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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5日希腊针对要不要接受欧盟提出的宽限归还贷款条件举行公投，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一反对。接下去几天，财长辞职，上任半年的希腊政府密集与欧盟谈判。全球股市受波及，酿成一波股灾。（7月8日志） 星空不分东西南北。图为东京夜景，哈哈。 　　希腊今天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接受债权人的纾困条件。连月来全球密集的新闻报道，让这个西方文明的摇篮仿佛成为即将引爆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事情当然没那么严重，这个 3000 年的古国，今天人口只有 1000 万，各方面都长期积弱，如今更濒临破产边缘，是个典型的小国，对世界甚至区域的影响都很微小。 　　今天公投结果若选择赞成纾困条件，意味着上任才半年的激进左翼联盟齐普拉斯政府，抗衡国际讨债集团的博弈策略得不到支持，势必下台；如果选民听从他投反对票的呼吁，则意味着希腊与国际债主闹翻，在彼此失去信任与耐心的情况下，违约后果最终可能逼得希腊退出欧元区。 　　世人最关注的是，一旦希腊作为第一个退出欧元区的国家，对欧元这一统一货币的前景带来什么冲击。因此为了避免成员退出的先例发生，欧元区众大哥还是可能做出让步，继续支援希腊。 　　欧元的成立本意是让市场效率在单一货币运作下发挥到极致，它在 20 年前诞生后，逐步扩大成为欧盟其中 19 个成员国三亿多人口的唯一货币。但根据经济学家构想而来的这一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成员经济体之间发展情况不一，经济和财政效率有别，加上政党政治等因素，都使得单一货币健康发展的隐忧迟迟不能消除。希腊加入欧元区的过程本身就波折不断，因为其经济体质不佳，强国担心受拖累，一直要求它改善之后才在 2001 年加入使用欧元。 　　在美国金融风暴吹袭到欧洲的 2008 年、 2009 年，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经济弱小国家，纷纷被揭穿账目作假，借贷超过欧元区成员国的规定却加以隐瞒。希腊的情况是在 2009 年底政权变天后，新政府才发现前朝掩盖了大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超过欧盟规约的好几倍。按照这样的借贷规模，等于已出现无法偿还债务的濒临破产局面，于是主权信用评级纷纷被调低，一时间引发全球恐慌。 　　今天全球股市再度面临风暴边缘，欧洲的恐慌根源正在于此。这些体质不良的国家在欧洲大一统思潮下纳入成为一员，却由于种种原因，国家运转无法跟上集团内部的大国和强国脚步，也就谈不上享受加盟的好处，反...

当代国家几乎都以民主共和自居，也都制定了宪法，但对于将民主自由视为制度内涵则莫衷一是。作为政治架构最底层的大众，必须了解坚持宪政，以及形成宪政的民主自由机制对个人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安身立命。 　　 宪政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或者说，最值得重视的危机。 　　今天是英国《大宪章》（拉丁语：Magna Carta，英语：The Great Charter）颁布800周年的纪念日，英美等国家今年以来都高度重视这一事件，历史学界纷纷举办纪念活动。 　　《大宪章》在1215年6月15日由英王约翰在伦敦郊外签署。约翰王在位时声名狼藉，与教廷和贵族的矛盾不断加剧，于是贵族联合起来胁迫他在这一天签下长达63条条款的这份宪章。主要条款是第61条：贵族委员会有权否定国王的命令，并以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剥夺其财产。而影响最深远的则是第39条，它规定任何自由人在未经法官依法审判的情况下，都不得加以囚禁、放逐、杀害或剥夺其财产。 　　这一具体概念彻底颠覆了王权治下轻贱人命的惯性行为，对后世来说，它宣告统治者依个人或少数人好恶而迫害人权的手法不容于天地，也不具正当性。它的影响在于确立了“人身保护”的法律观念，虽然中间经过不少波折，但其表述文字所传达的精神贯穿至今，成为现代法制的精髓之一，用以对抗暴君与独裁者的滥权。 　　《大宪章》在随后经过几番修改及多次重新颁布，逐步塑造后来英国的法律面貌。几百年过去，英国法律早已在后代诸多思想家的耕耘下，基础更扎实，也更复杂细致，沿用至今的《大宪章》条文也只剩下第39这一条，但《大宪章》一直被视为英国现代法制的基础。 　　从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到美国独立运动等连串历史过程中，西方知识界进一步为法制、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思想灌溉茁壮，为现代国家宪政与法制铺垫难以动摇的基石，其主要观念在于三大方面：公民权利不可剥夺、立法须免于不平等，以及行政权不可施加暴力侵害。 　　史学家也视《大宪章》为现代自由民主人权思潮的摇篮曲，除了英联邦国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宪法条文也承继其主要精神。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就被称为现代版的《大宪章》。 　　然而 对众多在二战后才独立建国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宪政主义的普及仅仅是近数十年间的事——其实大部分发达国家制定宪法的时间也不超过百年——即便知识精英，对宪政的理念也可能无法充分体会。《大宪章》所代表的宪政精神，更...

20年後與我們比較相關的事情，會出現什麼變化？中美勢力、中產階級、虛擬科技、移民火星和宗教衝突五大項，最值得關注。希望好的靈壞的不靈，20年後大家可以平安喝杯新口味的咖啡——嗯，咖啡豆是基因改良的。不要懷舊。 　　最近看了些预测性的文章，各领域都有，感觉上有靠谱也有离谱。大凡这样的内容，总能引起读者的好奇与兴趣，只要是有脉络可循的预测，大致不会偏离太远变得荒谬。 　　例如有法国漫画家在1910年预测2000年的世界，漫天都是各种各样的个人飞行工具，连消防员都可以戴着翅膀凌空灌水灭火。虽然并没有实现，但个别元素其实是合乎想象逻辑的，当然很多情况没有发生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等因素，而不是技术。 　　21世纪以来，世界确实出现加速发展的情况，甚至令当代人也要吃惊，最大的惊奇莫过于科技，有些保守的人甚至担心已经趋于失控。然而相对于科技和虚拟世界的进展，人类在政治、经济等等领域的运转模式几乎停滞不前，这直接造成世代之间思维与行为上的巨大差异，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分析。 　　简单列举几项笔者认为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也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在20年后，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中美势力 　　虽然政治上的变化比较难确定，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上已经逐步摸索出一套自身的逻辑。 　　中国在20年后将成为世界主要强权之一，它与外界互动的基础和姿态将决定其他国家的舒适程度，随着影响力的增加，民族主义能不能消减到最低程度，是邻近国家关注的。它与美国的关系对区域和平与发展有重大影响，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很大程度与中国的政体有关。 　　按照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需要，可以预期双方会努力实现和平共处，中国的人口和发展红利，加上美国的技术和资金，会在这过程中产生效应翻倍的结果，虽然近期的亚投行事件看起来似乎是激烈的角力，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确立其经济地位及美国适应之后将越来越不成问题，太平洋区域会在20年后出现各领域发展的极高峰，也是名正言顺的世界中心。 中产阶级 　　2012年达沃斯会议预测，全世界中产阶级人口会从目前不到20亿增加到2030年的49亿。可以想象到2035年，数字将超过50亿。其中大部分将出现在亚洲。摆脱贫困的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他们将改变世界经济与商品的面貌，刺激大量新品牌的诞生。个人化消费与服务模式将比现在更普及更多样化。 　　与此同时，...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的传播再度掀起的分离主义潮流，曾经引起不少当事国家的担忧与争论，分合之间总免不了各种爱恨情仇咬牙切齿的镜头。但是以长镜头来看，小国多了，对世界其实是好事。 添加图片说明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欧洲和亚洲多国都打算大规模纪念，例如亚洲最主要受害国中国有意利用机会大阅兵，宣告大国转身成强国，同时压制日本安倍政府试图借经济改革成效引发的气焰。 　　今日的国际形势与7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地缘政治关系也因为政权的不同而产生微妙的变化。东亚地区当年纯粹是列强的竞技场，除了中日和泰国，没有其他独立国家。如今仅东南亚就有10国，对照近期全球57个国家争相向中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新闻，国际政治重心已经在三代人之间发生了大转移。 　　在珍惜和平，鼓励发展的同时，人们不免好奇要问， 像过去噩梦那般的世界大战，今后能不能避免？ 　　 大规模集体战争之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强国缺乏制衡，小国缺少联盟 ，这种情况导致小国必须依附强国大国，维系主权的存在，而因为大国幅员辽阔，殖民地众多，一旦牵涉战争，即等于所有领地都涉入，两个大国的战争因而很容易变成两大集团的对抗。 　　但这种现象今日大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国际争端往往会出现指责甲国是乙国背后的黑手，或反过来乙国是甲国的帮凶，但事实上这样的关系多是基于互惠互利，或者彼此利用，其背后的考虑可能是传统历史、利益关联，或者意识形态接近。 　　二战结束以来民族国家的独立潮流，以及冷战之后出现的独立运动，造成今日世界有约200个独立国家。 　　 本文尝试提出的观念是，对世界乃至个别民族来说，和平的意义与价值重于国家体量的大小，而能在多方平衡中达成和平的，莫过于小国，就此意义而言，小国林立的状态，对世界整体的和平是有利的。 至于大国小国的定义，因为不是论文，宁可取常识为准，留些模糊空间，所谓大国，世界没几个，而且根据相对意义去认定，也有好处，举例而言，印度尼西亚从人口到幅员，肯定是大国，那么这个大国与东南亚的其他九个中小国家相比，在外交与军事决策上，需要考虑的比只有一两个邻国要多。 　　许多国家在二战之后告别殖民主义而独立，冷战之后又有一批，这些新成立的国家遭遇各有不同，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其实是把内部出现的问题局限在一个较小范围内，包括民族、宗教、经济等等，没有因为大国之间局部问题的同质性，而扩散成为大...

紀念李光耀最好的方式，是將他去政治化、去政黨化，讓他作為獨立的國家資產。但與此同時，秉持務實中肯的態度，不予以神化，也不加以污蔑渲染，讓他的一生事跡，如實記錄在歷史中。期待大家最終能意識到，無論愛之惡之，他實實在在曾經全面影響了這個國家和人民。 　　过去两星期，国际舆论对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去世做了大量报道与评论，总体而言正面评价居多，这与新加坡今日所达到与持续可见的成就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以亚细安、亚太地区与南亚地区为主的国家，都对李光耀的丧礼给予相当高程度的重视和反应，显示他虽然离开实际政府职务多年，但在国际上曾经发挥的影响力仍深受肯定。 　　从多国领袖和媒体所做的评论可知，李光耀在国际事务中的洞察与分析，长期受到认可，这自然与他长时间执政，亲身经历现代许多国际和历史事件有关，也与他个人对国际政治与外交始终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理性分析思维有关，通权达变、实事求是的问题分析，是很多国家领袖因受制于国内意见分歧而无法做到的。 　　再从过去两周国人的反应来看，李光耀所受到的肯定也远远超过批评，全国150万民众表达敬意的画面，不言而喻。 　　来自海内外的尊崇说明的是，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关系，对世界来说互为因果，他以新加坡这个平台为基础行遍天下，反过来新加坡因他周游列国的耕耘而为世人称道。 　　 正因如此，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重要资产和品牌，应该继续获得国人的重视，这一资产在国际上的意义，未来将大于在国内，如何让他持续成为新加坡在世界的品牌形象之一，无论国内政治形势如何演变，他都能代表新加坡某些方面的成就与价值观，受到世界的持续尊崇，值得进一步思考。 　　那么， 纪念李光耀最好的方式，是将他去政治化、去政党化，让他作为独立的国家资产。但与此同时，秉持务实中肯的态度，不予以神化，也不加以污蔑渲染，让他的一生事迹，如实记录在历史中，成为国家历史的主要部分之一。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难在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考陷阱，特别是本国人民易受情感因素所左右。李光耀在掌权31年、从政超过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历经反殖、合并、建国等阶段，政策上涉及语文、教育、人口、选举政治等等，有些至今仍存在不小的争议。他的强势领导风格所产生的、对他个人与国家的利弊得失，其实需要大规模客观独立的历史研究去整理，这中间无可避免将产生不同的分析、争论、质疑、辩解，但也必定将有助于描...

中国民族性的一大特点，是对腐败和欺压具有高度忍耐力。 只要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牢固而强大，经济发展不陷入长期停滞或失控，人民大体安居乐业，不公义和零星的社会火花，会在逐渐成熟的社会公益发展中得到消解，不会撼动中共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 　　观察或预测当代中国政治的演变，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信念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得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对中国民族性的把握，在这一过程中其实很重要，只是无论中国海内外论者都鲜少加入这一元素。笔者相信，缺少这一元素，是很多外国人预测中国失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周（3月7日），美国著名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提出他发现中国开始走上分崩离析的阶段，其中提出五大论据。由于沈大伟观点向以“亲中”著称，而且是资深的亚洲政策顾问，因此这一“转向”引来国际舆论关注，却也同时对他的理据感到疑惑。 　　沈大伟五大理据的提出，大部分受到包括海外华人和西方学者的质疑，相当尴尬。原因是 五个理由的说服力都很弱 。第一是越来越多富人用脚投票，向外移民，举例包括近期新闻焦点美国加州扫荡中国顾客为主的坐月子中心。其次，他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加紧在多方面压制社会，是焦虑与缺乏信心的表现。第三是以官员和学者对“中国梦”学习的麻木以及官方印刷品乏人问津，说明皇帝的新衣已经被看穿。第四是腐败风气已经弥漫全社会，连历来最猛的反腐运动也不可能移风易俗，何况这一运动被认为是一场针对江泽民庞大影响力的选择性政治清洗，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所代表的太子党其实也受到社会唾弃。最后一点是习李体制对经济的改革还未见成效，却已动到广大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简单地说，一，中国人对外移民是长期现象，尤其富裕人士，无论视为分散财富还是买保险，都不足以作为一个末日阶段开始的依据，这点很清楚，去年有数据显示，归国留学生达42万，比2008年多七倍，关键是经济政策与发展机会。二，压制手段与江、胡时代相对开放不同，只能说明统治手法的差异。三，皇帝没有穿衣服，不是第一天的事，是早已公开的事情。四，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待习式反腐，都不能否定它是广受民间欢迎和肯定的。 　　比较接近现实的只有第五点，中国经济转型不易。一旦不能成功软着陆，就业出现失衡，每年六七百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妥善安置，将影响社会及政权的稳定。而...

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场变革，而变革的关键特征就是素人在政坛上纷纷崛起。这是对既有秩序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后，试图颠覆既定秩序，做出改变的努力。素人政治相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借着激昂的情绪诞生， 获得道德上的优势，但并不保证能解决它被托付解决的问题。 素人政治的崛起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古时候的揭竿而起就是例子。 　　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世界，也在很大程度和速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形容，社交媒体是这个时代新形态的咖啡馆。 　　在大众媒介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西方社会的咖啡馆发挥让人群聚首、交换看法和传播意见的作用，在传播还不发达，公共意见受限的环境里，人们在咖啡馆里的闲言闲语、胡言乱语甚至流言蜚语，也同时成为或真或假的信息来源；经过交叉与反复的往来过程，人们得以掌握社会真假虚实兼具的脉动。 　　拜传播科技之赐，今天无远弗届、随时连线的虚拟社区，其功能已经远远超越咖啡馆，其互动与创新，更足以改变和颠覆政治生态。 　　社交媒体在政治上的功能，除了群众动员与交流的能量被无限放大， 对能够有效操作社交媒体的人，甚至可以经由不同的应用，获得倍数计算的优势。 这点在两个月前台北市长选举过程，得到最好的验证。 　　没有政治经验的柯文哲透过社交媒体的运作，短时间内在青年选民中间建立起支持网络，影响力迅速扩大。这虽不是胜选的唯一原因，却是很关键的一个。 　　台湾《新新闻》周刊总结柯文哲与败选的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的经验时就指出，为连胜文辅选的总统马英九是Web1.0，只能阅读，不能互动；比较年轻的连胜文则是Web2.0，可以和选民产生一定的互动；但是55岁的柯文哲却已经进化到Web3.0，不但能与选民互动，还能开放自己的应用程式界面，让选民直接参与自己的竞选活动，提供大量援助，也因此，柯文哲的竞选支出少很多。 　　 柯文哲现象也说明，从政关键不是年龄，是能否得到网络世代的支持，发挥社交媒体的巨大效应，这完全颠覆了传统选战的造势手段，让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向虚拟化跨进一步。 　　 虚拟化的网络让很多政治上的“素人”得到过去不可能出现的胜利机会。 借自日文的“素人”一词是相对于专家而言，在政治上的素人泛指没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和奥援，不曾正式踏入政坛或只在小范围内参与政治的人。同样不久前当选的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甚至更远一些...