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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必须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然而它面对的是没有疆界与范围的对象，只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更多的控制手段，意义都将令人存疑。 　　又有一个国家说要管制互联网，越南最近宣布从9月开始，限制博客和社交媒体提供或交流个人资料，并禁止分享新闻信息。在所谓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类似的行为与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 　　大数据概念过去一年被全世界越来越频密地讨论，去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首次发布报告，将“数据”视为新一类的经济资产，就像货币和黄金一样。 　　根据研究，去年全世界每天产生2.5艾字节（quintillion bytes）的数据资料，并且随着互联网与各种移动平台越来越广的拥有率和应用频率，这数据正不断叠加扩充。 　　以中文来说，上列数目只能以“恒河沙数”四个字来形容，1 quintillion相等于1的后面加18个零。因为移动平台技术的不断改进，公开数据也不断扩增，它一方面对人们了解世界提供更多的渠道与便利，另一方面对需要做决策或决定的人，也有了前所未有更多元也更直接的参照。这是“海量数据，弹指联通”的时代，而能进入这一切数据中间综合掌握并加以利用的“功夫”，其实就好比佛家的“顿悟”概念。 　　当然，统和运用数据的不是顿悟的禅师，而是日益提高、强化的网络运算技术。 　　大数据对企业的商业运转、市场策略、行销部署，以及客户服务等等，都有明显的重要性，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动力、产业转型、创意开发，乃至社会服务、官民互动，也都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教授布莱恩卓佛森（Erik Brynjolfsson）比喻，大数据的出现就像400年前的显微镜，可以细致地量度人的行为与情感，在商业、经济乃至其他领域都有助于企业主和政府做出更多基于数据与分析的科学决策，而不仅仅依靠经验和直觉。有报道指出，谷歌上查到的有关美国房屋销售的趋势，比房地产分析师还准确。 　　而这个趋势当然是中性的，它所带来的利弊，视乎受影响的对象。我们这几年也看到，不同对象的应对方式有天壤之别。美国选举千方百计要加以运用的是大数据，中国维稳千方百计要加以管制的也是大数据。而美国除了用于正面，也试图用在监控民众。 　　美国的顾问公司预测，美国今后还需要十多万个数据分析的专才，以及100多万名能够运用数据的经理人。早在...

魅力领袖的特质有助于翁山淑枝团结在野势力，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特定作用。但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让理想与现实不完全脱钩，为新兴国家的民主政体提供一个受尊敬的新版本，也许她在漫长的软禁期间，曾经拟过草稿。 　　近年来，天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备受世界瞩目，投资者与战略家的脚步接踵而来，一个封闭多年的富饶之邦在世界经济元气还未复苏的时代，迅速成为人们定睛聚焦的垂涎目标。 翁山淑枝的新加坡之行再度让这种关注加温。 　　在二战之后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里，除了陷入共产烈焰者，一般总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民生与经济进展，但缅甸却在军阀的枪杆子暴力下，比一些国家走得更坎坷。原本堪称东南亚小康的国家，如今近乎一穷二白。 　　长期与军政府关系良好，曾与毒枭坤沙齐名的鸦片将军罗星汉，在缅甸建立了以多项基础设施为主的庞大事业王国，他一年前接受前中国时报东南亚特派员梁东屏专访时说，1960年代的缅甸是东南亚最富裕国家，闭关50年却沦为数一数二的穷国，这使得现任总统登盛等军方背景人士与民主派都很清楚，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避免再度走错路。他因此肯定地说，这次的改革是真的，2015年的大选也不会再像1990年那样，民主派的胜利果实遭到暴力吞噬。罗星汉本人相信翁山淑枝的全民盟将在下次大选中胜出，也将能顺利接掌政权，因为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他也相信翁山与登盛双方应该有了不会算旧账的共识。 　　令人好奇的是，在几十年的独裁之后，军政府近年来朝民主化、自由化的转向之大，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虽然罗星汉发出那么肯定的“觉悟说”，但缅甸内部也有存疑派，“全民盟”第二号人物、83岁却吃了20年政治牢饭的温丁就在专访中坦言，说不清楚军政府为什么会“突然转向民主”，全民盟秘书长丁吾则相信是军方了解翁山的偶像作用，只有让她出头，才能让缅甸重新进入国际社会，推动军方想要的议程。 　　无论如何，全民盟决定借力使力，顺势崛起，在抵制2010年大选后，毅然投入去年国会的补选，一举拿下44席（仅占下议院议席的一成），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却也让人更看清民意所向。 　　一年多来，随着国际社会的大量支持行动，翁山淑枝和全民盟似乎已经对形势的稳健发展更有信心。 　　翁山淑枝在新加坡说了很多话，都大有深意。例如她呼吁国民回国，因为全民盟面对严重的人才断层。没有人才，将难以在两年后——几乎可以假设将胜选——组成具有实力的政府，应对百...

实际上，行动党把自身的思维碰撞、多元化历程公诸社会，将有助于全民看到它因应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积极性。但这一透明化过程，必将要伴随其党内的民主化，只有领导层的民主化才能让行动党真正走上党内核心多元化的道路。惟其如此，改革才可能真正来自于民间，立足于民间。 　　全国对话秘书处和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调查，根据取样标准和数量来看，应该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在主要数据方面，国人的诉求以就业、医药和房屋为主，确与一般认知接近。而调查对照政府近期所做的政策改变，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似乎更印证若干政策的转变是为了顺应民意。 　　2011年大选之后，总理和几位部长先后表示：确实听到了人民的声音，也知道民众的诉求是什么。于是两年来，从外劳缩减、移民限制、提高基层员工薪金、房地产调控、教育改革、医疗福利放宽到交通改善，许多政策与措施接二连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不但引起舆论的热议，也被视为选举带来的政治气候变化。 　　对照过去人民行动党政府强调了几十年“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这个“变化的年代”容易引发更多的关注。有些现象其实也值得进一步深思。 　　例如，过去说不受民意影响而不改变的政策，现在如果改变了，还是不是最好的政策？过去从财政、经济发展等等角度认为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了，会不会引起什么不好的后果？ 　　而紧接这些问题之后，人们会继续追问，如果改变不会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过去不行？如果改变可以变得更好，为什么现在才做？ 　　在很多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向多源于政治力量的消长，包括执政党的替换。然而在新加坡，半世纪以来的所有变化，都来自行动党自身。外人很难理解，行动党过去在面对民众诉求与不满的时候，在内部如何对政策与民间的反应进行分析与评价。 　　从过去的反应来看，民众会感觉许多事务与民意甚至专家的意见背道而驰，却迟迟不见改变，甚至必须年复一年听到官方为它辩护的论调。信手拈来的例子就是小学分流制，整整拖了25年才成功废除，2008年废除之后，民间反应一片叫好，更证明那是个迟来的正义。 　　对民间来说，套句台湾俗语，这种现象叫“歹戏拖棚”，然而更严重的是，这一政策对多少年轻人造成伤害，根本无从估计。而其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25年来是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又有哪个部门做过评估？ 　　由于长久以来都以“不向民意低头”为最高原则，行动党政府对...

　　   这一命题之古老，就在于它涉及人类权力与国家机器的规范、制约问题；而其全新之处则是出现仅仅20年的互联网，已经到了一个分界点。看似自由的工具，却可能因操控者地位的不平等，出现反作用，造成另一种隐藏的恐惧感，让自由与控制的角力进入虚拟世界。 斯诺登流亡的悲剧延续五年前阿桑奇引发的效应。 　　斯诺登流亡的悲剧延续五年前他的前辈阿桑奇引发的效应，在互联网更深刻影响世界的今天，激发更深层的反思。这场反思不应该也不允许我们在一个引渡令发出后，简单把事件归类为背叛雇佣契约、窃取国家机密或者叛国，而冷眼旁观一名30岁青年的逃亡过程，就像观看一场制作精良的好莱坞大片。 　　这一事件不能看成仅仅关乎美国法律的司法案件。虽然在表面的层次，可以轻易列举他所触犯的条例，据报道至少包括两项间谍罪及一项窃盗罪，总共面对的刑 责可达30年监禁。 　　然而美国政府在事件中面对的是更大的理亏。借由网络秘密监控深入数百万民众（且不说外国）的隐私之中，无论理由是反恐或国家安全，都不够说服力。 　　如果试着回归到网络时代前的环境加以描述，警察部队为了逮捕潜在的私会党，在每个住家外派人24小时监视着，不许你关窗关门，因为要清楚看见你客厅、厨房、卧房甚至厕所的动静，不许你窃窃私语，因为要清楚听到你在说什么。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虽然全社区的安全很重要，但请你先用其他法律手段证明我干了坏事然后一举把我逮捕，否则就是无谓的骚扰，何况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起了坏心侵犯我家呢。我尊重你是警察，但我也知道你只是需要吃喝拉撒的人，不是道德无瑕的神。 　　反对大规模监控的理由说白了就这么简单。斯诺登在与英国《卫报》的访谈中清楚表示了对政府这一作为的不安。 　　这一不安引发的连串举动，其实开启了古老却又全新命题的最新争辩。 　　过去，国家、君主曾是民众难以违抗的效忠对象，但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发展，使得国家存在的意义、政府存在的目的被论述得越来越清晰，人民的权利、地位越来越受到尊重与肯定。这一方面是靠着人类思想精英建构的理论与论述架构，产生启蒙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少数行动精英以持续不懈的意志力，在不同的牺牲与抗争中，打破重重壁垒和障碍，所达致的成果。 　　这些成果的最具体表现就是个人肉体上免于轻易受到权力与暴力的侵犯与损害，精神上免于被侵犯与损害的恐惧，因而人人可以获得基本的...

中国结 中国早点 黄浦新陈 今天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慨叹10年前的期待落空，甚至为若干倒退而大感失望。如果领袖人物不能具备足够的智谋与勇气突破体制缺陷，甚至打倒体制中的有害细胞，体制必将反螫个人。 　　最近，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肯尼迪学院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的一项研究报告受到中国媒体不少关注。 　　报告题目是《中国世纪？美国为什么仍然有优势？》（China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内容指出舆论普遍相信中国崛起并且很快会超越美国的想法，存在很大的误区，也解释为什么对“美国衰弱”的忧虑是错误的。其中着墨甚多的是经济领域。 　　贝克利指出，经济规模本身并不必然使中国成为超强，很多人把规模当作实力，而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19世纪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打击时，它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也是举足轻重，甚至超过对手很多。尽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8%，今后20年仍将保持平均7%的增幅。 　　在国家债务占GDP比重方面，中国公开数字仅为19%。但中国经济一个隐患正是实际的债务比重，研究认为，如果把发给地方政府关联企业的都考虑进去，中国债务占GDP比重可能高达75%至150%，超过美国甚至一倍。 　　深究中国经济内容的含金量，报告认为美国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中国虽然科技产品出口很大，但科技含量不高，绝大多数出口公司也是外资。 　　质疑者可以轻易从反华或唱衰中国的角度看待这样一份报告。但它指出的一些事实却是不得不承认的隐忧，正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现象表明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正逐步消失，其中包括廉价劳动力，充足的水源供应等等。 　　最大的隐忧则是人口老龄化。在国民平均所得尚未提高之际，中国已经开始面对人口老化的困难，这是很多中国本土专家长期以来都指出的。中国人口在1949年约5亿4000万，30年后，这个数字剧增到9亿多。换句话说，那30年间出生人口多达4亿，并且将在未来20年进入老年。根据联合国推算，中国在未来几十年，15至59岁的青壮年就业人口将逐步减少，逐渐与老年和幼小儿童的总人数接近。 　　贝克利的报告指出，未来20年，中国将有3亿申领养老金的人口，到2040年，工作与退休人口比例将达到2比1。这是惊人的比例，今天不少独...

繁花 中国早点 黄浦新陈 全世界经济都在过冬，中国要思考的是政治体制如何找到下一个繁花盛开的春天。 春天 　　这是百花盛放的季节。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花儿在绿色背景里一日日地绽放，分辨得清楚与不清楚的色彩，为人间妆点视觉上的喜悦。 　　这是色彩的季节，没有花季的赤道国度，无从体会春来百花乍放的惊喜，以及苦寒渐去内心苏醒的欢愉。 　　三十几年前恶夜崩塌，大地回春，民族生机得以释放。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神州大地从一片蓝蚂蚁的世界蜕变成五光十色，流彩斑斓的花样人间。 　　相对于过去的全面禁锢，这三十几年被释放的不仅是生产力、创造力，思考力以及传统上的经营和商业精神也全面复活。 　　这一巨变相对于从清末转入民国，其实影响更加深远。历朝历代对人性与思想的钳制和扭曲，恐怕没有像这样全方位而深入，以至今时今日还有不少人表示怀念。 　　借助纪念辛亥百年，近两三年来，中国知识界掀起广泛而持续的民国热，热力所及，不但对蒋介石父子产生“拨乱反正”的评价，还延及民国其他人物；此外，今天台湾的种种，也常常经由媒介和越来越频密的交流，被正面扩大，很多人不吝于表达对台湾的好感甚至羡慕，以对照大陆当下的人与事。最新的例子，莫过于韩寒台湾行刮起的《太平洋的风》一文。 盛夏 　　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夏天以荷花为代表，百花都爱点缀人来人往的道路、公园，享受人们的赞美、玩赏。荷花钟情湖水，静寂孤独的湖面，有了荷花更显富饶大气。欧阳修就说：“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 　　思想牢笼的打破与创造力的解放对古老民族来说不是易事，但在全球化的广泛经验参照下，路也不是太难走，并且在短短一代人时间里走得越来越顺，乃至虎虎生风。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是国力展示的最高潮，不仅表现在规模，更在于全世界的参与其盛。 　　这个时代，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购买力、移民、奢侈品市场，还有人民币。 　　但与此同时，文化与民族的缺点、弊端也伴随市场和体制的力量迸发出来。炎热火红的太阳底下，人性丑恶面如潮水涌动。当然这也可能是媒介的多元化便捷化，使得相隔百里千里的人群“分享”了不同地域的恶，不过体制与传统结合所形成的官民对峙、贫富差距等现象，却是在新媒体时代前已经普遍存在的事实。于今尤烈。 　　这波汹涌的市场和商业大潮方兴未艾，来自海内外的弄潮儿前仆后继，成...

经济建设止不住改变的风 这两年来吹遍全球的自由风，都是掌权者无视自己已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坏皇帝”的事实，在经济滑坡、分配失衡、失业率上升、权力节制不足、科技发明等因素结合下，一触而发。 　　走在上海街头或北京商场的外国旅人，一定感觉社会的繁荣与富裕。对比邻近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京沪两地的人均国民所得属于高端，市容更不用说了。 　　但中国领导人也说过的，这两个地方不代表中国。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商业大街、XX广场、XX天地，不代表中国。但那些欣欣向荣、高雅富贵的地方确实出现在中国城市里，而且越来越多。 　　它们代表中国的兴旺发达，还有对世界的吸引力。 　　市场规模形成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龙苏醒”的认知，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带动亚洲对世界的影响力；对外投资越来越多，也让世人听到仿如过去日本崛起的脚步声。 　　还有一种脚步声也让世人察觉到了。移民的步伐走向全球，并且没有随着国家的富裕而放缓，反倒越来越多。 　　很多富人走出去的理由是寻找安全感。一个上海律师告诉笔者，曾有全国知名的企业家来找他咨询。企业家已经收到入籍新加坡的批准信，但内心还在挣扎要不要接受。他最大考虑是作为中国公民，对庞大的资产和全家的人身安全，不知何时开始竟产生莫名的恐惧感。他问律师，拿外国护照在中国做生意，是不是比较安全？ 　　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官场生态及官商互动有深刻体会。长期以来不时传出企业家遭到地方政府甚至少数官员对付，企业或财产遭殃的事情，有些被报道出来，更多则石沉大海。 　　浙江某市一名入了新加坡籍的当地商人，就因为地方官员换了人，先前因“招商引资”而来的投资被认定违法，打了几年官司，被罚近千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事件多如牛毛，商人钱再多，还得怕地方小官员。 　　清末李鸿章说，中国面对西方的处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今日商人的处境来看，过去富可敌国的沈万三、胡雪岩因得罪官员而倒霉的情况，倒是“数千年未有变之局”了。 　　今日中国学者刘吉接受本报专访时就说，现行中央集权体制事实上与两千年来的郡县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能改变现状开创新制的，显然比创造经济奇迹更值得传颂千古。 　　官权太大、法治不彰、缺乏制衡的体制，甚至给官员本身也带来不安全感。年初发生的重庆变局，尤其给许多中下层官员带来冲击，高层官员和国企领导大量在海外安置家属和财产，也说明这班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