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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场变革，而变革的关键特征就是素人在政坛上纷纷崛起。这是对既有秩序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后，试图颠覆既定秩序，做出改变的努力。素人政治相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借着激昂的情绪诞生， 获得道德上的优势，但并不保证能解决它被托付解决的问题。 素人政治的崛起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古时候的揭竿而起就是例子。 　　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世界，也在很大程度和速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形容，社交媒体是这个时代新形态的咖啡馆。 　　在大众媒介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西方社会的咖啡馆发挥让人群聚首、交换看法和传播意见的作用，在传播还不发达，公共意见受限的环境里，人们在咖啡馆里的闲言闲语、胡言乱语甚至流言蜚语，也同时成为或真或假的信息来源；经过交叉与反复的往来过程，人们得以掌握社会真假虚实兼具的脉动。 　　拜传播科技之赐，今天无远弗届、随时连线的虚拟社区，其功能已经远远超越咖啡馆，其互动与创新，更足以改变和颠覆政治生态。 　　社交媒体在政治上的功能，除了群众动员与交流的能量被无限放大， 对能够有效操作社交媒体的人，甚至可以经由不同的应用，获得倍数计算的优势。 这点在两个月前台北市长选举过程，得到最好的验证。 　　没有政治经验的柯文哲透过社交媒体的运作，短时间内在青年选民中间建立起支持网络，影响力迅速扩大。这虽不是胜选的唯一原因，却是很关键的一个。 　　台湾《新新闻》周刊总结柯文哲与败选的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的经验时就指出，为连胜文辅选的总统马英九是Web1.0，只能阅读，不能互动；比较年轻的连胜文则是Web2.0，可以和选民产生一定的互动；但是55岁的柯文哲却已经进化到Web3.0，不但能与选民互动，还能开放自己的应用程式界面，让选民直接参与自己的竞选活动，提供大量援助，也因此，柯文哲的竞选支出少很多。 　　 柯文哲现象也说明，从政关键不是年龄，是能否得到网络世代的支持，发挥社交媒体的巨大效应，这完全颠覆了传统选战的造势手段，让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向虚拟化跨进一步。 　　 虚拟化的网络让很多政治上的“素人”得到过去不可能出现的胜利机会。 借自日文的“素人”一词是相对于专家而言，在政治上的素人泛指没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和奥援，不曾正式踏入政坛或只在小范围内参与政治的人。同样不久前当选的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甚至更远一些...

明文禁止以不同形式的言論冒犯異教，如果能逐步成為國際共識，可以形成某種行為規範，對於因全球化而越来越頻繁的人口流動社會，有助於避免族群間日益複雜的衝突火苗被點燃。雖然民族、語言等等都可能引發族群衝突，但依據最大程度保障言論自由的考慮，筆者認為難以尋求妥協共識的宗教事務，應該先予以限制。 　　九一一事件之后，与伊斯兰世界和美欧国家相关的武力冲突似乎多了起来，规模和强度有大有小，受到世人关注的程度也是深浅不一。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化有关，但在另一个层面，世界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传统媒体）聚焦的速度与幅度，也影响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度。后面这点，也是部分穆斯林对国际舆论与西方领袖不满的论据——发生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受害事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怀和救助，施暴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 　　这当然就是国际政治权力长期倾斜的现实，对于全球化越来越紧密的国家与族群关系，伴随这一现实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恩怨与压力，是必须面对的关联遭遇。 　　但同样是现实的一部分，非伊斯兰世界应该理解，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国际权力关系，并未能完全得到认可或接纳，甚至在不同社群中还存在价值对立与相悖的情况。为了和平相处，如何沟通与求同存异，需要彼此在价值认知上做出一定的调整。 　　从2005年的丹麦漫画事件到今天的巴黎《沙尔利周刊》血案，对伊斯兰的挑衅都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伸张，而反对挑衅者都提出言论自由底线在哪里的反思。事实上，伸张言论自由与捍卫宗教尊严，并不来自壁垒分明的两群人，在西方有不少人反思嘲讽戏谑的本质是不是言论自由，在穆斯林群中也有少数认同言论自由者。 　　反思言论自由的不少观点，都涉及一个社会族群的敏感课题该不该受到批评、每个社会族群的禁忌应否得到尊重等等。 　　作为相信自由权利的人，对这一价值的意义，笔者不存疑问。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奴役和压迫统治，自由人的概念来得很晚，吾辈幸存的时代与环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似乎理所当然，其实那是一种运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 很多今时今日看似自然的权利，并非天降或神授，而是西方数百年来思想演进的果实，其中就包括言论自由。 　　也正因此，西方社会一些人有时候对自由的想象近乎偏执，将言论等自由价值的传播，赋予类似数百年前政治军事与宗教扩张的使命感。这在传播已经没有界限的网络时代，很容易激起少数强烈激进的反弹。 这...

偶然因素对事物的影响往往超越人的想象，各种灾难毋宁是召唤旁观者感知生命的无常，生死的偶然。如果不可知的力量果真存在，人在大自然之前，必须常怀谦卑与恭敬。 光害太多的都市缺乏仰望星空俯思生命的机会，对于物质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对生命的继续仿佛日升日落，没有疑问。只有当灾难发生时，才会激发“冥冥中”的意识，或者偶然与必然的悬念，才会在心中闪过。 　　赤道秋凉的年关，不去想《明日之后》（The Day After Tomorrow）电影的末日景象，是可以很享受的。假装在北国，幻想枫叶红。不曾踏足岛国的外人，不能理解传说中烤人的烈日骄阳这时都匿迹放假了，任凭凉意入侵。 　　但好气候并不让人绝对平静，即便在新日历打开之前半小时，2014年仍然以灾难的出现告诫吾人：不可让幸福感过度满溢。2014年最后一星期的印尼空难和上海踩踏意外，令这一年的离去，也带着险恶与幽暗。各种灾难毋宁是召唤旁观者感知生命的无常，生死的偶然。如果不可知的力量果真存在，人在大自然之前，必须常怀谦卑与恭敬。 　　偶然因素对事物的影响，往往超越人的想象。法国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莫诺（Jacques Lucien Monod）晚年写书《偶然性与必然性》（Chance and Necessity）提出，大自然没有任何计划、目的或设计因素，生命的出现全赖自然力的作用，人类基因和其他物质一样，逃不开量子的扰动，突变是完全偶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包括人类的出现与随后的进化，没有什么是按照一定蓝图设计出来的。 　　这一近乎哲学的说法，明显抵触创造论，莫诺在主流基督教社会遭到很多批评，被指为捞过界，不够资格。 　　但他的偶然说并非无中生有，也不孤立。物理学界向来都有学说指出宇宙起源于物理定律，而非某种意志的设计，而物理定律则是浩瀚大千世界中，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逐步发展出来。这说法在当代物理学大师霍金2010年的《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臻于高峰，他说解释宇宙的源起无需上帝，包括大爆炸都只是依循物理定律的结果。霍金的理论免不了受到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多方围剿，牛津大学数学教授伦诺克斯（John Lennox）也是基督教护教论者，他说，霍金把物理学与宗教对立起来，迫使人类做出选择，是错误的，因为物理定律并不能对宇宙做出完整的解释，定律本身只是对现状的描述，并不创造任何东西，宇宙的生成仍...

围墙可以带来安全感，但墙内的人必须弄清楚，掌握城门钥匙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当你不敢探头去欣赏墙外风光，不能自由进出城堡，筑墙者是想把你变成什么样的面貌和思维？当你自己搬砖砌瓦堆起城墙，你到底害怕什么？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最近获得德国《世界报》的文学奖，英国《卫报》网站刊登他的得奖感言，适逢柏林围墙倒塌25周年，小说家借墙发挥，讲述与柏林围墙的渊源。 　　他在1982年第一次到柏林，经过重重关卡，越过围墙进入东柏林，依照规定，必须在午夜前回返西柏林。他们在晚上看完演出后，匆忙赶在封关之前，回到查理哨站的情景，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查理哨站（Checkpoint Charlie）是冷战时期，围墙分隔东西柏林的一个关口，供德国人与非德国人通行两边，如今已是冷战的重要象征。 　　1989年11月围墙倒塌后，村上春树一度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松了一口气，感觉世界从此步入太平。但旋即而起的宗教与恐怖冲突，又令人无法乐观。 　　身为文学家，村上在感言中，对墙做了这么一段意象十足的描述：“ ……墙是分隔人群的象征，分隔两套价值观。在某种情况下墙能保护我们，但为了保护我们，它必须排除他人――这是墙的逻辑。墙最终成了一套定型的体系，排除其他体系的逻辑，（手段）甚至是粗暴的。柏林围墙正是明显的例子。 ” 　　在他看来，“ 我们有时候拆卸了一堵墙只为了竖立另一堵，那可能是实际的墙，或者围堵心灵的无形之墙。墙提醒我们不要再往前进，也不许他人进来。一堵墙终于垮了……我们却发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有别的墙巍然挺立…… ” 　　他指的墙包括族群主义、宗教、偏狭、基本教义，甚至贪婪、恐惧也是一堵堵的墙。村上问：“ 没有种种墙的体系，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吗？ ” 　　柏林围墙围起一群人和一个世界，长达27年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对墙外人以及文学家来说，155公里长、3.6公尺高的这样一堵墙，象征无限的意涵。它的瓦解，固然代表墙内体系与权力的消散，却不意味墙外的永恒胜利。对墙内人来说，他们（或许是少数）也曾相信，自己固守的是一部真理。东德把它称为“反法西斯保护城墙”，把墙外的西德政府和西方国家，视为必须打倒的法西斯主义者。 　　 后来，大家发现这样的政治体系，其实靠的是谎言在维持。谎言给了围墙正当性，围墙保护谎言的完整性。而当两者不能相互支持，溃...

这一群人与依循传统思维进行统治的北京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指尖上的民族”没有国界，也不轻易屈服，他们更需要的是被文明与理性说服，更在乎诚实的说理与真心的感动，这是习惯显露权力、隐藏感情的老老一辈不易察觉的。 （香港金钟行人天桥楼梯被贴满市民对示威运动的话语，形成一道罕见的风景， 短暂栖息在这个中国南方的国际都会中，等待消失化成记忆。网络照片） 一支小雨伞曾是源自台湾雨中浪漫的流行曲意象，曾几何时，成千上万支小雨伞聚集街头，却成了对岸香港惊险风暴中的政治图像。 　　从9月28日以来，香港的“占领军”欲走还留，占领行动欲息而不止，风险也跟着上升。对于统称“占中”的这场示威活动，两星期来吸引了全世界目光，支持、同情，与反对、谴责的声音，难分轩轾，随着形势的张驰，外界反应也不断升温。 　　从一开始，很多人就把这一场运动与25年前天安门广场那一幕相比拟，并且做出各种推论。网络和移动媒体的进步，使得这一次事件充满戏剧性，正反面的言论、真真假假的消息和温馨与粗暴的镜头，持续在全世界眼前竞争短暂的焦点。 　　多日以来，最令人感动的是， 马路上主要都是自发的年轻人，却有着无形的秩序。而黑夜之中同时举起的手机光点连成一片，足以让人明瞭，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代，他们自成一个“指尖上的民族”，散布全世界，不受时空羁绊，也不愿意受到旧意识形态的主宰和牵制。 　　放眼看去，10年来在世界很多角落发生的事，都与这群“新兴人类”有关。 　　无论从什么角度，这起事件都注定成为香港乃至与大陆关系的里程碑之一，也注定充满众多解读的角度和层次。若简而言之，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去说明。 　　在横向上，香港与北京是传统意义上的边陲与中央关系，这种关系使得香港在过去被轻易地割弃（类似台湾），现在则被轻易忽视，即便人民的思维与心理已经在百年时光中发生深刻变化，依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应有的正视。包括不少大陆知识分子都曾指出， 北方统治者在21世纪依旧沿袭非常传统的治理思维在管治国家，这种思维对于偌大的国家和复杂的社会发展、遥远的民情，越来越力有不逮。 由于体制使然，其维系统治的手段，几乎只有庞大的武力以及不断强调的民族主义。 　　占中显然参考了台湾的抗争，但 港台之间其实有很大分别 ，若示威者要把小雨伞和太阳花相比拟，可能会误判。最大的分别是，在台北，任何抗争的呐喊与行动会直...

分离主义者对现状的描述能不能被认真对待、对话，及早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是化解危机的重要步骤。反对分离主义者往往因为分离未成为事实，而忽视统一状态中 的缺陷。同理，分离主义者也可被视为对一个政权的背离者，其离心离德，试图追求新秩序，必是因为现状中的缺陷，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很多新旧秩序在 “ 争霸 ” 或过渡期间，都不可避免血流成河，除了因为各方面主角对复杂万端的现状不能有效掌控，最主要原因是各方面都缺乏对第三条路的想象力，以及寻找妥协共赢（甚至彼此少输）的创意与度量。 　　 苏格兰独立公投落下帷幕，投票前后全世界大量舆论从多方面剖析它的前因后果，包括它与英国的恩怨情仇，以及独与不独的利弊得失，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英国总编辑豪尔（ Stephen Hull  ）的观点。他认为无论胜负，公投给英国社会带来的两极化都将在社交媒体的聚焦下更加突出，但双方都不应该因胜败而出现夸大的情绪。事实上整个社 会是被社交媒体和政客所激化的，他不相信在去与留之间，真的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几乎全世界都在赞许这一场公民投票所代表的民主制度内涵。 　　一旦苏独成功，将给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带来最后的撕裂与全方位衰微的后果，然而即便如此，英国王室以及人民，都能以优雅的姿态、和平的手段做出挽救的努力。在习惯威权强势统治的亚洲人看来，其最激烈的表现，竟是如同儿戏的首相卡梅伦的举动，他在公投前夕红着双眼表示若苏格兰独立成功，他将自杀。有比国家盛衰存亡更大的事儿吗？居然也能这么样处理。一些西方评论者也忍不住说，这是自由人行使自由意志的最高表现。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作者罗贯中没有解释几个问题：为什么必得分分合合、这是不是一种必然定律、能不能化解。 　　答案其实不难找，政权疆域的起落分合是历史的恒常现象，因为天下大势都由人而定，而人心是最难把握的。 　　不少人相信，苏格兰不成功的这一变局已经造成她与英国乃至苏格兰内部思想与情感上的裂痕。事实上， 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政治上分与合的论述一旦表面化，都必然在住民之中产生情感上的矛盾，轻者出现容易过敏的你我之分，重则家人好友也视同仇雠。 　　然而站在民主自由、尊重个人的角度， 这种差异与矛盾更应该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关键是人们如何在情理法之中保持彼此对话，求同存异，...

　　一连串的改变和宣传，让理工学院与工艺教育学院成为舆论的焦点，一个接一个的案例，说明没有大学学历也可以在职场获得足够的肯定。公务员的升迁不再看文凭，也是个突破性的宣布，自然受到许多非大学毕业生的关注。 　　这个显著的政策转变具有深远含义，试图改变社会上大学文凭至上的观念。然而一连串的宣传，不应该被解读成“大学无用论”“学历无用论”或“文凭无用论”等相反的信号。 　　类似的“无用论”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甚至在上世纪 70 年代经济正在起飞的台湾也出现过一个“拒绝联考的小子”，成为社会 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过生活，如果生命中最黄金的学习时代都是为了职业做准备，那是一种遗憾和损失。一个教育体制如果不能给学生提供工作之上的学习养分和素材，就不可能是个优秀的制度。 长时间的话题。“无用论”毋宁是一种社会升学潮压力下的反弹，与新加坡这番转变绝不相同，对思辨能力较弱的年轻人或资讯较少的部分人来说，扭转唯文凭是尚的社会风气，需慎防引发民间矫枉过正的误解。 　　 无论是国家还是世界的范围，无论是政策引导还是自然形成甚至是莫名其妙点燃的，一个潮流，往往对一两代人甚至更长远的世代带来深刻的影响，这股潮流最终发展的结果可好可坏，可喜可悲，都将要由当代的人群去承受，而其结果往往必须经历时间考验，在蓦然回首的下一个时代，才能比较准确的评说。 　　 教育思潮的转变，影响的是尚未入世乃至未定性的学子，更需要家长、教师等成年人给予足够的分析，甚至代为判断。 　　眼前比较能肯定的是，这股转变之风应该能改善大环境的压力，让教育发展更多元化，学生出路更广泛，社会文化对学历文凭的看法更有弹性。近些年来，体育学校、艺术学校、数理学校的出现，以及凭才艺优先录取中学的措施，诸如此类，其实已经标示我们对教育多元化的体认。 　　一些人观察到，年轻一代的父母已经更能接受“行行出状元”的事实，少数家长愿意让孩子根据才能与天分选择更合适的学校，时有所见。但社会大众的文凭主义心态仍然普遍，这从补习风气丝毫不减，补习费年年上涨可见一斑。因此，此次由政府带头大规模与大动作的改变，正是希望从根本上引领风气，改变对文凭主义的依赖心理。 社会固然期待这番高调推进的“运动”能使得学生升学压力减轻，家长从此不必对孩子的“钱途”过于操心，孩子也可以从此进入自己兴趣的领域发展，开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