过的自由意识。今天的港人更担忧的是中共无所不在的控制意识。 https://www.facebook.com/supporthktv 　　过去几天本地区最大最刺激的风暴莫过于香港真人版的电视风云。如果按照前几日当地舆情的沸腾与汹涌，今天下午中环的游行恐怕、也许、说不定会很壮观。 　　《电视风云》是亚洲电视在2000年制作的大型电视剧，讲述上世纪70年代香港几家电视台的明争暗斗。随着香港娱乐事业的没落，电视台也成为无线一台独大，风云消散数十年。没想到今天却以真人版本再掀风波。 　　这一次，梁振英政府真是始料未及，一个本来可以赢得人心的发牌措施竟成了点燃满城怒火的汽油桶，一个电视执照的分配问题，竟然酿成三天50万人在面簿冲击政府的后果。 　　本来这世界已经进入数码网络时代，电视这个百年历史的发明早已相对于新媒体，被叫做“传统媒体”。然而一夜之间，数十万港人竟借着新媒体在力挺一个旧媒体的存在。借用不久前才诞生的“马英九语法”：如果这不是时代的讽刺，什么才是时代的讽刺。 　　这一切，不单让一个落选的媒体受到爆表式的关注，更使得它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王维基，从一介商人几乎摇身变成媒体英雄。出身电讯行业的王维基，声称三年前受到港府官员的鼓励，积极投入新电视台的经营，如今一切成了泡影，悲愤难免。从已经完成的一些作品来看，不少港人相信这位在行销上以破格创意著称的“魔童”，对电视业确实具有理想和更高的创意。 　　数十年来，香港电视业一直是无线电视称霸，亚洲电视陪衬，后者更被形容为已经近乎零收视，却仍占据几个频道，经营权几度易手。无线则早已失去昔日光辉，不说比不上日、韩节目，连大陆节目的素质都令它瞠乎其后。 　　当地民间团体对于一个报章、广播、电影等媒体都很活跃的社会，电视业却长期萎靡，早在90年代就要求开放更多免费电视频道，但官方直到今天才做出决定。 　　然而这一决定，在三家申请者当中，两家上榜者老板都具有显赫家世背景，唯独呼声最高、已投入营运并做出成果的香港电视网络落榜，民众的担忧变成事实，霎时引发网络上的怒吼。最大的质疑是政治介入，而且是北京的影响。因为王维基曾在五年前短短的亚洲电视总裁任内说出“不会做中央十台”的话，香港社会普遍解读这是他的港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