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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必定不能拋棄個別族群文化的多樣性，而個別族群的文化，必定包含語文、歷史和宗教。一個 多元社會，單靠語言文字其實不足以形成認同上重要的基礎。 首尔街头。（作者摄） 　　总结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的2019年，所展现寻找国家认同感的意愿非常浓烈，把历史上推至700年前，除了是扩大和深化国族源起的元素，也有助于一个新兴国家的不同族群和世代，思考彼此的差异与共同点。 　　近代很多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由于组成结构复杂，无论族群、宗教、文化甚至领土，都难免出现安德森所指“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处境，那么在政治上要凝聚共识，达到共同承担国家发展责任的目的，就不免要透过政策工具，形塑共同的国家意识。 　　这种形塑是极其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工程。在历史上，满洲人要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从外观上强制同一化，服饰与外观的改变属于文化的改变，文化的改变是心理改变的重要步骤，终极目的便是认同。清末国势日衰，民间反过来兴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声音，知识分子相信“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中国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剪掉辫子，他们甚至相信中国比西洋国家积弱，跟方块字有关，因此有必要废除方块字改用拼音文字。以强权介入达到国家认同目的，当然是一种方式，不过对建立和认同多元与包容的民主社会不会有帮助。 　　历史悠久的国家往往透过漫长过程形成民族认同感，这其中有数不清的正面和负面历史事件、人物，甚至内部族群的斗争，经过时间淬炼与沉淀，这些元素都在建构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化为共同记忆与历史内涵的一部分。 　　因此， 公民对国家或国族的认同，不会单纯只依靠光荣、伟大的事物，而是多面向、多层次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虽复杂，但它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意识却对公民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由于承载了共同的历史经历，国族身份才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因此所谓国族身份认同问题，自然形成是最好的途径，国族内部可能需要经由互相争执、否定、反省与和解等过程，达成许多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 强权威慑形成的共同体，近代最大例子就是苏联，在威权松垮后立刻分崩离析。 　　形成国族身份认同既是漫长复杂的过程，就不可能只由单一或少数因素代表。 　　简单来说， 国族身份认同的形成要素至少应有几方面：一、共同价值观。 价值观的形成复杂， 制度、 家庭、教育、宗教以及人性，都有影响，多元族群与...

要求改革資本主義的聲音，過去普遍被視為左翼思維，然而如今越來越多西方主流輿論正視這一召喚，已經使人類不得不認真看待“洗牌”或者“改寫遊戲規則”這件事。 　　在法国遍地开花的罢工和示威浪潮近日成为全球焦点，不仅因为全国几乎九成铁路运输中断、六七成的中小学教师罢工，甚至数目可观的医护人员也参与其中，新闻照片可以看到大队救护车集体停放在巴黎的大街上堵塞道路。报道指出，在私人企业也有高比例的炼油工人参与罢工，以工人为主的罢工行动也受到学生支持，民调显示支持罢工行动的民意高达六七成。 　　在这项肇因于不满总统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被视为削减）计划的抗争中，许多民众相信马克龙如果得逞，未来将进一步剥削和挤压工薪阶级。 　　在政府与工会关系长期紧张与互不信任的法国，资本主义一直在压制与反压制之间轮回，“黄背心运动”和这一次的抗争，无论导火线是提高燃料税还是削减养老金，都被视为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对左翼来说，劳动阶级这次大规模行动，突破一些传统工会领袖与马克龙政府妥协的可能，不愿像过去那样被安抚然后过一段时间再继续被挤压，并且吸取黄背心的经验，决定统一各种不同目标，一次过制造瘫痪效果，迫使被视为“亲富”的马克龙政府下台。事件与过去多年出现的罢工行动有本质不同，甚至被左翼人士视为针对资本主义的当代法国大革命。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两年前宣布投入政治以来，不仅没有因为缺乏政治背景而快速被淘汰，反而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关注。这名44岁的华裔科技企业家，以政治素人身份打破民主党众多政坛老将的垄断，在参选人中站稳一席之地。 　　更受瞩目的是他的主要政见：对每一个18岁以上成年美国公民无条件提供每月1000美元“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这项红利将取代部分国民正在领取的一些福利金。他相信这一红利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其资金来源则包括加征增值税以及科技企业的税收－－很多大型科技企业缴付的税相对偏低。他说自己“做了一番加减乘除”，这项政策在政治上非左派非右派，而是向前派。这一相对独特的背景和立场，吸引了很多互联网世代和政治中立的粉丝。 　　这个政见当然不是毫无来由的哗众取宠，而是伴随他的经济观点，就是应对即将席卷而来的机器人科技浪潮所能预见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他的竞选获得许多大型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家...

突如其來的禁令，嚴格來講，是對新時代的一種挫敗。儘管 政府不斷談論新時代新科技，但“電板車之禁”顯示的是新時代新科技與社會融合遠非想像中那麼容易。 　　个人代步工具成为社会话题持续超过一年，近日随着一夜之间的“禁令”而达到最高潮，网络上涌现大量民众满意喝彩的反应，却也同时刺激出因生计被中断或生活被打乱的不满声音。 　　 连日来，受影响民众集体到各区的议员接见选民场合“上访”，在以宁静与驯良见称的岛国，显示这已经不是小事。政府在星期五晚间迅速提出解决方案，补助最多千元给愿意转用电动脚踏车或助行车的送餐员，以及最多600元给转用脚踏车的送餐员。只要是三大送餐公司的雇员，并将电板车上交处置，就可申请补助。 　　从网络与社交媒体长时间针对这课题出现的大量评论与反应来看，舆论大多主张禁止是事实。然而 仔细梳理网络言论，会发现网民充斥情绪语言，特别是在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后，民众印象逐渐固化成“交通工具本身”就是问题。 　　然而根据笔者理解，很多出事的电板车都经过改装，无论是电池或机械，如果这是事实，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改装达不到安全标准。 改装如果是违法的，为什么不在更早前取缔？机械与电池为何不在一开始就设定安全标准？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说起来好像马后炮，但早早处理应该可以杜绝不负责任的使用行为，有助于防止问题的恶化。 　　梳理网络舆论，不难发现一些不错的建议，例如针对速度——这是肇事最主要原因，有网民建议，强制所有电板车在一定期限内由指定厂商更改最高时速，例如限制在15公里；开不快，也可以大大降低伤害程度，对纯粹要飚速的年轻人也有抑制作用，甚至打消部分人买来好玩的念头。如果技术上可行，这不失为不错的主意。 　　 根据本地国情提出技术上的要求，加上教育和适当的处罚吓阻，对引进任何新兴科技产品或商业模式并使之融入社会，加快大众接受程度，非常重要。 　　不久前，共享脚踏车的商业模式就因为没有及时制定规范和要求，在短时间内形成停车泛滥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怨言，同样在政府大刀挥舞下，如今几乎绝迹。 　　然而我们反过来想，这些交通工具之所以迅速受到民众追捧采用，自然有其优胜之处，也显然能符合并满足社会某方面的需求。关键在于监管和规范的部分，没有在初始阶段就制定符合国情的技术和商业准则，使之尽快融入本地社会环境。 　　笔者有个亲戚曾是共享脚踏车...

以經濟與和平為初始目標的亞細安，在過去半個世紀為本區域帶來難得的和平與相互尊重，功能效益不言而喻，然而過去過於強調尊重，在更高層次的理念溝通與貫徹方面相對缺乏，是一大缺陷，未來如何進一步加强彼此在和平、繁榮、自由、人道、團結與環保等等基本世俗化價值方面的溝通、理解与建設，需要更多努力。 　　 中美两强争霸态势方兴未艾，在世界格局重组前景未明的大时代，家国皆立足东南亚的人群，实在应该借机会突破既定思维，认真反思自身处境的条件与局限，寻找有利于区域长治久安的大战略。 　　 《联合早报》近日启动《认识东南亚》讲堂系列，可谓适逢其时。第一讲的学者廖建裕教授说得很清楚：“在现阶段全球化的过程中，东南亚已经出现剧烈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必须了解。” 　　 除了泰国，东南亚其他10国都在二战后才摆脱殖民统治，开始摸索国族建设的道路，却由于各国都有程度不一的复杂国情，过程备显艰辛。审视这一大片群岛与半岛组成的区域，从自然到人文、从政经到宗教，也许是世界各区域中差异最大的，问题也非常多。 　　 亚细安作为一个以经济与技术合作为初始理念，同时追求区域和平稳定的组织，发展到今天提出“亚细安－印太展望”的框架，成员互动方面已经成熟，但共识上仍然不算太成功， 未来最大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建立属于区域人群的认同感与基本共识，进而形塑本身的一些信念，坚定自己的价值，从理解中团结，在团结中壮大，才能长远屹立于包括印度的大国强国之间，保持独立、自由、和平与不受欺凌的道路。 　　 亚细安虽成立超过50年并逐步容纳伙伴到整个区域（除东帝汶），但各国长期以来因为历史、族群复杂、政治军事等原因，在一些课题上处于松散、各自为政的状况，偶尔不仅谈不上互信、合作，甚至貌合神离的情形时有所见。 　　 其中 几个主要问题包括：一，缺乏明显的（一个或几个）领袖国家，成员国之间各自对外结交大国，寻求利益，甚至在区域内部一些课题上形成鸿沟，在大国争端尖锐或者大国与本区域产生矛盾时，容易被分化；二，缺乏坚实的共同价值观；三，经济仍未充分整合，经济类型偏向传统，技术处于中低端，效益欠佳，其中潜藏巨大隐忧。 　　 关于第一点，印尼从幅员方面遥遥领先各国，也在亚细安内部受到相应的尊重，随着佐科政府励精图治，只要经济更上轨道，自然具备更大话语分量，但外界都关注它未来能否坚持其建国五原则所彰显的世...

普京的長期執政在很大意義上代表懷念蘇聯時代的一大群人，這種懷念遠超過就業與社會福利方面的穩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種有別于重視個體自由的價值觀。普京展現的強調穩定、社會凝聚力、領袖威信的價值觀，更接近東方式的威權主義。當訪員問他 ，如果自由主義死了，是不是就進入“不”自由時代？訪員說：“你有越来越多盟國用你的方式看待人類的存在。 普京此時卻顯得有些勉強地改口 … 王锦松漫画 近日，“普京认为自由主义过时了”大标题纷纷出现在欧洲媒体上。事缘普京在上月底大阪G20峰会之前接受《金融时报》专访，他以经济发展偏差导致贫富差距和难民潮等例子，论证“自由理念过时了，（因为）它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这番言论迅速在欧洲掀起一场思想层次的口水战。 对西方世界来说，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从启蒙运动迈入现代的两大价值体系，经过数百年发展淬炼，部分内涵已形成普世价值，被视为具有普遍合理性，例如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言论自由、定期选举等等。 普京作为世界级领袖，即便掌控下的俄罗斯近20年来正在走一条形似而实异于西方国家的道路，但公开宣告当代文明主流的自由思想过时，特别是对欧洲而言，难免引起巨大猜测，知识界因而纷纷横枪跃马以正视听。 批判之声甚至来自伦敦唐宁街10号。即将卸任的特蕾莎梅理不顺国内脱欧剧情，干脆抽空嘲讽普京犯了“愤世嫉俗的错误”，她说，没有人在比较俄罗斯和英法德的生活品质与经济成就时，会得出英法德制度过时的结论，“但他勇于发出此论，显示吾人在捍卫我们价值时的挑战之大”。普京发言人随后简单回应英国首相，表示俄罗斯与他国的生活各有利弊，“但不可能将一个价值体系与另一个对立起来，这是错的”。 《金融时报》访员的提问始于世界秩序的分崩离析，包括欧洲的分离主义、特朗普与盟国的纷争等。普京充分展现当代世界另一种思维。他说冷战时代唯一的坏事就是冷战，但冷战至少有规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都有所依循，现在却完全没有规则可言。 最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访谈中为特朗普帮腔。他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一点都不是外界批评的自我矛盾，“我也要俄罗斯优先啊，这没什么不寻常”。他相信特朗普攻击全球化，是希望全球化带给美国更多好处，于是就影响了盟国的利益。 YouTube上的完整访谈相当程度展现这位俄罗斯强人的理性和逻辑。谈到与中国和习近平的关系，他重复表示中俄友好条约是200...

鄧小平在1984年說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現在已經見效了”，所以他相信一國兩制可以用來解決港台問題，“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有理由相信，老人家心裡或許想著加上50年的過渡期，大陸在各方面都會變得更開放、更趨近與港台的制度。 他太樂觀了。 香港百万人示威的画面再次引起世界关注，也再次引发人们反思“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22年后的种种问题。 各种评论可以综合为两大类观点：一、支持北京政府和特区政府，反对“反修例”示威，其理由大致认同特区政府的说辞，即引渡可停止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修补法律的漏洞；二、支持反修例示威，主要理由是中国大陆司法不独立、人权记录不佳，反中共人士很可能被设计罪名由港府移交内地， 面对不公平的审讯或判刑。 双方理由都有所依据，但特首林郑月娥始终以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一个案例为代表，终究薄弱；港府也没有回应反对者关于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被绑架等案例；在条例内容上，没有在必要时足以实质抗衡中央引渡要求的机制，因此令港人难以相信这不是政治操作。 作为解决台湾和港澳与大陆统一的试验性方案，“一国两制”在近代史上容或有新意，但在历史上，这并不是完全创新的机制。 “一国”之下在不同地域采用有别于中央政府（宗主国政府）的全部或部分体制，这在殖民主义历史上普遍存在。殖民宗主国在不同殖民地，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采用不同制度以便于统治，做得最成功当属英国。最显著例子是香港直到1971年新的婚姻条例颁布后，才终结男性按《大清律例》纳妾休妻的权利，从此华人男子只能一夫一妻，但此前男子的妾侍和子女仍依《大清律例》享有继承权。 对殖民主义者来说，只要不冲击统治权，并不要求殖民地跟宗主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上采用相同制度，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过去的殖民地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宗主国，宗主国在猎取资源、拓展商业版图之余，也输出本身的软硬实力到殖民地。这种透过潜移默化方式影响殖民地人民的统治文化，以英国的“特别统治主义”为代表，日本殖民台湾之初，一度仿效英国在印度施行的这种统治方式，尊重当地原有习惯风俗。相对于其他殖民主义者实施全面同化的“内地延长主义”，英国这一套具有更深远的特殊意义。 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期，并没有太细致的设计，在被蒋经国拒绝之后，两岸其实都没有深入探讨其可行性。它用在香港作为一种试验，北京...

柳公權在晚唐朝廷的政治傾軋中，始終堅持講真話的人格品質，並且留下好些直言勸諫皇帝的佳話。然而他雖然挽救不了國運，自己倒是得以壽終正寢，全靠唐太宗李世民開創的有容乃大、尊重言論的政治文化。 讓整個國家的知識份子比美國早1000年享有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 本栏上期简述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传奇救国的一生，他不仅在书法上立下传世之名，还让人看到古人允文允武、忠义不屈的精神。被后世称颂为“颜筋柳骨”的另一人柳公权，则是传承颜真卿而更上层楼的书法巨匠。 柳公权小颜真卿近70岁，他做官时，历时八年却后患无穷的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大唐李家朝廷进入吃老本的中晚期，无力根除安史余部在地方上和军队中的势力，只能听凭割据；西域诸国看清形势，更是不再听命大唐，“天可汗”国际秩序于是崩解。 除了书法，柳公权对的谏言事迹也很精彩。 然而安史之乱后，肃宗以下很多个皇帝都短命，也在位不久，不再有本事振兴大唐。科举考试并不顺利的柳公权（778年－865年），29岁进士及第踏入官场，数十年的仕途并不得志，终其一生没有像颜真卿那样立下武功的机会。然而他却见证朋党倾轧与军阀骚动不断，内忧外患持续消耗国力，朝政在缓慢的过程中衰颓，直到他去世时，大唐离开朱温建立后梁取而代之（907年）只剩两代人时间。 倒是柳公权在那种环境下，始终坚持向皇帝讲真话的人格品质，千年之后回看起来，完美映衬他 體勢勁媚，自成一家 （新唐书评语）的书法。 柳公权留名青史的讲真话故事之一，是唐穆宗有一次在一座佛寺里看到他的书法，惊艳不已——柳 公权 当时已是书法界红人 —— 皇帝追星心切，召他来见，他当场挥毫表演，穆宗赞叹之余说了一番恭维的话，再问他书法怎么样才能写得那么完美。当时只是个小官的柳公权，并不因受宠而欣喜忐忑，反而说了一句传颂千古、被视为“书谏”的话：“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皇帝当即脸色一变，了然于心，但并未动怒。 原来穆宗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贪玩到大臣都受不了他，甚至当着朝会指出他“宴乐过多，畋游无度”，忙着狩猎出游，以致蕃寇入侵边境，紧急军情要汇报都找不到皇帝；大臣还指出他珍玩艺伎，赏钱太大方，劝他要珍惜百姓的纳税钱。难得的是穆宗对这些谏言都不生气也不降罪。 按照正史记载，除了笔谏一事，柳公权还有几件大胆进言的佳话。 有一次唐文宗跟臣子提到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